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圖來源｜圖蟲創意

文章來源｜城研室

作者｜王劍

長鑫存儲最近再度受到關注，網上又是一片“合肥又贏麻了”的歡呼聲。

從京東方、長鑫存儲到蔚來，外界總是習慣于將合肥的成功歸結為某種“賭徒式”的城市豪賭，覺得這一切都是因其“運氣好”。

但合肥重倉的顯示面板、芯片、新能源汽車等產業，都不是短線生意。

錢投進去只是開場，最大考驗是熬周期、補鏈條、扛虧損，并在關鍵時刻判斷方向有沒有走偏。

事實上，合肥能持續孕育出新產業，真正的資源是其多年沉淀下來的教育、科研和人才體系。

早年的合肥，發展條件其實很一般。

雖說是安徽的省會，但工業底子薄，城市體量小，經濟體量也沒有后來這么大。

合肥那時，最能拿出手的就是教育資源。

1982年，合肥被國家確定為全國四大科教基地之一，“文教之城”曾是其最響亮的標簽。

中國科大、合工大、安大，連同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中國電科38所等頂尖高校與科研院所，均匯聚于此。

因此，在那個新產業尚未崛起的年代，合肥在全國的存在感，很大程度上是由這些高校和院所支撐起來的。

其中，中國科大最值得一提。

中國科技大學

如今，很多人都覺得，合肥是沾了中國科大的光，才蛻變為近年來的“黑馬城市”。

這個說法有道理，但只說對了一半。

1969年中國科大南遷合肥，是特殊年代里的國家安排。

彼時的合肥，尚不具備今日的產業勢能，更無從預判數十年后芯片、量子、人工智能將成為城市競爭的主賽道。

合肥當時能做的，就是以最大誠意留住中國科大。（參見本號《》）。

除中國科大外，中科院合肥物質院、中國電科38所等機構到來，也為合肥早早攢下了厚實的科研底盤。

只是在當時，這些科研機構并未引起太多關注。

畢竟，教育與科研的價值釋放，遠不如工廠生產那樣立竿見影。

工廠簽約、設備進場，產值和稅收很快就能體現在賬面上；學校、學科和科研院所的出成果周期則要漫長得多。

而教學和科研都需要漫長的培育周期，短時間內很難轉化為可見的城市財政收入。

不僅如此，合肥還曾因這份“慢”備受壓力。

盡管合肥高校林立、人才輩出，但由于早期產業基礎薄弱，很多畢業生最后還是選擇去了省外發展。

本土培養的人才，卻在外地為他人作嫁衣，這對于一個內陸省會而言，無疑是一種巨大的失落感。

好在合肥的科教底蘊依然深厚，普通家庭也依然將教育作為改變命運的重要途徑。

這份積累，終于在產業爆發時派上了用場。

近十年，隨著顯示面板、芯片、新能源汽車在合肥做起來，那些從前看著“離產業有點遠”的高校和院所，一下子成了香餑餑。

合肥一家新能源汽車生產企業，工人在整車生產線上作業。圖片來源：新華社

合肥這么多年投在教育科研上的持續投入，也逐漸轉化為工廠里的工程師、實驗室里的研發骨干，以及供應鏈上能解決實際問題的人。

至此，合肥扎實的科教底子，終于顯現出戰略價值。

但要將科教資源真正轉化為產業競爭力，還要看城市能否精準匹配產業的實際需求。

而這一切，最終都要落在“人”的使用上。

一直以來，業內都說合肥這些新產業是“拿錢砸出來的”。

這話不假，卻不全面。

因為，硬科技項目僅靠政府砸錢，根本撐不到今天。

這和過去傳統制造業的邏輯完全不同。

過去招商時，評價傳統制造業項目很簡單，主要就是看土地供應、廠房建設、設備產能，以及投產后可預期的產值和稅收。

環節雖然有些麻煩，但至少有比較清楚的測算口徑。

但硬科技項目就復雜得多。

不僅要長期砸錢，還得陪企業熬周期、補鏈條、扛虧損。

比如，生產線突然停了，地方得知道究竟是設備壞了還是工藝出了問題。

再比如，企業說某個環節接不上，地方需要弄明白，是上游材料供應不足，還是本地配套跟不上。

即便項目虧了錢，地方也得搞清楚，到底是行業周期使然，還是項目本身的問題。

這些事，只靠決策者拍板可不行。

此時，合肥密集的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工程師網絡所構成的城市“產業大腦”，就顯示出寶貴的價值。

