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夏日熱浪，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點燃各地球迷熱情。上一屆世界杯期間，搖滾樂隊“滿天星”在一首致敬球星C羅和梅西的歌曲《10000！》中，表達了對創造過中國足球輝煌歷史的李惠堂的懷念。

大約一百年前，李惠堂是馳名神州的“球王”，“看戲要看梅蘭芳，看球要看李惠堂”的說法廣為流傳。他以“體育家”的身份躋身社會名流，逐漸成為被追捧的大眾偶像。

祖籍廣東五華、出生于香港、在上海橫空出世，并在1936年出征奧運的李惠堂，并非“大眾偶像”那么簡單。一百年后的今天，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趙崢推出專著《“球王”：李惠堂和他的時代（1925-1945）》，帶領讀者重新認識李惠堂巔峰時期的足球生涯和足球思想。

趙崢告訴南都N視頻記者，九十年前，李惠堂以中國足球隊隊長和中國代表團旗手的身份，登上奧運會的舞臺，雖未能如愿創造輝煌的戰績，但也代表了那個年代的中國在國際體育中所能達到的高度，其篳路藍縷的足跡、艱辛探索的精神和放眼世界的胸懷，值得后人永遠銘記。

廣東梅州五華奧體中心惠堂體育場，李惠堂雕像。受訪者拍攝

一場“后學”與“老師”的對抗

南都N視頻：對于中國足球隊參加1936年柏林奧運會，李惠堂有什么期待？

趙崢：現代奧林匹克運動雖自19世紀末即開啟其復興進程，但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迎來其第一個黃金時期。不管是相較于以往只在亞洲進行的遠東運動會，還是比之于只派出劉長春“單刀赴會”的洛杉磯奧運會，1936年的柏林對于中國而言，都意味著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通過體育讓世界看到自身的機會。

1925年《圖畫時報周刊》刊載的李惠堂照片。

而唯一在遠東運動會上長期保持冠軍錦標的中國足球隊，就成了中國在柏林實現突破的最大希望。中國足球隊的領軍人物李惠堂，不但憑借其運動資歷成為中國代表團的旗手，而且在新聞媒體心目中也是有可能創造新的歷史的關鍵人物。

李惠堂雖已年過三旬，在當年已屬“老將”，但他在1935年全國運動會上以現象級的表現，證明了其具有“寶刀不老”的實力。對于此次奧運會，李惠堂也滿懷期待。在他看來，中國隊與歐洲和南美的世界級強隊相比，固然存在極大的差距，但在世界足球舞臺上與“世界巨頭”一較高下，“方能揚我近代進化于海外，而使外人知我青年為不可輕侮耳”，通過足球向世界展示中國的“仁俠精神”與“士君子風度”，“給世界人士明了中國近年來也有新時代體育的追隨”，有著超越體育范疇的意義。

南都N視頻：柏林奧運會上，中國足球隊首戰即遇英國隊，李惠堂是怎么看待的？

趙崢：在前往柏林的途中，李惠堂和中國隊獲得了將在首輪淘汰賽中與英國隊對陣的消息，在心理上遭受沉重一擊。由于對手英國具有“足球王國”的光環，包括李惠堂在內的中國隊球員深知勝機渺茫，“像冷水淋頭般頹喪失望”。

但在抵達柏林后，李惠堂通過與英國隊教練的接觸，了解到英國隊系臨時組建，缺少磨合，從中看到爭取勝利的一線曙光。一位旅歐華僑在來信中也告知，英國業余球員的實力并不突出，中國隊與之完全具有一戰之力，若能“將英倫淘汰”，“則全球耳目，必為之一新耳”。這封來信在精神上給了李惠堂極大的鼓舞，激發起他挑戰強敵、創造歷史的壯志雄心。

中英對決前中國足球隊合影，前排中為李惠堂。

英國是現代足球的發源地，且在當時具有世界頭號強國的地位，所以這場比賽被李惠堂形容為是一場“后學”與“老師”的對抗。

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東方文明古國，中國派出足球隊參加奧運，并與英國對壘，也引起了歐洲各界的興趣。《柏林日報》在展望奧運會足球賽時，甚至認為“新從東方來的中國”和“素執世界足球牛耳的英國”之間的這場比賽頗具懸念。這場比賽雖然只是奧運會足球賽首輪的一場普通比賽，但在各種場外因素的作用之下，也形成了很多看點。

“亦知中國青年亦有可為也”

南都N視頻：1936年8月6日，中國隊以0比2敗于英國隊，未能創造預想中的奇跡。對于比賽結果，當時李惠堂有何分析？

趙崢：在場的中國官員、記者和觀眾大都認為中國隊“技不如人”，但表現尚可，可謂“雖敗猶榮”。但李惠堂在兩個多月后發表的《追記中英之戰》的文章中，卻表達了不同的看法。

