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文｜孫玉良
又到一年粽葉飄香時，龍舟競渡，祭奠屈原，似乎已成千年定式。人們贊頌他的清高，吟詠他的《離騷》，把他塑造成愛國主義的精神符號。然而，當我們跳出抒情敘事的慣性，用更冷峻的目光審視歷史，一個疑問揮之不去：一個滿懷憤懣、抱石沉江的人，真的擔得起“英雄”二字嗎？
在我看來，屈原是悲劇的詩人，是孤傲的士大夫，但他絕非英雄。他的結局，更像一場政治失意后的絕望自盡，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壯烈抗爭。真正的英雄，不是抱恨而死，而是揭竿而起。比如項羽，縱使敗亡，也要在絕境中揮戈一擊，寧為鬼雄，不肯低頭。
屈子的“清高”是風骨還是逃避？他“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寧愿投江也不愿同流合污，這份氣節當然是可歌可敬的，但細究起來，卻透著一種政治上的無力與行動上的懦弱。他是楚國貴族，深受懷王信任時，未能徹底革除弊政；遭讒被疏后，又只能在流放中吟詩作賦，寄愁思于香草美人。面對國破家亡的危局，他選擇的是以死明志，而非以命搏命。這種“自戕”，在文化語境里被美化為“殉國”，但在實踐的尺度上，它更多是個人理想幻滅后的情緒性退場。他讓后人記住了他的詩，卻沒有留下任何改變現實的抗爭策略。一個無法將自己的信念轉化為行動力的人，縱然滿腹經綸，也只能是悲劇舞臺上的獨白者。
相比屈原，我更欣賞另一位楚國貴族項羽，更愿意把目光投向這位胸有“英雄膽”的西楚霸王。項羽雖最終敗于垓下，但他一生都在“揭竿而起”：巨鹿之戰，破釜沉舟，九戰九捷；兵敗之時，仍率二十八騎反復沖殺，斬將奪旗，直到最后一刻，仍慨然曰：“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他寧可自刎烏江，也不愿渡江茍活。同樣是“死”，項羽的死是戰斗至最后一息的壯烈，而屈原的死是懷抱理想沉入深淵的寂滅。
我在《端午節感懷》中寫道：“汨羅怨浪亡國愁，端午濁淚為誰流？屈子殉國豈清高？項王舉義方良謀。休言香草埋荒渚，且看吳戈刺敵酋。自戕非是丈夫志，寧做鬼雄不低頭”，在國破家亡的時局下，相比屈原的“殉國”清高，項羽的“舉義”才是真正的良謀。香草埋于荒渚，不過是文人的哀嘆；而吳戈刺向敵酋，才是戰士的本色。自戕永遠不是大丈夫的志向，真正的男子漢大丈夫，寧做戰死沙場的“鬼雄”，也絕不會向命運和強敵低頭。項羽用他的行動詮釋了什么叫“雖敗猶榮”，那是抗爭者的榮光，不是消極者的絕唱。
我反思屈原，并非全盤否定他的文學成就或人格操守，而是要警惕一種“屈式愛國主義”的誤導，即把“殉道式犧牲”等同于愛國，把“自盡”等同于氣節。這種思維慣性，會讓后人誤以為，愛國就是在失意時以死表忠，而非在危難中挺身而出。真正的愛國主義，應當是“揭竿而起”式的大無畏——面對腐敗，敢于改革；面對外敵，敢于亮劍；面對不公，敢于抗爭。我們這個時代，需要的是“吳戈刺敵酋”的勇氣，而不是“香草埋荒渚”的孤芳自賞。歷史從不靠自殺者推動，而是由那些在絕境中依然揮劍向前的人改寫。
屈原的《離騷》可以繼續在文學殿堂里發光，但我認為：若論英雄精神，我們應當把目光投向那些真正“揭竿而起”的勇士。他們的失敗或許同樣悲情，但他們的姿態永遠高昂。寧做鬼雄，也不向命運低頭，這才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硬骨頭精神，這才是我們今天在端午節真正應當傳揚的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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