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副院長 宋立軍
當我把賠償款交到當事人老雷手上時，他緊緊攥著我的手，既欣喜又愧疚：“宋法官，你跑了這么多趟，挨了這么多罵，對不住啊！”
老雷家里條件不好，四十歲的兒子還沒成家，老人心里急，便想著出去多干點活幫襯家里。正巧，朱某承攬了某保險公司的裝修工程，將部分工程分包給老雷同村村民田某。老雷受田某雇傭，在一次拆除某保險公司窗戶時，他從腳手架上重重摔落，造成九級傷殘。
八萬多元的醫療費，十七萬余元的總損失——這兩個數字，像兩座大山壓在了老雷本就拮據的家庭。
我陷入了兩難。被執行人田某是低保戶，名下幾乎沒有可供執行的財產。按照程序，這本可以“終結本次執行”。可我心里清楚，如果就這樣結案，留給老雷的將是一紙冰冷的“法律白條”。
我暗下決心，要用“笨”方法打通這“最后一公里”。這個思路，說實話，有點兒“不講理”：讓判決中無責的保險公司獻愛心，讓負有次要責任的朱某再擔一點，讓田某盡力賠付，最后用司法救助兜底。
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卻步步艱難。
第一次去保險公司，對方的答復雖然很客氣，但是也很堅決地拒絕了。我沒有氣餒。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也不知道自己跑了多少趟，只知道每次去，都會把老雷的處境再講一遍，把法理和人情再說一次。
大概是第五次吧，保險公司負責人終于松了口：“宋法官，你這份心，我們服了。3萬元，我們出！”
我知道，更大的挑戰還在后面。
在老雷家，一聽我讓老雷放棄部分訴求，家屬情緒激動，指著我的鼻子罵“收了黑錢”。我站在門口，默默聽完，等他們稍微平靜下來，才輕聲說：“讓我把話說完，我真是來幫你們的。”
在田某家，我被當成逼債人堵在門外。在朱某的工地上，我遭到工友們起哄質疑。那段時間，我的手機成了“熱線”，一天幾十個電話——溝通、解釋、挨罵。
前后跑了十幾次，車到不了的地方就步行。漸漸地，堅冰開始融化。最后一次協調會開完，十二萬余元的賠償款終于湊齊了。
那些跑斷腿的“笨”方法，那些不被理解的委屈，那些風里來雨里去的日子——只要最終能讓當事人拿到錢、解了困、安了心，就都值得。
來源：人民法院報
編輯：邱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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