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夏至，又逢端午假期，節(jié)氣節(jié)日交匯，別有清味。

夏至陽極，萬物蕃秀；端午扶陽，蘭湯沐浴。二者相鄰，自古以來便被視為天地氣交、陰陽轉(zhuǎn)換之機。民間食粽插艾、佩香系縷，既有順時攝生之智，亦寄祛疫迎祥之愿。此時，日光最盛，草木最香，人心最是溫存。

今天，本版約請專家學者，與讀者一同在悠長天光里，品千年節(jié)俗的深邃與馨香——展紅色家書，體味信仰之真；讀《離騷》，感屈子襟懷之廣；看今人一針一線縫制香包，悟手作的鄭重與溫度；將艾草花束扎出新意，演繹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的輕盈轉(zhuǎn)身；閱《端陽故事圖冊》里的舊俗清雅，見風俗之本真，讓端陽清芬，繼續(xù)滋養(yǎng)今人的精神世界。

——編 者

翰墨里的家國情

孟慶星

龍舟競渡，粽葉飄香，又逢端午。千百年來，端午佳節(jié)既蘊藏著豐厚的文化內(nèi)涵，也沉淀著穿越古今的精神力量，家國情是其中尤為厚重的一部分。

97年前的端午，21歲的陳景星辭別母親，從遼寧遠赴江蘇南京金陵大學求學。在校期間，他毅然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從此踏上革命道路。一年后，革命形勢惡化，時任南京市行動委員會委員的陳景星，主動放棄暑期返鄉(xiāng)的機會，留在南京參與領(lǐng)導革命活動。這年端午剛過，或許預料到前路艱險、隨時可能犧牲，陳景星給遠在千里外的母親寫下一封發(fā)自肺腑的長信。

“母親，你為我挨了很多的累，吃了很多的苦……然而慈母愛兒的親熱，我能如何答報呢？不過母親我敢說，你的兒子在外邊，處處方面都是在作(做)人，不敢一點松懈。我常想，我若是讀了很多的書，不能為社會上的被踐踏的人類謀些幸福，那我怎能對起母親呢？怎能對起母親疼兒一場呢？!”泛黃信紙上，端莊秀雅的筆跡工整排布，字字凝結(jié)著游子對母親的深切思念，更彰顯著青年志士救國救民的遠大抱負。這封信寄出兩個月后，陳景星壯烈犧牲。一筆一畫皆是心境，一撇一捺盡顯風骨。今日再讀這位雨花英烈最后的家書，筆墨之間，孝親之情與愛國之志融為一體，讓深沉的家國情懷歷久彌新。

端午提筆寄情的動人故事，在烽火歲月中不斷上演。1948年6月10日，即江竹筠(江姐)被捕前4日，身在重慶萬縣的她寫下一封家書。信中寫道：“近來你們還過得好嗎？明日端午了，‘每逢佳節(jié)倍思親’，今以思親的心情特給你們這封信并遙祝你們的快樂和健康。”質(zhì)樸平實的字句，滿溢著對親友與家人的惦念；舒展流暢的筆跡，勾勒出她歷經(jīng)風雨卻意志堅定的模樣。薄薄一紙家書，既飽含脈脈溫情，更折射出共產(chǎn)黨人堅守信仰的篤定，讓“小我”與“大義”相映生輝。

隨著革命形勢不斷發(fā)展，勝利的曙光漸漸照亮華夏大地。1949年端午節(jié)夜，身處歷史轉(zhuǎn)折點的渡江大軍西集團第二野戰(zhàn)軍第十八軍政治部秘書袁志超，給遠在山東臨沂老家的弟弟寫了一封長達6000多字的家書(局部見圖，中國人民大學家書文化研究中心供圖)，詳細講述了自己渡江前后的所見、所聞、所思。在信的結(jié)尾處，他寫道：“今天是端午節(jié)，你們在家很熱鬧吧!我現(xiàn)在又兼作(做)指導員的工作，所以更忙一些。新中國就要誕生，希望你還是多學習文化，以后好多為人民服務(wù)。就是在家?guī)椭N田，也別忘了讀書。”這封珍貴的“渡江來信”，通篇拋開個人離愁，字里行間皆是革命志士的勇毅擔當和對家國的美好期許，盡顯共產(chǎn)黨人的質(zhì)樸本色。

