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一個角色過去30年了，還想為她寫點什么？為什么有些事情，會在記憶深處存留很多年，莫名其妙地，在幾十年后，又會像沙漏一樣慢慢滲透出來，流向人心的另一空間深處，觸碰到你的心靈？因為一部電影，因為一個角色，有些生活中真實的細節，還有一些工作中的拍攝往事，還會時有時無地隱沒在潛意識里，如同一位老友般地偶爾出現一下呢。現在回過頭來想想，這大概就是表演專業的妙處之一，或者說，也是這份藝術工作獨特的意義所在。但這并非指的是，所有角色形象在塑造之后，都會有這般意味深長的后續力。在我從藝半個世紀的生涯里，此類情況也只是一些個案，而且一般只會岀現于某一類型的藝術作品中。

我們都知道，演員的藝術創作，遇到的往往是兩大類人物形象，一類是劇作家創作的虛構的藝術形象，當然它的基礎是源于生活的；另一類是以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為基礎創作的非虛構人物形象，一般來說，我們稱之為寫實的創作。在后一類人物形象身上，最先能顯現的就是編劇的“化解”能力，從生活原型到藝術形象的塑造，這其中最大的難點就是“化解”與“提升”的過程，這是編劇的勞動成果中，成敗的關鍵。有了一劇之本后，延伸而來的是如何呈現具體的藝術形象，在這一環節中，演員是藝術形象的最終呈現者，且在這類相對真實的人物身上，演員和編劇要面對的其實是同一個問題，就是把原型生活形象“化解”和“提升”為一個藝術形象。而把生活形象轉變為藝術形象，并通過電影語言的特殊藝術表現力，最終能穩定一部作品藝術坐標的關鍵和靈魂人物，是導演。但我在這篇創作后記中想要表達的，只是在演員如何塑造以真人真事為創作素材的藝術形象時的一點體會。以這樣一個小切口，重溫對一個角色誕生的一些思考。在我從藝50年的經歷中，我有幸在影視作品里塑造過五六位有真實人物原型的藝術形象。其中，電影《一棵樹》中朱珠這個角色及其原型，和我的牽絆最為悠長。我和原型人物見面的次數也最多。

說到和電影《一棵樹》的緣分，你不得不相信生活中有些冥冥之中的因果。因為自己所從事的表演專業工作，我從年輕時候就關注紀錄片和紀實文學。我以為，紀錄片和紀實文學作品中真實的人物命運和經歷，是我們這個專業間接獲取生活素材的來源之一。記憶中，我在參與拍攝電影《一棵樹》之前，曾經在90年代的央視紀錄片頻道，看到過一部介紹當年陜北農村婦女牛玉琴，二十多年堅持在沙漠里植樹造林的報道。在這部紀錄片中，有一些畫面，讓人記憶猶新，一看就是當年在沙漠現場的真實環境里拍攝的。比如，在風沙彌漫的灰色沙漠中，一位農村少婦邊扶著搖搖欲墜的樹干邊大聲說話，風沙刮得她有點站不住的模樣，留給我很深印象。鏡頭中的這位陜北農村婦女，后來我知道了她的名字叫牛玉琴。1996年我受西安電影制片廠導演周友朝之邀，參與電影《一棵樹》的拍攝，才知道我在影片中扮演的角色朱珠，就是根據牛玉琴的真實生活故事而創作的。

《一棵樹》的編劇張子良老師，是當年西影廠著作等身的資深劇作家。但我在上海讀劇本前，還以為這樣一部西部農村題材的電影，又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很擔心會不會是落入某種俗套的作品。所以開始讀劇本時，我是帶著一絲懶散的心境去接觸的。驚訝的是，一遍讀完，在平靜心態之下，有好幾處在不知不覺中竟讓我淚流滿面，這一下就把懶散的我驚著了。作為一名演員，我在任何時期都在內心渴望遇見好劇本和好的人物形象。于是，我正襟危坐，認認真真，從頭開始又一次通讀劇本，發現感動我的地方依然打動我，隨著劇本帶入的藝術想象和新鮮感只有增加，沒有被削弱。當時我想，能夠讀到這樣的劇本，真是太好了。編劇張子良老師在《一棵樹》的電影劇本創作中，跳出了這類作品容易陷入好人好事堆砌的魔咒，從塑造角色的源頭，就給演員營造了一個充滿藝術想象的文本空間與氛圍。這樣具備“化解”與“提升”生活原型，使之到達典型藝術形象的某種高度的編劇是不多的。在我們拍攝的過程中，張子良老師大部分時間都隨著劇組在外景地跟拍。有次我們收工回駐地，在排隊打飯的時候，我聽到有人在我后面自言自語：怎么會的，怎么會的……我回頭一看，是編劇張子良老師，我問：張老師您在說什么呀？張老師說：為什么你穿上牛玉琴的衣服（我在影片里穿的那套綠棉襖，是劇組問牛玉琴借的）就像朱珠了，收工后換上自己的衣服，又像上海人了。現在回想起來，這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詰問。