他認為兩個隊在場面上勢均力敵，中國隊完全有機會贏得比賽。比賽的前十五分鐘，中國隊占據優勢。孫錦順錯失一次破門良機，未能使中國隊在比分上占得先機。下半場比賽的前二十五分鐘，比賽仍呈均勢。即便隨后被英國隊連下兩城后，中國隊也在積極反撲，力圖扭轉敗局。李惠堂認為，中國隊的技術不遜于對手，如果能在賽前熱身、精神調節和門將人選的安排上作出更正確的應對，有可能改寫失敗的結局。

中英對決賽場瞬間。

李惠堂的懊惱與不甘，既是其作為參與者渴望創造歷史的心態所致，又與受到其它比賽結果的刺激有關。一方面，在首輪比賽中晉級的英國隊，很快止步于第二輪，被李惠堂眼中“平平無奇”的波蘭隊淘汰出局。李惠堂表示，“這樣一來，從比較中越顯出我們的渺小”。另一方面，長期在遠東運動會被中國隊壓制、在李惠堂眼中“球藝平庸”的老對手日本隊，竟然在兩球落后的情況下逆轉歐洲強隊瑞典，締造“柏林奇跡”，獲得德國乃至整個歐洲的媒體如潮好評。日本隊在奧運會上的突破，更使中國足球隊的失意，成為整個代表團無所作為的縮影，加劇了李惠堂心中的“意難平”。

南都N視頻：此后李惠堂對這段奧運之旅，是否有更多不一樣的思考？

趙崢：盡管在柏林的失敗，令“球王”情緒低落，但他對足球在推動國際交流方面的獨特功能，始終深信不疑。他一直以文明交流互鑒的眼光和格局，肯定足球隊“遠征”在“發揚國民精神”“改變外人藐視心理”和“敦睦友誼”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1937年3月，他在香港廣播臺發表演說、回望此次奧運之旅時，即將此次奧運之旅納入“歷次遠征”的敘述脈絡，闡述其積極意義。他表示足球隊作為“我國體育公使”，在“溝通文化，增進邦交，聯絡好感，屏祛隔閡，變換外人不良心理，提高國際地位”方面一直發揮積極作用，“實非今日他項運動所能收同樣之美績”。

1936年《良友》刊載，李惠堂率中國隊在荷屬東印度同當地球隊比賽。

中國足球隊的奧運之旅，除柏林的中英之戰外，也包括賽前在南洋的熱身，與賽后對歐洲的訪問。這些在歐亞各地的體育比賽和文化交流，使外國人士“一新耳目”，“知中國現代亦在追隨體育中”，“亦知中國青年亦有可為也”。

四年之后，正在香港積極支援祖國抗戰的李惠堂，在一次演講中再次提及1936年的相關經歷，并結合歷年外訪的情況斷言：“在過去二十年間，中國足球員為其祖國所盡之宣傳工作，實努過一番大力，倘非中國足球隊曾屢作海外之行，則外國決不知我國之現代運動及其他事業，已在大大進展中。”

既“復雜”又“簡單”的李惠堂

南都N視頻：1948年，李惠堂還參加了倫敦奧運會，他對此有無相關記載和心得？

趙崢：柏林奧運會十二年后，已經退役的李惠堂以教練員的身份，再次率領中國足球隊出現在1948年的倫敦奧運賽場。受到日本侵華戰爭的影響，中國足球人才青黃不接、陣容不整，已不復戰前“黃金一代”的實力和雄心，首輪即以0比4的比分大敗于土耳其隊，被淘汰出局。

李惠堂在賽后復盤時表示，中國隊在參賽的十八支球隊里，實力高于阿富汗、美國和印度，與高麗、盧森堡、法國和墨西哥具備一戰之力，與其余球隊則存在明顯的差距，輸球并不意外，今后應聚焦于“治本”，“希望政府和社會人士普遍推行，從頭訓練”。

上海市歷史博物館收錄的《1948年中國世運足球隊簽名信箋》。

第二次奧運會的失敗，并未使李惠堂懷憂喪志，自怨自艾。他在賽后留在英國，進入羅布雷學院的教練培訓班進修，成為第一個考取國際級裁判證書的中國人，并在之后觀摩了英格蘭各級職業聯賽的比賽，在阿森納和切爾西這兩家著名球會進行了學習和交流。

李惠堂將此次英倫之行的見聞、經歷和感受，撰成題為《留英散墨》的文章，交由香港報紙連載。他在文中表示：“我們一向只靠著無師自通的去理會，無怪進境的速率像蝸牛，無怪水準不易上升。以中國之大，真應該多派些體育界的朋友到英、美、瑞典諸地實習，去領會，去探討，歸國后從普遍方面去提高體育水準，去奠定整個民族健康的基石。”

