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12日這一天里，有兩個女星接連發律師聲明——

白鹿和馬思純。

前者告黑，后者維權，雖然事兒不一樣，但協助發聲的機構都相同——星權律師事務所。

提到星權，吃瓜群眾應該不會陌生——在內娛，星權幾乎成了明星維權的“固定搭子”。

不過，很多人的疑問是，一家并不算老牌的律所，為什么能拿下這么多明星客戶？為什么它代理的不少頂流經歷塌房風波之后，依然有大量藝人繼續找它？

對此，某業內知情人士汪純（化名）向「文娛春秋」透露，星權之所以能得到明星青睞，很大程度上是用了一套“零基礎全風險代理”的模式，在吸引娛樂客戶上有一定的競爭優勢。

北京星權律師事務所成立于2015年，創始人為朱曉磊。

朱曉磊是山東煙臺大學法學院2001級學生，2008年碩士畢業后，在北京做起了實習律師，是不折不扣的“北漂”。

上述知情人汪純對朱曉磊的評價是：很拼，也很會開拓市場，“他以前應該是在山東讀的大學，之后背著包來北京闖蕩，挺典型的北漂律師。”

早在2009年，朱曉磊就盯上了一塊當時還沒人認真做的市場——藝人們的名譽維權，在當時執業的律所牽頭辦了一個“演藝維權中心”，專門承接名人維權的案子。據說，當時朱曉磊常留意報端雜志上的一些明星報道，在掌握了侵權情況后，就想辦法聯系到該藝人團隊。

在星權掛牌前后，朱曉磊就因代理了李連杰訴大旗網、向華強訴人民網等名譽權案在圈內有一定名聲。后來，楊冪、劉詩詩、吳奇隆等陸續出現在他的客戶名單上。

朱曉磊還上過《天天向上》，對著鏡頭講網絡暴力里的法律常識。

對很多藝人團隊來說，打官司既麻煩，也不一定劃算，尤其是名譽權、肖像權案件，賠償金額通常不高，最后判下來幾萬塊錢，公開道歉下，賬面上未必好看——所以，“值不值得折騰”就是考量之一。

而朱曉磊和他的星權，則把這個門檻“打下來”了。

汪純向「文娛春秋」透露，星權能快速打進藝人圈，一個重要原因是不少案子都采用了“零基礎全風險代理”模式。

什么是“零基礎全風險代理”？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律所先免費幫藝人打官司（有時候甚至墊資訴訟），打贏了，再從賠償金里分成；打輸了，藝人一分錢不掏。一定程度上，這有點像是律師行當里的“分傭”模式。。

這對藝人團隊來說，是劃算的。畢竟不用先花一大筆律師費，贏了還能拿賠償，還能讓黑粉道歉，順便給粉絲一個交代。試一試，好像也沒什么損失。

在律師界，這個模式不新鮮，也不是星權的發明，但很多律師不愿意這么干。汪純透露：“律師的勞動本身就有價值。你不能說案子輸了，前面的智力勞動就不算錢了。很多律師不是太接受這個模式。”

對律師來說，前期要看材料、做取證、查主體、寫文書、跑程序、和法院溝通。一旦輸了，時間、人力和精力，基本都打了水漂。

汪純認為，法律服務多少帶點“半奢侈品”的意思——日常遇上糾紛，大家習慣私下擺平，誰也舍不得先掏一大筆律師費，去打一場不知輸贏的官司。

星權能夠接受不要這筆前期款，藝人自然愿意試一試。只要有一個有分量的藝人嘗到甜頭，消息就會在藝人和經紀人圈里口口相傳，后面的人跟著就來了。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當案件越來越多時，律師和法律服務機構究竟能投入多少精力去研究每一個案件？當維權越來越標準化、流程化，個案處理質量是否會受到影響，這也是值得關注的問題。”汪純坦言。

不過，對星權來說，藝人維權不再是一個個孤立案件，而是一套可以互相借鑒甚至復制的流程——標準化了。有些起訴，是藝人發起，比如某自媒體侵權，但不少案件都是星權主動發起。

單看一樁，錢不多，最多幾萬塊加公開道歉；可一旦是大面積侵權，案子“走量”攢起來，數目就比較可觀。何況很多這種案子根本走不到公開宣判，訴前靠調解、仲裁就非公開地了結了，算是一塊“穩定的現金流”。

這也是為什么明星并不一定在乎那幾萬塊錢，但律所和團隊依然愿意推進。藝人在乎的是名譽和商業形象，律所在乎的是批量案件的回報，經紀公司在乎的是給粉絲和品牌一個態度。

各取所需。

朱曉磊

星權真正做的生意，不只是法律服務，還有一種確定感。

藝人一出事，最先亂起來的往往不是外部，而是內部——粉絲催工作室，工作室催宣傳，宣傳催法務，經紀人催律師。品牌在觀望，平臺在看風向，對家粉絲在添柴，營銷號在等第二波流量。

這時，一份律師聲明（或是律師函）就像創可貼，它不一定能解決傷口，但至少能讓流血的傷口暫時止血。它有法律功能，但公關功能更明顯。（事實上，律師聲明和律師函不一回事，前者是發給不特定的大眾，后者則是只發給特定的某一方，但本文不做區分。）

律所發聲把藝人本人往后撤了一步，不是明星本人出面，而是律師以第三方身份出來說話。語氣嚴肅，格式規范，蓋章醒目，天然自帶一種“別鬧了，我們要動真格”的氣勢。

尤其在飯圈語境里，律師代為發聲本身就是一種“態度”。如此一來，工作室可以交差：“我們一直在保護藝人。”粉絲會跟黑粉說：“看見了嗎？已經要告了。”

