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這些年，見識過不少離奇的“執法”案例，但是像河南泌陽這樣的“騷操作”，的確還是讓我驚掉了下巴。
從2025年7月到2026年1月的半年時間里，21輛來自全國10個省市的冷凍貨運車輛，目的地原本是廣東、廣西、湖南等地，卻不約而同、南轅北轍式的“偏航”千里，齊刷刷開到河南泌陽的高速出口。
更神奇的是，車輛剛一下高速，當地市場監管部門便“準時”出現，以涉嫌未經檢驗檢疫為由，將所有貨物悉數查扣。這場堪稱離奇的“守株待兔”，隨著6月15日泌陽縣聯合調查組的通報，事件真相漏出了冰山一角：縣市場監督管理局原局長王磊、綜合行政執法大隊三中隊中隊長張興已被采取留置措施，案件正在深挖徹查之中。
梳理整個事件鏈條，處處透著“精心設計”的痕跡：司機均通過貨運平臺，以低于市場價三成的價格接單，偏航后統一以“開錯路”為由搪塞，事后大多放棄運費直接失聯；執法部門次次接到匿名舉報便“雷霆出擊”，查扣理由高度一致；貨主持完整檢疫證明前來認領，卻被拖延出具檢測報告、設置各種程序障礙，最終貨物因長期滯留過期變質，被按“無主貨物”低價拍賣或銷毀。
從低價誘騙貨主下單，到司機離奇“偏航”，到精準舉報執法，再到程序刁難迫使貨主放棄，最后處置貨物變現，整條利益鏈環環相扣，與其說是市場監管執法，不如說是一場設局收割的“詐騙”套路。
這種“詐騙式”的趨利性執法，比單純的貪腐危害更甚。它直接侵害的是市場主體的合法財產權，千里奔波的貨主莫名蒙受巨額損失，合規經營卻陷入“自證清白”的死循環；它嚴重破壞的是地方營商環境，一個縣城的市監部門竟敢對跨省貨運車輛“詐騙式”圍獵，誰還敢途經此地、投資此地？
更根本的是，它啃食著法治的根基——公權力本應是市場秩序的守護者，一旦異化為逐利的工具，執法程序淪為牟利的手段，公眾對法律的敬畏、對政府的信任便會隨之消解。當執法者自己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線，比普通違法行為的示范效應更惡劣。
前幾年，一些基層執法部門以罰代管、趨利執法的現象時有發生，有的下達罰款指標，有的搞“辦案大比武”，有的與中介勾連分成。這些問題背后，既有財政供養壓力下的創收沖動，也有權力監督制約的缺位，更有執法程序不透明留下的操作空間。冷凍肉品這類貨物時效性強、異地維權成本高，恰恰成了某些人眼中“最好拿捏”的對象——貨主耗不起、拖不起，最終只能認栽止損，這也正是此類套路能夠屢屢得手的原因。
如今，兩名負責人被留置，是調查的重要進展，但遠不是終點。公眾期待的不只是處理一兩個人，而是徹底查清整條利益鏈條：低價接單的背后是誰在操控？匿名舉報的源頭來自哪里？查扣貨物的拍賣所得流向何處？是否還有更多人員參與其中？只有把每一個環節都曬在陽光下，把所有涉案人員都繩之以法，才能真正形成震懾。
如果說泌陽這場鬧劇，是“騙進來”模式，那么社會上詬病已久的“遠洋捕撈”式跨省執法，就是同一種邏輯下“殺出去”的模式。
當年引發巨大爭議的湖南永雄案，正是后者的典型縮影。某地執法部門以本地個別疑似“做局式”報案為由頭，借助管轄權規則的模糊地帶，跨省出擊，以刑事手段介入民事范疇內的法定債務催收糾紛，隨后大規模凍結企業賬戶、帶走從業人員，最終導致一家年納稅上億元的民營催收企業，因執法沖擊而直接破產倒閉。
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也是最基本的安全感來源。從縣域設卡的守株待兔，到跨省出擊的遠洋捕撈，逐利執法的形態在變，但對法治根基的啃食沒有區別。
執法權姓“公”不姓“私”，絕不能成為部門牟利、個人斂財的工具，既不能在本地設卡“薅羊毛”，也不能跨省出海“撈大魚”。對于類似的事件，不僅要徹查個案、追責到人，更要以此為戒，完善執法監督機制，厘清跨省執法的管轄邊界，規范自由裁量權，斬斷執法與利益的勾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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