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岸關系的復雜棋局中，我們常常困惑于臺灣社會心態的演變。為何同根同源，卻漸行漸遠？

近日，在臺盟上海市委與上海政法學院聯合舉辦的“臺灣史進校園”活動上，臺灣作家、歷史工作者藍博洲在演講中，以其獨特的生命經驗與深刻的歷史洞察，為我們揭開了這層迷霧。

在這場一個多小時的分享中，藍博洲從自己成長于臺灣戒嚴時代【注：一般將1949年-1987年稱為第二次戒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實施的戒嚴，被認為是第一次戒嚴。】的親身經驗出發，回顧了冷戰結構下臺灣社會的教育環境、身份認同變化，以及臺灣左翼運動、鄉土文學論戰、保釣運動、白色恐怖與地下黨的歷史。試圖探尋臺灣認同錯綜復雜的根源，并重新審視那段被遺忘或扭曲的、臺灣人與中國革命緊密相連的歷史。

今天臺灣問題最深層的矛盾，不僅僅是制度差異，還是長期歷史斷裂之后，共同歷史記憶的消失?！皼]有共同的歷史記憶，就不會有共同的歷史感情；沒有共同的歷史感情，就不會有真正的互相認同。”

臺灣作家、歷史工作者藍博洲

“我們這一代，從小就是在反共宣傳里長大的”

今天這個報告，主題是“臺灣青年的民族認同與歷史擔當”。講這個話題，我心情其實很沉重，因為這是一個很要緊的問題。我一直很想讓大家理解：像我這樣1960年代出生、成長于臺灣戒嚴時代的人，到底是在什么樣的環境里長大的？我們接受的是怎樣的教育？為什么臺灣人會形成今天這樣的認知？

今天兩岸的問題，我覺得最核心的一點，就是兩岸同胞缺乏共同的歷史記憶。沒有共同的歷史記憶，就不會有共同的歷史感情；沒有共同的歷史感情，也就不會有真正的互相認同。

我1968年開始上小學，那個年代，全臺灣幾乎都一樣。你一出門，街上的電線桿、墻壁，到處都是反共標語：“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檢舉匪諜，人人有責”，有些稍微粗點的電線桿上的海報還有插圖，經常就是畫著一個戴著打鳥帽、墨鏡、鬼鬼祟祟在偷聽的人。

我們每天上學時，還沒進校門，就會先看到學校圍墻上的標語：“反共抗俄”。那時候全臺灣不管哪個學校——從小學到高中，都是一樣的。進了校門，首先看到的就是蔣中正的一句話：“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彪m然現在沒有這個說法了，但那時候通通是這個。所以對我們這一代來說，“中國人”這個身份在當時其實完全沒有問題。

學校里面還有很多壁畫。行政大樓的一幅壁畫就是描繪所謂“水深火熱”的大陸：骨瘦如柴的農民，被戴著紅星帽子面目猙獰的人壓迫、奴役。這些畫面，你從小天天看，不需要老師解釋，自然就知道它想告訴你什么。教室里也一樣，前面掛孫中山像，后面掛蔣介石像，墻上還是貼滿各種反共標語。早上八點，全校升旗整隊的時候，我們要唱著《反共進行曲》走向操場。升旗之后，再接著就是校長訓話，到最后，一定會來一句：“不要忘記海峽對岸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大陸同胞?！?/p>

這就是我們從小生活的學習環境。

到了小學三年級以后，我們開始學習寫作文。那時候臺灣在搞“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天天背孔孟、練毛筆字、寫八股作文。作文最后通常得加上一段“反共愛國”的總結，比如寫中秋節的作文，很多同學最后都會寫：“明年的中秋節，我們要反攻大陸，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插回南京城頭?！苯裉炻犉饋砜赡芎芸鋸?，但在那個年代，這種話是不用規定的通行套話。

蔣介石那個時代，整個臺灣社會籠罩在“總有一天要反攻大陸”的氣氛里。后來國際與兩岸形勢劇變，蔣經國上臺，臺灣開始推動十大建設。今天回頭看，那可以說是蔣經國留下的重要政治遺產。

所以，你看侯孝賢《童年往事》里從大陸到臺灣的家庭，會發現他們家里沒有什么真正長期使用的家具；不是買不起，而是很多人一直覺得自己總有一天會回大陸。

電影《童年往事》

這一點，其實很重要。

因為對我們這一代來說，“中國人”這個身份，在當時沒有問題。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是不是中國人”，而是臺灣民眾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