我第一次見到牛玉琴，是在她的家鄉陜西榆林地區的縣招待所。那段時間，導演周友朝和前期工作人員已經在榆林了，導演告訴我，過幾天牛玉琴要到紐約聯合國糧農組織去領一個拉奧博士獎，以表彰她在改造人類生存環境方面所作的貢獻。于是我由副導演帶著從上海趕到榆林，急著要在她出國之前見上一面。我到榆林的當天晚上，劇組邀請牛玉琴和我一起在縣招待所住一晚，和她徹夜長聊。比起幾年前在央視紀錄片頻道里見到的她，眼前的牛玉琴顯然已更添風霜。但她笑起來的模樣還是那樣淳樸，無語時的狀態又像雕塑般凝練，皮膚是黑里透紅的健康色。聽她講著人生經歷的甜酸苦辣，我的心也神奇地向她的喜怒哀樂靠攏。聽她述說的過程中，套用現在的話說，有一種共情產生的黏合力在把我和牛玉琴拉近。這樣的共情可能是對人類某些普世情感的認同。還有作為一個當了母親的勞動婦女，牛玉琴上有公婆，下有子女，為了接續丈夫的遺愿，帶領家人在勞動脫貧的過程中，她身上散發出某種粗糲原始的光彩，令我異常感動。她說，他們結婚時，因為窮，丈夫只買得起一對銀質小鈴鐺，夫妻倆一人一個分別拴在褲腰上，白天下地干活，走起路來聽著鈴鐺響，日子再苦心里也就覺得開心了。那時那刻，看著她，我眼里濕潤，心里在想，誰說農村人不懂浪漫。在她的敘述里，我分明看到了相愛的男女之間最大的本真。人與人的直接交流是會傳遞某些信息的，哪怕只是匆匆一見，也會留下重要的感性印象。演員與真實人物之間的共情能力，其實更是一種價值認同。這是我在塑造這一類角色時獲得的一份真切感受和體會。由此，角色的種子已經不知不覺地，自然而然地就扎進了心里。

在拍攝電影的過程中，我有時會想，作為世代生存在那塊土地上的人們，是什么東西支撐著他們面對那種常人無法想象的艱難。只是求生的本能嗎，還是某種神性的引航，使得這塊土地上的人們能夠渡過漫漫歲月，并給予這位陜北女性那種超乎尋常的愛與堅韌，使她能夠帶領家人，用自己的雙手和汗水，為生活播撒下一片綠洲。在拍攝前，我們幾個主創曾去牛玉琴的家里體驗生活，在她家隔壁的“玉琴小學”教室——那紙糊窗框的屋子里住了一周。那真是一片陜北大沙地，村里的一條土路兩邊，種滿了灼灼的向日葵，一眼望去美不勝收。可這自然的美景擋不住彌漫的風沙，那個地方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全國貧困地區。窮則思變，牛玉琴一家就是在其丈夫的帶領下，堅持二十多年植樹造林，改變了生存環境。我們在她家的那一周時間里，每天都在沙土地里練習挖樹坑，然后在挖好的小沙坑里鋪上一層土，才能把樹苗種上，使之存活。在一個陽光燦爛沒有風沙的午后，牛玉琴的公婆和兒子帶著我們幾個，坐上一輛驢板車進沙漠，去她家在沙漠里承包的勞動基地看看。驢車拉著我們在沙漠里走了近兩個小時，終于到了牛玉琴家在沙漠里的一處類似驛站的地方。眼前的景象讓我們驚喜萬分，原來這里就像一座沙漠綠洲，靠一家老小用麻袋背進來的土和石頭，竟然壘砌了兩間平房，屋前挖了一口井，屋后還種了瓜果。我們圍坐在涼棚下，在這里吃到的西瓜，比城里任何地方吃到的都要甜蜜好幾倍。人定勝天，耳聞不如一見，這樣的奇跡，如果不親臨現場是難以想象的。據介紹，當年我們在拍攝《一棵樹》這部電影時，牛玉琴一家已經在沙漠里種了四百萬株樹了。現實生活中，牛玉琴的丈夫是位智慧聰明的新型農民，他在大兒子才5歲的時候就承包了沙地，希望帶領全家通過勞動脫貧致富。他兒子還記得爸爸曾對他說過的話：兒子，這棵樹苗現在是5塊錢，將來就是10塊錢。但后來他的爸爸一條腿患了骨癌，只能住院治療。至此，牛玉琴就承擔起了一切責任，醫院和沙地兩頭跑，每天去縣醫院照顧丈夫，回家后又帶著家人去自家承包的沙地里種樹。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丈夫去世后，牛玉琴更是把所有生命能量都投射進了植樹造林中。

