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現在都說1962到1972年出生的這代人，是開了外掛的天選之子，躲了最苦的物資匱乏期，踩中了高考恢復、畢業包分配、城鎮化紅利所有風口，簡直是攢了幾輩子好運才有這待遇。但事實真的像網上說的那樣嗎？看完過來人的真實經歷，你就會明白，哪有什么天生的躺贏，不過是咬著牙扛過了所有難而已。

很多人不知道，那時候想參加高考，還得先過預考這一關。這個制度從八十年代初一直持續到九十年代，預考名額按學校上一屆的升學人數乘系數分配，一百個畢業生里，往往只能選出十個人拿到高考入場券。1962到1972年出生的這代人總共有兩千五百萬左右，1984年全國高校加中專招生才五十萬到七十萬，最終能走進考場的也才一百五十萬人，一大半人連高考的門都摸不到。

紀老師是1967年生的，17歲就參加了高考，生在新疆長在新疆，父母都是南京大學畢業的。1962年他父母畢業趕上國家分配，直接被分到烏魯木齊，那時候火車還通不到烏魯木齊，先坐到哈密再轉汽車，一路折騰好久才到，分配去哪里，根本由不得自己選。

那時候都說畢業包分配是天大的福利，可包分配不是想去哪就能去哪，還有個政策叫哪來哪去，紀老師從新疆考出去，畢業本來就得回新疆，還是后來讀了研才躲開了這次分配。包分配的崗位也不全是舒服的機關單位，很多人直接被安排去修水壩、去農村、去三線基建項目，條件艱苦到現在的年輕人根本想象不到。

那時候大學畢業確實有干部編制，可體制內掙得不多，晉升全靠熬工齡，遠不如下海做生意賺得多。國家鼓勵搞活經濟之后，才有了闖市場的九二派，可這些都是后人回頭看才總結出來的，當時誰能知道未來會有什么機會，那代人也有屬于自己的迷茫和焦慮。

紀老師當年去北京北師大讀研究生，不用交學費，每個月還有二十五塊錢的助學金。17歲從新疆坐綠皮火車去北京，整整坐了七十二個小時，連臥鋪都買不起，能搶到一個硬座就已經謝天謝地了。東北來的同學還要在北京轉車，轉車經常買不到座，連站七十二個小時都是常事。

那時候坐長途火車，能擠到座位底下睡覺已經算幸運了，至少能把腿伸直，幾個同學還輪著睡。男生擠不進去就挪開行李躺行李架，雖然窩得慌還容易掉下來，但總比一直站著強。那時候大家都沒坐過臥鋪飛機，不知道還有更舒服的出行方式，所有人都這么過來，也就不覺得苦。

別說出行，那時候連吃飽飯都是講究定量的。新疆上學的時候，每個月糧食定量三十斤，還要憑糧票買，百分之七十都是苞谷面，大米一個月只有兩斤的配額，多一兩都買不到。后來去北師大讀書，飯票都分成粗糧票、細糧票、米票，全是按人頭定量發，不夠吃就找女生勻，女生飯量小吃不完，都會大方給男生，也不用還錢，沒人在乎這點小事。

和更早出生那輩人比，他們確實躲過了上山下鄉，趕上了恢復高考，可那時候根本沒有補習班，想讀書全靠自己自覺，沒人盯著你催你，能堅持下來抓住高考這個機會，全靠自己拼了命往出闖。那時候大家也沒想過以后要當大官賺大錢，能抓住讀書改變命運的機會就已經很知足了。

那時候工資都是全國統一價，內地的大學畢業生剛畢業一個月五十六塊，新疆有補貼能拿七十多，不管分到哪里都是這個價，后來慢慢才有了獎金津貼。所有人工資都差不多，沒什么太大的貧富差距，就是低水平的平均而已。那時候結婚的標配是三轉一響，手表、自行車加收音機，這就相當于現在結婚要有房有車，能配齊就已經很有面子了。

紀老師那時候上大學窮，喜歡拍照，偶爾去婚禮當二級攝影師，一天能賺四百塊，攢錢還打算做一個叫婚禮上的父親的系列，他說那時候大部分父親嫁女兒都會掉眼淚，看著特別觸動。現在他說自己女兒結婚，只要孩子喜歡，他就支持，根本不會要求對方必須有房有車，孩子過得舒心比什么都重要。

現在很多年輕人吐槽就業難，說前輩把好位置都占了，十個本科生里有六七個都擠著考公考研求穩。紀老師那時候沒人看得上考公，那時候闖一闖就能進大廠，機會多的是，現在環境不一樣了，大家求穩也沒什么不對，都是跟著環境走。那代人骨子里就信日子會越來越好，愿意賭長期，愿意不停學新東西。

九十年代初，好幾個天文專業的博士生，還主動報名去學計算機函授，那時候沒人知道計算機是未來的風口，就是覺得自己知識結構有缺漏，想多學點東西。那時候誰都不理解，覺得放著好好的博士不讀，學這個沒用，誰能想到幾十年后，當年攢下的本事成了最吃香的能力。說白了，哪有那么多剛好踩中風口的幸運，不過是這群人從來沒停下成長的腳步。

這代人從物資匱乏的縫隙里長出來，趕上了教育重啟的機會，闖過了市場經濟的大風大浪，現在步入老年，還要扛著家庭壓力，學著跟上數字時代的腳步。沒有天生的順遂，哪有躺贏的人生，他們接住了時代的饋贈，也扛下了所有轉型的陣痛。與其說時代優待了他們，不如說他們用自己的堅韌，撐起了那個轟轟烈烈的時代。如果你剛好是1962到1972年出生的一員，真該給自己跌宕的半輩子點個贊。

參考資料：人民日報 《時代浪潮下的共和國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