一封封在端午節(jié)寫就、發(fā)出的紅色家書，一方面表達了對“家”那份熱切而深厚的眷戀，同時又把這份情感升華，與國家、民族的命運聯(lián)結(jié)在一起。書法領(lǐng)域素有“書品即人品”之說，透過這些書信文字，不難想見書寫者的精神境界和高尚人格。這份心懷家國、情系蒼生的精神追求，實際上源自中華民族綿延千年的文化血脈。

2000多年前，屈原懷石赴汨羅，用最決絕的方式將“家國”二字刻進端午的精神底色里；這家國情懷又浸透、流淌在浪漫熾熱而浩蕩的楚騷文脈中。先秦時期的楚文化是整個長江流域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它既具有浪漫、瑰麗、神秘的地域特色，又具有大象無形的開放氣度、一鳴驚人的創(chuàng)新意識、九死未悔的理想信念等文化特征。以《離騷》為代表的楚辭文學作品，不僅以獨特筆法將創(chuàng)作者的內(nèi)心世界與客觀自然聯(lián)結(jié)起來，還表達了對家與國的思考，后世文人墨客很容易與之產(chǎn)生共鳴。北宋蘇軾曾在《楚頌帖》中寫道：“屈原作《橘頌》，吾園若成，當作一亭，名之曰‘楚頌’。”盡管此帖真跡現(xiàn)已不存，但蘇軾對屈原的敬仰之情卻因此廣為傳播。

宋代以后，以蘇軾為楷模，一批書法家創(chuàng)造性地將楚辭文學意境，轉(zhuǎn)換為書法藝術(shù)的點畫筆墨世界，既增加了書法藝術(shù)的人文內(nèi)涵，也拓展了楚騷文脈、長江文明、中華文明輻射、滲透的場域。如果說蘇軾以行書構(gòu)建的楚辭書法世界還比較單一的話，那么到了元明時期，包含真草隸篆行不同書體的楚辭經(jīng)典篇章的主題性書法創(chuàng)作，則構(gòu)成了一道獨特的歷史文化風景線。吳叡隸書《離騷》古雅穩(wěn)健，董其昌行書《離騷蘭亭卷》瀟灑俊逸，倪元璐行書《楚辭句》郁勃蒼勁……書法家們將各自的審美體驗、人生閱歷融入創(chuàng)作，以家國之思為線索，形成了多元的楚辭書法文化。其中較具代表性的當數(shù)文徵明。他能書善畫，既根據(jù)《九歌》繪有《湘君湘夫人圖》，也屢屢書寫《離騷》《九章》等辭章，其87歲創(chuàng)作的蠅頭小楷《離騷九歌卷》娟秀挺拔、風神獨具，折射出爐火純青的深厚功力和忠貞不渝的文人風骨。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從古代文人墨客借楚辭抒懷，到近現(xiàn)代革命志士以家書寄情，筆墨之間流淌的家國情懷一脈相承，縈繞在縷縷粽香里，回蕩在競渡的吶喊中，深深融入每一個中國人的血脈深處。

(作者為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副主席)

一枚香包，藏千年風雅

江勝信

歲至端午，遙思屈原。端午佩戴香包這一雅俗，亦與《離騷》里的香草有關(guān)。許多人不免好奇：屈原筆下“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中的芳飾，是如今的香包嗎？

溯其形制，戰(zhàn)國楚地尚無裁布納香的錦囊，屈原腰間，不過是山野蘭芷連綴而成的佩飾。可正是這一縷草木清芬，讓高潔自持、矢志不移的君子氣節(jié)，融入后世香包的魂脈。

又有人疑惑：“學術(shù)上公認，香包文化已有約3000年歷史。屈原之前，香包早就有了呀。”沒錯，視楚國為“荒蠻之地”的中原，確早已將香包納入禮樂體系，彼時其名“容臭”。“臭”音“xiù”，意為香氣。儒家經(jīng)典《禮記·內(nèi)則》曰：“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要求晚輩近身侍奉尊長時，必佩戴容臭，以香潔儀容，恪守恭禮。

