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手機，能拍出好電影嗎？能拍出多好的電影？

第28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青年新銳影像計劃（SIFF ING），今年全新推出“手機電影創作營”，試圖打破影像設備的束縛，以更靈活、多元的方式，助力青年創作者探索影像創作的更多可能。昨天，創作營迎來了“結業典禮”，卓亦謙、屈楚蕭、高偉喆三位導師和10位學員使用手機拍攝的短片在MOViE MOViE 影城（前灘太古里店）與影迷正式見面，共同呈現了手機影像的鮮活表達。

三位導師向影迷介紹手機短片的創作過程

導師示范，輕盈鮮活

“作為喜歡拍攝的人，從念電影學院開始，到成為專業人士，都會千方百計用最輕量的器材，拍出最多東西。從前的八厘米攝影機，到輕型DV機，再到今天的手機，每一代人都是如此，這個興趣仿佛本來就存在于每一個拍片仔的血液之中。”香港青年導演卓亦謙拍出過《年少日記》這樣的“大片”，但這次手機拍攝他選擇“輕裝上陣”。“這部《你，看見什么？》，劇本寫了一天，大約五百字。由于演員檔期限制，實際拍攝也僅用了一天。”卓亦謙稱自己是“游擊”式的實驗拍攝，沒有收音師，僅依靠手機在城市中不停行走和拍攝，“找回了學生時代一個人在街上觀察、思考的青春感覺，還有鏡頭的‘呼吸感’。”

攝影師高偉喆拍過《狗陣》《革命者》《東極島》《我和我的祖國》《金剛川》等大片，是管虎導演的御用攝影，但他同時具備豐富的手機攝影經驗，掌鏡完成的Apple新春大片《碰見你》當時就被認為“顯著提升了手機短片的‘電影感’。”這次，他交給上影節的作品是《困在盒子里的媽媽》。昨天，五分鐘短片放映結束，影院里不少人在悄悄抹淚。“我也是一個母親的兒子，是一個成為母親的妻子的丈夫。”導演說這是自己送給家人的一份精致的小禮物，“主創團隊很‘小’，全是在校生，包括編劇、攝影、美術、作曲及聲音等。”也就是說，哪怕極短的周期和低成本團隊，但只要結合個人情感與社會觀察，并且嫻熟地運用視覺語言，就產出具有高藝術價值和情感深度的作品。

學生作品，各有所長

當天，10 部訓練營學員的作品也完成了放映，接受了影迷的檢閱。它們有的以“鬼故事”為外殼，實質探討記憶與存在的哲學命題；有的通過一名八歲男孩的視角，呈現其對妹妹死亡的沉默創傷及自我療愈過程；有的講述 AI 伴侶選擇與瀕死主人共同走向終結的故事，追問技術倫理與情感本質；有的利用手機的輕便性，在無法封路的真實移動車廂與幽閉隧道中，完成了五分鐘的一鏡到底長鏡頭……作品主題和氣質各有不同，質量也確有高低之分，但所有年輕創作者，都以最敏銳的視角捕捉生活，用最真摯的情感傳遞表達，釋放了無限的創意可能 ——一部手機，也能拍出好電影。

手機拍攝的短片同樣引人入勝

《躲貓貓》的導演韓雨岐分享經驗說：“手機拍攝輕松實現了床底、窗簾后、積木城堡等狹小或非常規機位，大機器無法抵達的物理場景，得以成為敘事支點。”《囍》的導演蔡泓鋒總結說，手機的便攜性瓦解了傳統攝制組權力結構，導演、攝影、燈光界限模糊，“這使創作重心從技術控制轉向即時共情與信任構建。”他將自己不斷與演員聊天的過程定義為導演素養的提高，“導演的協調力與人文敏感度，優先于技術霸權。”《無痛失憶》的導演徐響也說，設備輕量降低了非專業演員的緊張感，“近距離拍攝反而促進自然狀態，提升了真實感。”《空椅子》將復雜情感濃縮在一段雇傭關系結束前的半小時內，導演吳欣宇回憶在西岸濱江拍攝的過程：“母女在江邊行走的場景中，雖然兩人物理距離很近，但利用手機的四倍長焦功能，鏡頭分別單獨拍攝兩人，我們想營造出‘看似不在一起但語言親密’的微妙張力，表現即將分離的復雜情緒。”

記者手記：捕捉Al無法替代的東西

昨天，13 部展映短片，經受住了大銀幕的檢閱。而且，我們欣喜地看到，車廂、床底、隧道等局促場景，催生出了新的微空間敘事，物理壓縮倒逼敘事凝練與構圖張力；看到青年創作者的鏡頭運動（跟拍、升降、變焦）嚴格匹配人物心理狀態與戲劇情境張力，并未出現形式上的喧賓奪主。手機不是傳統攝像機的替代，更不是降級，而是觸發新的語法——手持紀實感、即時反饋、物理輕便性共同催生了結構松動、表演去雕飾、影像留白的當代短片范式。

更令人欣喜的是，年輕的創作者們站在移動影像創作的前沿，以他們的作品展示了“人“的力量，無論是創作者的個人記憶、素人的本真狀態，還是對社會心理的微觀洞察，都指向一種更具人文溫度和實驗精神的電影新語法。拍完《空椅子》，哪怕真切地意識到 AI 技術正在迅猛迭代，吳欣宇和他的伙伴們在西岸合影留念時，大喊的是他們工作群的名字“永遠拍電影”，著實令人動容。高偉喆在接受采訪時動情地說：“在AI可以生成任何畫面的時代，手機攝影反而成了一種‘真實’的錨點。它隨身、即時、未經算法過度修飾，保留著影像最珍貴的在場性與原生性。我想用手機去捕捉那些AI永遠無法替代的東西——人與世界之間最直接、最誠實的相遇。”

原標題：《一部手機，就能拍出好電影？上影節“手機電影創作營”展示首批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