從保釣運動到鄉土文學：臺灣社會開始變化

1970年代以后，整個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尤其是所謂“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中國代表權”之后，臺灣內部也開始出現一系列變化，原本長期穩定的冷戰之下的社會結構，也開始慢慢松動。

最早的變化之一，就是從海外保釣運動開始?！咀ⅲ?970年代初，美國單方面決定將琉球群島的行政權移交給日本，其中包括中國固有領土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此舉引發全球華人的強烈憤慨。1970年底至1971年初，美國各大高校的臺灣及香港留學生率先發起抗議，成立“保衛釣魚臺行動委員會”。保釣運動在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澳門都引發巨大呼應與行動?！亢Ｍ獗ａ炦\動中，有不少人是國民黨高官子弟，他們赴美國留學后，接觸到了在臺灣原本無法接觸、認識到的一些歷史，也重新認識了“愛國”這件事。像馬英九這些人，當時都受過這一波思潮的影響，只是“反共愛國”，后來回到臺灣以后，又發展出了另一套政治路線。

而其中一些比較進步的人，則在后來發展為“回歸祖國”的運動。比如，以臺灣新竹清華大學出身的吳國禎等人為代表，他們是最早一批回歸祖國的人。后來，保釣運動又進一步影響臺灣的文化界，并逐漸形成一個進步的文化思潮，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對臺灣“現代詩”的批判。

1950年代以后臺灣島內流行的現代詩，一般都非常玄虛、晦澀，大家根本看不懂。甚至到我們這代人讀大學的時候還是這樣。很多人沒有真正讀過多少文學作品，卻人人都在寫詩，尤其追女孩子的時候，更喜歡寫那種連自己都看不懂的詩。

經過“現代詩批判”之后，臺灣文藝界逐漸從空泛、抽象的表達，轉向現實主義，開始真正去觀察社會、關注現實。

接著，到1976年前后又出現“鄉土文學論戰”。這場論戰，使臺灣思想界和文學界，重新接續上了1950年代以后長期被壓抑、禁錮的現實主義傳統。

再加上當時受到大陸思潮的影響，臺灣大學生在《夏潮》雜志、陳映真作品等諸多影響下，也利用寒暑假時間“上山下鄉”，去服務農民、少數民族、漁民等等。這是當時臺灣比較進步的、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社會運動氛圍。

同時，隨著臺灣加工出口經濟的發展，“黨外”政治力量也開始逐漸崛起。

1976年到1979年之間，臺灣的反對運動原本還是以主張統一、關懷底層、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群體，也就是所謂“夏潮系統”或“統左派”為主導。

但1979年以后，整個形勢開始發生變化。一方面，大陸的對臺政策出現調整，提出希望與國民黨當局、蔣經國方面改善關系；同時也“寄希望于臺灣人民”。另一方面，中美關系發生重大變化，美國的對臺政策也隨之調整。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發《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

在這樣的國際大格局與兩岸小環境之下，原先不敢出柜的“民族自決”“臺灣自決”等訴求，開始逐漸滲透臺灣社會，并慢慢演變成一種新的政治訴求。

到了1979年底，高雄發生了“美麗島事件”，國民黨當局進行鎮壓?！咀ⅲ?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發生于臺灣高雄市的重大警民沖突事件。該事件由《美麗島》雜志社成員主導，訴求解除戒嚴、開放黨禁與爭取民主。事發后，臺當局展開大規模搜捕，共逮捕150余名黨外人士。黃信介、施明德、林弘宣、林義雄、姚嘉文、呂秀蓮、張俊宏和陳菊等8名核心領導人被移送軍事法庭，以“涉嫌叛亂”等重罪起訴。在美國壓力下，最終未判處死刑，其中施明德被判處無期徒刑，其余人等分別被判處12年至1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p>

從1950年代以來，臺灣所有的政治案件都是秘密審判的。但“美麗島事件”卻在美國壓力之下，第一次采取“公開審判”的方式。正因如此，在“美麗島事件”中被捕的這些人物，承接了1895年以來所謂“臺灣人的悲情”的“政治遺產”，累積了雄厚的未來參選從政的資本。

與此同時，臺灣反對運動內部的路線分歧逐漸凸顯。原本較具“中國認同”的統左派路線，慢慢失去主導地位；而強調所謂“臺灣本土”的路線，逐漸成為主流論述。這種變化，并不是突然完成的，而是經過了一個長期演變的過程。后來真正起到關鍵作用的，還是李登輝時期整個路線的轉向。