可以說，1936年和1948年兩次奧運之旅對李惠堂而言都是一次“開眼看世界”的經歷。他在與外部世界的交互中，看到自身的局限，也找到努力的方向。

南都N視頻：近年來，關于李惠堂的傳說很多。在你心目中，真實的李惠堂是什么樣子？

趙崢：當年，李惠堂是國家英雄、媒體寵兒和大眾偶像，有著極強的人格魅力和時代影響，可以說是一個既“復雜”又“簡單”的人。

1928年《良友》所載，李惠堂與歷年參與比賽所得之獎品。

“復雜”之處在于他的經歷與閱歷。李惠堂的足跡遍及香港、上海、南洋和歐洲，領域涉及體育、教育、商業、政治和文化，思想融傳統、古典、現代、新潮成分于一爐。他踢足球也打網球，做過教師也擔任過記者，是商人也是政治人物，讀中國古典也讀五四新文學，說中文也說英文，講粵語也講上海話。我們很難用某一種社會職業去標記他，用某一個身份標簽去定義他，用某一種單一文化去理解他。“球王”這個時人加諸他身上的稱謂，體現的也是那個時代古今、中西、新舊多種關系糾纏互滲的復雜性。

李惠堂的“簡單”之處，在于他始終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一方面，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希望通過發展體育運動，讓中國人洗刷“東亞病夫”的恥辱，讓古老的中國煥發現代文明的光彩。另一方面，他也是一個“世界主義者”，渴望通過體育增進不同民族之間的了解，促進東西方文明的融合，實現人類的和解和世界的大同。用歷史學家葛兆光在《上學記》序言里的話說，就是“以世界主義的面目成就民族主義，以民族主義目標接受世界主義”。

“又豈關系于足球界而已耶”

南都N視頻：李惠堂的足球人生和思想，對當下還有哪些參照和裨益？

趙崢。

趙崢：作為一個思想者和行動者，李惠堂所留下的思想資源，還遠未得到充分發掘。在我看來，以下幾方面的內容尤為重要。

首先，發展足球運動，關系國家民族的振興。他在1930年出版的《足球》一書中表示，自己希望“為球界謀再接再厲之舉，為藝術作登峰造極之圖，務使綿歷五千年、縱橫九萬里之古國人士，聲威播于遐邇，勇毅振乎殊俗，藉挽狂瀾于既倒，而系國脈于垂危”。在他和同時代的精英心目中，之所以推崇足球這項運動，不僅在于它已經成為風行于全球的“球戰”，而且在于這是一項體現“聯合團結”精神的“團體運動”，“端賴全隊神通意會、共同合作而取勝者”，通過足球可以凝聚“一盤散沙”的民眾，實現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奮斗目標。

時至今日，足球作為“世界第一運動”的地位更加鞏固，足球在中國也依舊承載著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理想。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依然沿著當年李惠堂所開辟的道路，艱難而堅定地跋涉著。我們對于足球的“執念”，用李惠堂的話說，“又豈關系于足球界而已耶”。

其次，發展足球運動，核心在于人格的培養。通過體育運動培育“新民”，是包括李惠堂在內的一代中國精英的核心關懷。他曾經指出：“足球場，非單純為嬉戲以表演技術，這小小方圈，是勇毅果決的養成所，是心力智慧的實驗室，是尋師訪友之好去處，是立品進德之陶冶爐，慧眼觀之，直是洞天福地。”

五華縣李惠堂故居，相傳為李惠堂幼年時用來練習射門的狗洞。受訪者拍攝

他通過自己的宣傳和實踐，展現了足球這項運動的魅力，讓更多的人了解到嵌入這項運動深處的行為邏輯、道德倫理、生存困境和情感濃度。這是李惠堂在時代的前沿之上匯通中西新舊，留給中國足球乃至整個中國體育的寶貴遺產，是“中華體育精神”的生動寫照。

最后，發展足球運動，重在社會層面的普及。這是一項涉及千千萬萬人的艱巨事業，離不開全社會對于足球的關注、理解和參與。

對于足球與社會的關系，李惠堂有著極為深刻的體認。他在1937年的一次廣播演講中指出，“余謂足球對我國，尤有密切之關系，非云足球隊能稱王宇宙，即可踰登列強之上、雄霸環球也，其最要目標，實為利用足球之普及力而引動國人興趣，使人人均知體育之益，使知體育為強種之基礎”。他在抗戰時期撰作的筆記中也寫道，“提倡足球，須從普遍方面著想，不求畸形發展，假若我國驀地產生了十一個出類拔萃的超越良材，縱橫捭闔，踢平了四海五洲，如果事事未上軌道，也不見得馬上可以國富民強”。如今，我們更需要這樣的耐心和遠見，讓足球運動在中國社會向下扎根，向上生長，向前發展。

出品：南都即時

統籌：向雪妮 馬輝

采寫：南都N視頻記者 馬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