香包文化，淵源雖遠，卻止于器物與儀軌，直至屈原行吟澤畔，以芳草喻本心、以清芬明氣節(jié)，方令香包超脫凡物，擁有了穿越千秋的精神內(nèi)核。

漢魏時期，佩香之風遍及朝野。絲繡技藝日精，麻囊變身錦袋。人世沉浮，相守不易，香包成了寄情信物。東漢繁欽作《定情詩》：“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詩中女子對肘后香包的托情，恰如屈子對腰間香草的寄懷。

大唐四海升平，香包日臻華美。桃實、蓮荷、瑞獸等形制紛呈，鏤金、盤銀、繡彩等技法繁巧。上至皇親貴胄，下至市井百姓，人人皆佩香包，宮苑街巷芳韻縈繞。文人墨客常以香囊入詩，如白居易“拂胸輕粉絮，暖手小香囊”，又如元稹“微風暗度香囊轉(zhuǎn)，朧月斜穿隔子明”。

兩宋風雅，民俗完備，端午佩香成為歲時常俗。香包造型簡約，紋樣多取蘭芷、靈草，契合淡泊志趣。每臨端午，孩童佩虎頭囊，祈驅(qū)邪健體；老人懸壽桃囊，祝福壽綿長；文人雅士獨鐘素囊，不事雕琢，唯以香草砥礪心性，將屈原引為隔世知音。

延及明清，繡藝登峰，蘇湘蜀粵，各美其美。匠人以針為筆、以線為墨、以布為紙，將山河萬象、花鳥千姿、人間百態(tài)，繡于方寸錦囊。端午制囊贈囊，成一時風尚。各地香包流派紛呈，但其守善、重情、高潔的內(nèi)核始終未變。

近代西風東漸，西洋飾品走入大眾生活，手工香包一度沉寂，古法技藝漸趨式微，但沉潛于民俗文脈中的智慧與深情，從未消散。如今國風復興、非遺重光，當代匠人承古開新，承的是以香草明志、以清品立身的屈子情懷，開的是造型之新、紋樣之新、香方之新、功用之新，讓千年香包蛻變?yōu)橐詡鹘y(tǒng)匠心為根基、中醫(yī)智慧為內(nèi)核、國潮審美為外衣、現(xiàn)代生活為場景、人文情感為靈魂的全新文化載體。

有人取陜北剪紙之拙趣，糅江南合香之清醇，推出造型質(zhì)樸的如意香包，如君子內(nèi)斂修德；有人調(diào)宋韻雅色，配金絲銀線，打造竹節(jié)龍舟香包，應端午競渡之俗，寄節(jié)節(jié)高升之愿；有人改良傳統(tǒng)虎頭香包，猛虎化身守護神，懸于門楣或用作車載；有人據(jù)《本草綱目》調(diào)制安神、驅(qū)蚊、凈味、祛濕的香方，把香包擴展成香枕；有人邀《楚辭》香草入囊，讓每一縷幽香都成為傳遞屈子風骨的信使……

我偶爾行走高校與社區(qū)，講授女紅技藝，攜眾人共制香包，拈針引線、裁布填香的過程，如一帖靜心良方。不同于流水線造物的冰冷劃一，親手縫制的香囊，針腳錯落皆含溫度，芳澤濃淡盡訴真情。

己亥年，古典文學研究專家葉嘉瑩先生九五壽辰之際，我曾為其創(chuàng)制蓮蓬香包掛墜(見圖)，綴蓮花、明月、蜻蜓配飾，一取先生“獨陪明月看荷花”的詩境，一合古詩“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畫意，既喻書生報國的赤誠、師者潤物的厚德，亦彰百折不撓的生機。囊中填以荷葉、薄荷、薰衣草，清逸淡然，與詩詞清雅之氣相融。先生深愛此香包，用作書房門掛。當年教師節(jié)，南開大學迦陵學舍舉辦先生歸國執(zhí)教40周年雅集，我攜中華詩詞學會詩教委員會眾女紅愛好者縫制數(shù)百串蓮蓬香包掛墜，分贈賓友。香包仿佛一件盟誓信物，邀你我同赴詩教之道。

小小一枚香包，既來自3000年前，也走向3000年后，會在你我掌心，駐留永恒的一刻。

(作者為文匯報高級記者)

風物之趣 情義之長(讀畫)

