北京
（來源：天津日報）
轉自：天津日報
2026年3月出版的《考古天津：歷史文化散論》，是考古學家陳雍先生三十余年學術思想的系統呈現。這部著作超越了個人論文集的范疇，其獨特的編排體例與深邃的思考，為讀者提供了一個認識天津城市歷史的“觀看”視角。
全書以“問津”為綱，后四章“訪山”“探河”“尋城”“踏海”，為讀者鋪陳開一條天津轄域內“從燕山走向渤海”的空間路徑：“最北端是燕山南麓的薊州山地，中部為京杭大運河貫穿的沖積平原，核心在三岔河口的城市聚落，東部面向渤海之濱”。書中還揭示了其分布規律：“年代越古老的遺存，越靠近燕山；年代越晚近的遺存，越接近渤海。”
這樣的空間縱深，讓人不禁產生了疑問：為何大眾熟知的天津歷史，是從明代“設衛筑城”講起？考古學的視野，卻望向古老的燕山？其實，這體現了兩種認知歷史的根本分野：我們熟悉的天津六百多年“建城史”，依據的是傳統歷史學對“建置”的文獻記載；而考古學發掘研究的依據，是天津轄域內最初人類活動的物質痕跡。
在考古學的認知視角下，城市空間路徑的更迭，宛如一個人的生命史。它的“童年”蹣跚于燕山南麓的舊石器時代；它的“少年”在京杭大運河沿線的平原上，學會定居與耕作；青年期，以“衛城”之名快速成型，骨骼變得堅硬；及至“壯年”，則擁抱渤海，匯入廣闊的世界海洋文明網絡。而這一過程的核心動力，是“自然地理變遷和國家軍事、漕運、海防需求的共同作用。”
這也讓我們辨清了，“建城史”與“城市生命史”是不同維度的兩種敘事。前者講述的是城市“成年”后的簡歷，而“城市生命史”則通過考古學的叩問地層，補齊了其“童年”與“少年”的成長檔案。
然而，建立“城市生命史”檔案，需要扎實的學術預判和持久的實踐毅力。在書中，作者回憶了天津舊石器考古的重要節點：“1990年在天津從事考古工作，開始系統研讀天津考古遺存材料，并梳理其與環境的關系，進而萌生了到天津北部找舊石器，在天津東部搞海岸線變遷的想法。”
“2005年春天，調查工作終于啟動，并且一下子找到了27處舊石器地點”，考古學家張森水先生曾經評價“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次發現填補了以省、直轄市為單位的舊石器考古的空白。這不單在天津的舊石器考古上，乃至在中國考古學史上，都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2015年，新發現舊石器地點14處，采集石制品千余件。”當這些遺存年代測定為十萬年至一萬年時，不知這些“上山下海”的考古人，笑聲與淚水哪個更多？
至今，經過天津幾代考古人七十余載的不懈努力，一部遠比文獻記載悠久的天津城市考古檔案已然匯集成帙：“十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四千多年文明史、千年以上城市史，一百多年近代化史和革命斗爭史。”由此，“天津故事”不再只是地方掌故，而成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所構建的“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宏大敘事中的一個地方性表達。
文本的意義，唯有在讀者的閱讀中才真正發生。而這部書在字里行間，還留下許多思考空間，等待讀者帶著自身的知識、經驗，去完成自己對“天津城市生命史”的理解。
同樣，一座城市的意義，也需要更多人的參與和建構——考古人發掘物質遺存，媒體人傳播大眾，學生走進博物館，孩子站在遺址前發問。每一個人都是續寫這座城市故事的執筆人，因為城市的根基，遠比我們已知的更為深厚，而城市的生命史，也遠沒有講完……
（作者為天津海河傳媒中心紀錄片導演、民進天津市委會藝術與出版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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