不過，這招用多了，問題也就來了。

藝人委托律師發聲，不能說明藝人一定清白；它只能說明某些言論可能涉嫌侵權，不能證明所有爭議都不存在；它更不能替代事實調查。

比如，2021年吳某某性侵事件，就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讓星權的律師聲明成了笑柄。

當年事件發酵初期，吳某某方面曾通過星權發布嚴正的律師聲明，完全否認相關指控，并表示將追責。后來的事兒，大家都知道了。

但站在律師角度，有另一層復雜性。在較短時間內律師并不能洞悉所有事實，客戶給什么材料，律師就基于現有材料判斷。如果藝人沒有告訴律師全部事實，律師不一定能預判后續反轉。

汪純向「文娛春秋」表示，律師作為代理人，很多時候只能根據客戶提供的信息和證據來寫聲明：“藝人團隊強烈要求發，律師前期若沒看到明顯風險，無法說服藝人團隊，也不得不配合發。”

朱曉磊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認為，“如果（律所）對虛假內容并不知情，僅依據藝人的單方面陳述發布聲明，通常無需承擔法律責任。若藝人的虛假陳述給經紀公司或律師造成了損失，后者有權向藝人追償。”

這在職業邏輯上可以理解。但在輿論邏輯中，公眾很少區分“代理客戶發聲”和“為客戶事實背書”。當律師用高度確定的語言介入一個信息不完整的娛樂事件時，他很難只停留在“代理人”的位置上。

如果事情順利，它就是武器，如果事情反轉，它就是回旋鏢。

不過，在吳某某、李某某等頂流塌房后，星權雖然成為一時的眾矢之的，但沒有影響它的生意，明星藝人還是絡繹不絕的上門。

汪純向「文娛春秋」分析，首要原因就是它用零基礎全風險代理模式，降低了藝人團隊的決策門檻。其次，律所的負面在圈內的實際影響，和外界的直觀感受之間，本就有偏差——“就像一個大品牌出過公關危機，后頭照樣也有人買”。

至今，星權代理了上百位藝人的案件，早在2018年，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星權律所高級顧問丁相順就曾透露“娛樂圈三分之一的當紅明星都是他（朱曉磊）的客戶”。

外界看星權，最容易看到的是明星律師聲明——他們確實愛代替藝人發聲明。

而在業內，不少律師對星權頻繁發律師聲明的行為多有質疑，也有的甚至不屑。

在他們看來，很多娛樂事件初期信息都不完整。藝人團隊情緒很急，粉絲壓力很大，輿論變化很快。律師如果貿然站出來，用非常絕對的語氣說“嚴重失實”“惡意造謠”“將追責到底”，后面一旦出現新事實，律所自己的信用也會跟著受損。

“律師聲明是一把雙刃劍。”律師語言天然追求確定性。但在輿論場里，沒有什么事兒是真的確定的——雖然大家都在調侃“微博升堂”，但社交媒體畢竟不是法庭。法庭講證據鏈，輿論講情緒、時機、觀感和反差。

一個律師覺得沒有問題的表達，到了微博上可能就變成挑釁；一個律師覺得足夠克制的措辭，到了粉圈可能被當成沖鋒號；一個律師以為能平息爭議的聲明，反而可能把事情重新送上熱搜。

這幾年，很多藝人團隊其實都吃過這個虧。

有些事本來已經降溫，聲明一發，等于把網友重新叫回來圍觀；有些事本來是小范圍爭議，聲明一發，大家開始考古、截圖、扒舊料。還有些事，藝人團隊想要的是“嚇住對方”，但公眾看到的是“你急了”。

對此，朱曉磊2025年7月在接受《中國新聞網》采訪時，也曾做過反思，他說，“從藝人、公司的角度，聲明不服眾，民事訴訟的周期過長，而謠言對藝人的傷害過大，動輒數億人次瀏覽量，僅能通過報警的方式來快速表明自身態度。長此以往，維權成本將不斷攀升，不僅耗費巨大的時間、精力和金錢，也可能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

當然，明星有權維護自身名譽權、肖像權，造謠、辱罵、盜圖、AI換臉，都應該付出代價。普通人也不能因為對方是明星，就覺得自己可以隨便攻擊。但另一邊，明星也不能把律師聲明當成萬能盾牌。

當維權對象從惡意商業侵權者逐漸擴展到普通公眾時，社會自然會追問：“除了訴訟之外，是否還有教育、提醒、整改等更合適的解決方式？訴訟是否一定是解決問題的最佳路徑？”

而且，網上打嘴仗的粉絲、黑粉，很多都是學生，有的甚至是未成年人……在追星文化和社交媒體高度發達的背景下，僅僅因為表達喜愛、參與討論或者分享內容而卷入法律程序，即便最后只是和解、撤訴或者承擔少量賠償，也可能給他們帶來長期的心理壓力。

在實際案例里，有的律師遇到過某明星告黑粉，但該“黑粉”前來咨詢是否會影響考公的情況。所以，部分律師認為，在強調明星權利得到保護的同時，未成年人、公眾教育以及法律謙抑原則，同樣值得重視。

的確，公眾有合理質疑的權利，媒體有監督報道的空間，消費者有評價藝人商業行為的自由。真正該被追責的，是造謠、侮辱和惡意侵權，而非所有不順耳的聲音。

星權正好就站在這條邊界線上——它既是明星維權的工具，也是藝人公關的某種附屬配件；既幫助藝人對抗侵權，也因為過度卷入輿論戰而不斷消耗自己的信用。

如何拿捏分寸，可能就考驗星權掌舵人朱曉磊的智慧了。

撰稿｜筱熙

策劃｜文娛春秋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