孫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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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來，吟詠端陽的詩書畫作不知凡幾，清代宮廷畫家徐揚的《端陽故事圖冊》，是其中尤具生活意趣的一套歲時小品。八開冊頁分別以射粉團、賜梟羹、采藥草、養(yǎng)鴝鵒、懸艾人、系彩絲、裹角黍、觀競渡為主題，如八闋清麗小令，在絹素上次第展開，彼此呼應，構(gòu)成完整的節(jié)令圖景，展卷如同翻開一部歲時筆記。

畫中時令、物候與游戲之趣，先聲奪人。第一開《射粉團》(局部見圖)描繪宮娥引弓欲射盤中粉團的情景，游戲間的雀躍與期待躍然絹上。端陽“射粉團”習俗自唐代已有。為什么是“粉團”？《開元天寶遺事》稱“蓋粉團滑膩而難射也”。《賜梟羹》表現(xiàn)的則是把貓頭鷹做成羹湯賞賜給百官的習俗，暗含驅(qū)逐惡人、奸臣之用意。《采藥草》展現(xiàn)人們上山采擷百草之景，古人認為端陽這一天草木藥力最盛。《養(yǎng)鴝鵒》取畜養(yǎng)八哥、教其學舌的舊俗。《懸艾人》中，門楣上艾草扎成的艾人充滿拙樸之趣。宮苑之雅與山野之樸，在一套冊頁里并行不悖。

筆鋒再轉(zhuǎn)，便落到端陽最動人的人倫之情。《系彩絲》中，年少者俯身為年長者系上青、赤、黃、白、黑五色絲線，象征五行，喚作“長命縷”。此俗由來已久，漢代便有記載，人們相信它能驅(qū)除瘟病、辟邪止惡。《裹角黍》則是一幅生動的家庭勞作圖，母親與幼童一起洗粽葉、調(diào)食材，這種寓教于樂的生活情趣，被畫家不動聲色地收攏于筆端。至《觀競渡》，岸邊觀者引頸遠眺，水中龍舟奮力向前，那是臨水觀舟的盛況，也是中國人承傳千年的集體記憶。

通觀八開冊頁，更見徐揚經(jīng)營一套組畫的匠心。取景上，他以平和的視角鋪陳宮苑、山野、水濱、庭院，場景各異、氣息貫通，觀者翻閱時，仿佛在深宮與鄉(xiāng)野間往來游走。筆法上，人物多以簡勁之筆勾勒，不繁不飾，造型秀逸生動。設(shè)色上，清淡雅致，朱欄、綠樹點染其間，明麗卻不濃艷，展現(xiàn)了當時宮廷繪畫工整清麗的審美。八開冊頁，每頁不過20厘米見方，卻處處見“方寸之間有天地”的功夫——一樹一墻、一情一景，皆經(jīng)裁汰，絕無冗筆。

尤可玩味的是，畫中院體之風與文人趣味的交融。徐揚本是蘇州人，出身市井，后供奉內(nèi)廷，畫筆既有院體的工整精嚴，又帶幾分江南的清雅疏朗。以丹青記錄歲時民俗，宋元已盛，至明清愈見煙火氣。徐揚承此一脈，既不失宮廷繪畫的端穩(wěn)，又把市井生活的鮮活氣息引入絹素，于是宮廷游戲的雅趣與鄉(xiāng)野采藥的質(zhì)樸，在同一組畫里相安共處。這種“雅俗相融”，正是《端陽故事圖冊》區(qū)別于一般歲時畫的獨到之處。每開之側(cè)，又附有簡短題識，點出風俗的源流與名物。細心的讀者還會注意到，冊上鈐有“乾隆鑒賞”“三希堂精鑒璽”等璽印，可見深居九重的帝王，也曾借這一冊頁體察民俗、品味人間煙火。畫、書、印相映，使冊頁既可觀、可讀，亦可考——觀風物之趣，讀歲時之變，考節(jié)俗背后的千年情義。

節(jié)令不居，畫作長存。畫中那些樸素的瞬間——射粉團時引弓待發(fā)的樂趣、裹角黍時婦人低眉的專注、系彩絲時晚輩俯身的恭敬，早已跨越時光，成為中國人精神世界里代代相傳的文化基因。