特別是押注長周期硬科技項目時，有了懂行的人，決策才不容易跑偏，遇到問題也知道該從哪里下手。

合肥這些年能陪著硬科技項目一路走下來，靠的正是這套支撐體系。

事實上，這份底氣，早在合肥產業爆發前就已經打下了。

城西董鋪水庫旁的“科學島”（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始建于1965年，“人造太陽”EAST裝置便誕生于此。

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

還有中國電科38所，作為國內電子信息與雷達裝備的重要機構，也早在合肥深耕多年。

這些機構可不是產業火了才臨時拉來的，而是幾十年前就在這里扎根，悄悄攢下了底子。

這種積累，也在企業身上得到了驗證。

合肥本地孵化出的科大訊飛，正是這種“厚積薄發”的典型縮影。

早年，語音識別與人工智能遠未成為熱門賽道，市場前景也充滿不確定性。

但科大訊飛能在合肥逐漸壯大，說白了就一個原因：

學校里搞出來的東西，能真正拿到市場上變現。

當然，長鑫、京東方、蔚來、訊飛等項目能在合肥成功落地，也不能全歸功于地方高校。

企業自身、國家支持、產業周期、地方政府的組織能力，哪個都少不了。

可沒有這層科教底子做支撐，合肥很難把硬科技這盤棋下這么久。

棋局打開了，人才流向也隨之逆轉。

過去，合肥培養的學生多向外流動；如今，城市已有能力將人才留在本地，送進實驗室、工廠和研發部門。

自科大硅谷建設以來，新入駐科技型企業已超2500家，各類創新創業人才超過7萬人，股權投資基金規模突破2500億元。

科大硅谷。圖片來源：安徽產業網

與此同時，合肥對年輕群體的吸引力也在持續增強。

數據顯示，近三年來，平均每年約有35萬名大學生來合肥就業創業。

但人留下來，并不代表整個家庭都愿意留下來。

隨著新興產業逐步起勢，合肥隨即面臨一個新考題：人來了，能否再“扎根”下來？

對外地技術人才來說，來時看的是“錢”景，決定留下的卻是生活場景。

買房、通勤、老人就醫、子女教育……這些現實問題遲早要一一面對。

其中，子女教育是最現實的一道坎。

許多家庭不是不想留，而是在孩子學業沒有著落的背景下，不敢輕易將整個家庭未來都托付于此。

小學與初中的承接能力，還只是第一步；真正牽動家長神經的，還是中考后的普高錄取率，以及未來的升學前景。

合肥近年來著力提升普高錄取率，正是為了補上這塊關鍵短板。

2026年，合肥普高錄取率首次突破85%大關，較五年前提升了約17個百分點。

這意味著，100個初中畢業生里，過去只有約68人能上普高；如今，這個數字提高到了85人左右。

對于那些希望留在合肥的家庭來說，多出來的升學機會，有可能就是決定他們是否愿意在此扎根的關鍵選項。

不過，升學機會只是一個方面。

優質教育資源的布局，同樣會影響著外來家庭的最終抉擇。

過去，合肥的好學校大多集中在老城區，但企業多建在新站、經開、高新這些新區。

人在新區上班，孩子卻還得往老城區接送，實在是不方便。

所以，合肥這幾年開始逐步將優質高中資源引入新區。

像“一六八”中學（合肥一中、六中、八中共同組建的優質中學）、實驗高中等，已經把新校區建到了新站、蜀山南麓、南艷湖等地方。

合肥一六八中學

合肥的思路很明確：產業向哪里布局，人口向哪里集聚，教育資源就向哪里延伸。

這些區域雖然不是傳統教育高地，但隨著產業與新市民的導入，好學校也得跟著過去。

畢竟，產業先把人吸引來，最終還得靠教育把家穩住。

只有隨遷子女能在父母工作的城市就近入學，家庭才能真正在此安頓。

當然，安徽高考的競爭依然激烈，優質中學依舊是稀缺資源。

教育擴容能緩解焦慮，但不可能一下子把焦慮消除掉。對合肥來說，這件事還得繼續往下做。

因為教育不只是民生賬，也是產業賬。

這些年說起合肥，很多人先想到的是投中了哪些項目、押中了哪些產業。

可項目真來了，光有錢不夠，還得有人接得住。

研發要人，生產要人，年輕家庭也要有地方安頓孩子。

說到底，靠的還是一座城市的教育底子。

合肥這些年，未必每一步都算得很準，但關鍵是教育這根線一直沒有松。

正因如此，早年那些看起來收益很慢的院所和人才培養，到了今天，才讓合肥既能接住產業，也能留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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