我們這一代人，是在臺灣社會不斷變化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我從中學時代就開始讀《夏潮》雜志。后來也像同時代少數比較“進步”的青年一樣，受到鄉土文學論戰的思想洗禮。尤其是陳映真先生的創作與文論對我們這一代人的影響非常大。

而我自以為不斷在“進步”，可我年紀越大卻發現自己越來越孤單。我們這一代原本一起走的人，最后并不是越走越近，而是越走越遠。我慢慢成了一個孤獨的人。很多人順著整個時代政權變色的潮流走到另一邊，甚至進入體制、坐在“廟堂之上”。有更多的人，當年我們在批判國民黨的時候，是典型“黨國反共愛國”教育下的“愛國”者，但今天也都變成“綠色”的臺面人物，或是所謂“愛臺者”了。

“臺灣人”到底是誰？

我是1960年出生于苗栗縣的客家人。因為它是臺灣少數以客家人為主體的地方。因為民進黨的勢力長期以來很難成為這個縣的主流，今天在臺灣網絡上經常被嘲弄稱為“苗栗國”。

在家鄉，我從小到大，幾乎沒聽過“臺灣人”“臺灣話”這種說法。我們那個縣的社會構成就幾種身份區分：主體是講“客家話”的“客家人”【注：臺灣客家人，通常指其祖先多于明末清初時期自廣東（如梅縣、惠州）與福建（如汀州）渡海來臺，主要集中在新竹、苗栗、花蓮、屏東、桃園等地?！?，沿海幾個鄉鎮講“福佬話”的“福佬人（閩南人）”，1949年跟隨國民黨來臺的眷村的“外省人”，以及偶爾會從深山下來臉面猶有刺青的“泰雅族”的所謂“番仔”。因為我們是主流，所以就會嘲笑相對少數的人。例如，那些母語是講福佬話的同學，他們講國語（普通話）的腔調跟我們也不太一樣。他們的口音就會是我們嘲笑他們的材料。

然而，1979年我去臺北上大學，剛進宿舍寢室，與南部來的室友互相自我介紹聊天時，卻聽到他不斷提到“臺灣人”“臺灣話”，而他所說的“臺灣人”“臺灣話”，并沒有包括我們“客家人”和“客家話”，其實就是我們家鄉所說的“福佬人”“福佬話”。盡管他并沒有“大福佬沙文主義”的惡意，但我還是敏感到這背后似乎有一種我尚未體會到的更深層的歷史結構所指涉的政治性的身份。

后來我去高雄幫黨外候選人助選的時候，因為有事而打電話到臺北競選連線總部的辦公室請教，接電話的一位政治犯出身的獨派工作人員吧，聽到我用普通話講話，馬上就用語氣非常嚴厲的“福佬話（閩南話）”責備我，說“你吃臺灣米、喝臺灣水長大的，怎么不會講臺灣話？”我毫不客氣隨即用閩南話回了他一句三字經。這是我在1986年就已經面對的“臺獨法西斯”。在那樣的政治氛圍下，“大聲說出愛臺灣”之類的口號便是當時反對運動主流的政治正確了。

我因為參與反對國民黨的“黨外民主運動”以后更加切身感受到這種身分認同的問題，于是開始回頭認識自己而去思考：我們客家人到底是什么？臺灣人到底是什么？我認為既然我是一個愛臺灣的臺灣人，就應該真正認識臺灣。于是我也開始認真閱讀臺灣歷史。

1986年，我在參與學生運動雜志《南方》創刊期間，強烈感受到周遭形勢的變化。所謂“臺灣人史觀”已經是反對運動的主流論述了。我于是開始閱讀臺灣史。其間也讀了后來被很多人奉為所謂“臺獨左派”的“圣經”的史明所寫卻尚未公開出版的《臺灣人四百年史》復印本。當時在我們的圈子里，只有極少數人能夠而且會去讀這種禁書。但老實講，我當時讀那本書的時候，只覺得它又臭又長，像是“剪刀漿糊”拼貼出來的東西。讀完以后，腦子反而更加混亂。