夏至共端午

張建軍

圖為明代鄭重中國畫《龍舟競渡圖》(局部)。

今年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恰逢夏至。端午和夏至，一個是節(jié)日，一個是節(jié)氣，兩者都在仲夏時節(jié)，所以有一個共同的稱謂——“夏節(jié)”。現(xiàn)今，過端午的熱度要比夏至高。但其實，夏至最遲在殷商已經(jīng)誕生，而端午要晚得多。從根源上講，端午是在吸納夏至節(jié)俗的基礎(chǔ)上演化出來的節(jié)日，兩者共享著一套處理“陰陽消長”的思維邏輯。

仲夏是指夏季中間的月份，即農(nóng)歷五月。《禮記·月令》描述仲夏之月“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意思是，仲夏之月迎來白晝最長的一天，也就是夏至。此時，陰氣和陽氣開始新一輪的博弈，萬物處在生長和衰亡的分界線上。但由于夏至后“陽消陰長”，因此很多文化儀式和民俗活動都以扶陽、避陰為主線。

端午代表著陽氣至鼎盛，所以也叫“端陽”。夏至通常在公歷6月21日或22日。如果將端午的農(nóng)歷五月初五換算到公歷，理論上，它的時間均值在6月11日，最早是5月27日，最晚是6月26日，主要在芒種和夏至兩個節(jié)氣區(qū)間浮動。因此，寬泛而論，端午正處在晝夜之變、陰陽之爭的時間尺度內(nèi)。

入夏宜“靜”，但匡扶陽氣又強調(diào)“動”，“爭”和“斗”便成為端午習俗的主題詞，典型活動就是賽龍舟，傳世畫作對此多有描繪。農(nóng)諺說“芒種夏至是水節(jié)”，從芒種到夏至，雨帶自華南一路向北推進至江南，這些地區(qū)陸續(xù)迎來一年中降水量最大的時節(jié)，而端午龍舟競渡恰在此時舉行，因此華南和東南沿海地區(qū)就把這個降水峰值叫作“龍舟水”。

除了降水量大，“水節(jié)”的雨還有一個特點叫“夏雨隔牛背”，意思是夏天的雨“偏心”，在牛背兩側(cè)，甚至是一側(cè)大雨傾盆，另一側(cè)響晴薄日。舊時，人們俗信這是因為龍多不治水、不分地域亂行雨造成的。于是，人們在夏至前后舉辦“分龍節(jié)”，讓各路龍王劃定地界，各司其職，讓雨來，但又不能讓雨“亂來”。如今，一些地方依然傳承著這一節(jié)俗。

濕熱的“水節(jié)”，毒蟲活躍，端午又稱“五毒日”。“五毒”指生活中常見的五種“毒蟲”。清代銅胎畫琺瑯花草五毒盒上繪制的“五毒”包括蝎子、蛇、蜈蚣、蟾蜍和蜘蛛。民間也有將壁虎列入“五毒”的。為免受“五毒”侵害，家長會在端午給小孩穿五毒背心、五毒鞋等，主打一個“以毒攻毒”。

驅(qū)邪避疫是端午的主旋律。元人《天中佳景圖》是一幅端午應景之作。“天中”是端午的別稱，指太陽在天空的正中。畫中花瓶插有石榴、蜀葵等花枝，枝梢系有香囊，以避惡氣。盤中擺有粽子、荔枝等節(jié)令食物，旁置菖蒲，有祛穢的含義。畫幅上方是四道靈符和鐘馗，使驅(qū)邪納祥的意味更加濃郁。

粽子在端午飲食中極具標志性，但其實這一食俗是從夏至“收編”過來的。夏至嘗黍是上古習俗。黍，俗稱黃米。春秋時期，先民以茭白葉包黍，做成的食物狀若牛角，所以名為“角黍”。夏至，古人以角黍祭祖，然后分食。后來的粽子就是角黍的“翻版”，其中的黃米換成糯米，又幾經(jīng)發(fā)展，成為端午食俗的“標配”。

端午的由來有紀念屈原、曹娥、伍子胥、勾踐等多種說法。屈原投江的傳說，巧妙整合了粽子和龍舟這兩個經(jīng)典端午符號，融匯了愛國主義情懷，因此流傳至今。從夏至到端午，在仲夏節(jié)令傳統(tǒng)中，自然的智慧與家國的溫度在歲時更迭中跨越千載、彼此映照，生生不息、余韻悠長。