我在電影《一棵樹》中的角色名字叫朱珠。我很喜歡這個名字。更何況，朱珠身上帶有太多的原型人物牛玉琴的符號了。其中有兩樣重要的物件。首先是我扮演的朱珠常年穿的一身衣服——一件綠棉襖和一條藏藍色棉布褲子，這是從牛玉琴那里借來的。另一樣，是牛玉琴結婚時丈夫買的一對銀質小鈴鐺。丈夫去世后，兩個鈴鐺都掛在了牛玉琴的身上。這對鈴鐺我們劇組也借來了，作為戲里的道具，拴在了我（朱珠）的身上。這些帶有強烈生命信息的東西，從生活中的她身上，移到了藝術中的我這兒。不得不說這是一種巨大的加持力。

在電影《一棵樹》劇組，當年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便是我這個上海籍演員，被賦予了一位陜北農村婦女的形象。在第一次接到導演周友朝的電話邀約時，我曾問過他：這樣的題材，你為什么會想到起用一位上海演員？導演說：這個角色，我想要你身上一種從容的東西。盡管當時我還不能完全理解導演說的這種東西，這種能夠把陜北和上海的兩位女性聯系起來，從而在一部電影作品中塑造出一個藝術形象的道理；但從他這句話里，我看到了導演選角的自信，和對一部作品究竟要交給誰去詮釋的定力。這樣的認定和自信，會在拍攝合作的初期建立起主創之間的良性互信，而互信的能量能打破地域文化造成的差異，它的底層邏輯是專業標準。這是我在幾十年的藝術實踐中想明白了的一個道理。

30年后，我回憶起當年在《一棵樹》的拍攝地，我們每天都要在天還沒有亮透時，就從劇組的駐地寧夏中衛縣招待所出發，一路顛簸不平地開兩個多小時的車，到達地處內蒙古境內的外景拍攝地。在一望無際的大沙漠邊上，有一個只有17戶人家的小村莊，不拍戲時，我們有時會在村里的農民家喝水休息。更多時候，由于日照的關系，劇組每天只能拍攝到中午左右，下午的大量時間，就是坐在沙漠邊上等天光漸弱后再拍。每當此時，我會和西影廠的各部門劇組同仁一起，有時在沙漠里玩沙，有時在劇組的車邊陰影里靜坐休息，偶爾也會一個人往沙漠深處走走，在眺望漫無邊際、美麗無垠的沙漠深處時，上海、陜西、寧夏、內蒙古，這些因拍攝電影《一棵樹》而突然交集在一起的地方，在我心中匯成一幅美麗圖景，產生一絲絲漣漪與情懷，與牛玉琴的真實故事對應，變成了那個在沙漠里種樹勞作與企盼眺望的朱珠。

我有時會自嘲地想，你在30年前一部電影創作中有了一點微不足道的體悟，還有一些表演專業上的思考，到30年后，竟然還糾纏其中，會被嘲笑甚至挖苦吧。但，那又怎么樣呢？作為一名從事表演專業幾十年的人，在專業思維中求解某些問題，不是自己該做的事情嗎？表演專業不純是娛樂，它那嚴肅的一面，就是求解一些曾經不解，如今似乎想明白了一些道理的事情。如此，也就無顧忌了。生活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這其中有些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東西，一直以來，就是我們業內人士在實踐中求解的難題。還有，以生活原型人物為創作素材的作品，更準確的說法，是不是應該稱為人物傳記片呢？隨著時代的變化，難題本身也在發生微妙的轉變。

但人與人之間由結緣而生發的感情，卻又會超越世俗而形成一種紐帶之力。在拍完電影《一棵樹》之后，我又有緣和生活原型牛玉琴見過幾次面。有一回，她還特意從家鄉給我帶來了一雙精致的鞋墊，說那是她們陜北婦女的手藝。又有一回，陜西電視臺把我倆叫在一起做一個節目，在節目聊天過程中，我突然想起了她和丈夫的結婚信物，那對曾經借給我們在電影中作為道具的銀質小鈴鐺。我問：牛大姐，您那對結婚時的小鈴鐺還在嗎？令人感動的是，在節目現場大家看到，它還妥妥地拴在牛玉琴身上，默默地閃著光。

2026年5月23日寫于上海

本文配圖均為電影《一棵樹》（1996）的劇照和海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