(作者為中國農(nóng)業(yè)博物館二十四節(jié)氣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當艾草成為花束

徐文治

艾草花束，徐文治作。

今年端午節(jié)，融合傳統(tǒng)民俗與現(xiàn)代審美的新中式艾草花束悄然走紅，成為裝點門庭、致送美好的“儀式感擔當”。端午文化之美，在當代生活語境中不斷煥新。

端午懸掛艾草以祓除不祥的習俗源遠流長，更在時代演進中不斷催生新的文化內(nèi)涵。《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汴京城從五月初一開始，街上會叫賣桃、柳、蒲葉、佛道艾等節(jié)物，到端午那天“家家鋪陳于門首……又釘艾人于門上。士庶遞相宴賞”。可見，原本作為門庭辟邪之物的柳枝、艾草、菖蒲等，在北宋已兼具審美價值。

“尋常無花供養(yǎng)，卻不相笑，惟重午不可無花供養(yǎng)。”南宋時期，購買艾草、菖蒲、蜀葵、石榴花、梔子花等來插花供養(yǎng)，成了一年中最重要的風俗。這種盛景一直延續(xù)到明清時期。明代文震亨《長物志》“懸畫月令”記載：“端午宜真人玉符，及宋元名筆端陽景、龍舟、艾虎、五毒之類。”“端陽景”是節(jié)令畫的重要一類，明清繪畫中有大量關(guān)于“端陽景”的創(chuàng)作，如明代陳恬《端陽景圖》、清代邊壽民《天中圖》等。這些畫作反映出端午草木已以瓶花、花束等藝術(shù)造型出現(xiàn)在宅室和雅集活動中。創(chuàng)作者將日常的世俗文化用藝術(shù)手段記錄下來，使其成為中華文化長河中一朵朵晶瑩的浪花，為后人提供了探究歷史的窗口。

文化不是高頭講章的空道理，而是人們的日常生活。今天就是要把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所蘊含的生活美學融入當代生活，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所以在日常研究和創(chuàng)作中，我強調(diào)“續(xù)古為潮”，即對歷史文化要做深入的學術(shù)研究，目的是讓傳統(tǒng)審美在當代形成新的潮流，讓廣大群眾感受到傳統(tǒng)文化的魅力，享受傳統(tǒng)文化的滋養(yǎng)，繼而為今天的生活增添詩意之美。

端午艾草花束的走紅，恰當?shù)卦忈屃酥袊鴤鹘y(tǒng)如何“續(xù)古為潮”，形成新的審美風尚。

如今，人們尤其是年輕人更注重生活美學。當節(jié)日儀式與傳統(tǒng)審美相融，便促成端午文化傳統(tǒng)在網(wǎng)絡(luò)時代的現(xiàn)象級傳播。艾草、菖蒲與女貞葉等鮮切花材混搭，加上紅繩、流蘇、折紙和亞麻布點綴，再配以精心設(shè)計的端午安康卡片等，原本樸素的草木搖身一變，在保留原有文化內(nèi)涵的同時，也成就了輕盈而生動的生活美學表達。

菖蒲驅(qū)邪，艾草辟穢，原本就是中國人千年來以物寄情的舊俗，今天，其以時尚花束這一新藝術(shù)形式重回我們的生活，讓端午文化綻放新光彩。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節(jié)令花卉的審美標準幾乎被異質(zhì)文化壟斷，玫瑰是浪漫，百合是純潔，康乃馨是母愛——這是別人的語言。我們自己的語言在哪里？它在我們祖輩懸在門楣上的那一束艾草里，在端午、重陽、歲朝這些傳統(tǒng)節(jié)令的供案上。這套語言一直就在，只是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忘了用。

一束束不起眼的藥草，被今人重新揀選、搭配、包裝——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次審美接續(xù)，是中式審美在節(jié)令生活里的悄然回歸。艾草還是那個艾草，氣味清苦，驅(qū)蚊有效，但當它被精心設(shè)計成花束、被鄭重地贈予他人，它便從一種藥草，升華為一種生活美學載體。

《 人民日報 》( 2026年06月21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