后來，我又讀了另一位老臺共前輩蘇新（1907-1981）所寫，1949年在香港出版，但當時也是盜印出版的禁書《憤怒的臺灣》。蘇新是臺盟創盟前輩，也是老臺共。他的這本書，從荷蘭殖民臺灣一路寫到1949年。讀完這本書以后，我立刻明白：我不可能是“臺獨”；而且我也知道，“臺獨”這條路根本走不通。這是《憤怒的臺灣》給我最大的教育。跟史明那種越讀越糊涂的“四百年史”不同，蘇新的書把臺灣歷史講得非常清楚。

日本殖民下的“祖國意識”與“棄兒意識”

從《憤怒的臺灣》開始，我真正走進了臺灣歷史的學習，開始試圖理解自己的身份問題。

1970年代，《夏潮》雜志首先重新出土被湮滅的日據時期臺灣反抗史與新文學作品，從而深刻影響了臺灣文學界、史學界的關注方向。因此，到了1980年代，吳濁流（1900-1976）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就因為“臺獨派”用來做臺灣人身分認同的文章而重新受到重視。這本書后來就成了統獨論爭中非常重要的文本。

羅大佑曾寫過一首歌，名字就叫《亞細亞的孤兒》。羅大佑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記憶，我們年輕時唱卡拉OK，唱的幾乎都是他的歌。為什么連流行歌曲都在唱“亞細亞的孤兒”？因為1980年代，臺灣島內有很一股重要的思潮，就是借“亞細亞的孤兒”來塑造臺灣人的歷史觀。但問題在于：這種“亞細亞的孤兒史觀”，真的是吳濁流原本的創作意圖嗎？

我重新研究以后發現，并不是。吳濁流是在日本殖民統治末期、“皇民化運動”最嚴重的時候，面對臺灣人的民族認同危機，而冒險寫下這部小說。他真正想表達的主題思想是：臺灣人只有回去祖國參加抗戰才能得到解放。

吳濁流1943年起稿的小說是用日文寫成的，原名不叫《亞細亞的孤兒》，最初題目是《胡志明》。為什么叫《胡志明》？因為這個名字，本身就象征著殖民統治下臺灣人的民族認同。尤其吳濁流作為一個客家人作家，民族意識非常強烈?！昂久鳌边@個名字，本身就帶有一種“表明自己是漢人、中國人”的意味。在他那里，根本不存在身分認同的困惑，而是要通過胡志明的一生，一一揭露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所有沉淀在清水下層的污泥渣滓。只是1956年在日本出版時，因為書名恰好與當時的越共總書記同名，不得不把主角的名字改為“胡太明”，并把書名改為體現臺灣人歷史遭遇的《亞細亞的孤兒》。

后來我研究臺灣歷史，尤其看了1895年《馬關條約》后臺灣的抗日史，我才真正理解：1895年臺灣被割讓給日本以后，臺灣漢人第一次真正面對“身份認同”問題。在那之前，大家只是清朝子民，并不會特別去思考“中國人”這個身份。但日本殖民統治開始后，臺灣漢人開始產生一種新的“祖國意識”。朝鮮被日本徹底吞并后已經失去祖國，而臺灣不同，臺灣還有海峽對岸的祖國；雖然這個祖國“不爭氣”，把臺灣割讓出去，但臺灣人反而因此產生了強烈的祖國意識。與此同時，也產生了另一種意識——“棄兒意識”，也就是說“我們被祖國拋棄”的怨憤心理。這讓我逐漸理解，臺灣漢人的身份認同，其實長期在“祖國意識”與“棄兒意識”之間擺蕩。

再進一步看整個臺灣歷史，就會發現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1895年到1945年，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整整50年。但在這50年里，“祖國意識”始終是臺灣漢人身份認同的主旋律。

無論是1895年到1915年的武裝抗日，還是1920年代以后的文化抗日運動，再到1937年以后許多臺灣青年回到祖國參加抗戰，這整條歷史脈絡都說明一點：臺灣人在整體上始終把自己視為中國人。除了極少數漢奸之外，很少有人否認自己的中國人身份。

臺灣義勇隊設于金華的第一“臺灣醫院”，當地民眾親切地稱他們為“臺灣醫生”。

魯迅曾在1925年和臺灣青年作家談話時講過：“現在祖國沒有能力幫助你們，只能靠你們自己?！彼?928年的臺共也曾主張“獨立”，但它并不是“獨立于中國”，而是“脫離日本殖民統治”。

“臺獨派”的史觀刻意把1895年的“臺灣民主國”歪曲為“臺獨”，但真正的問題是，當時所謂的“獨立”是針對日本殖民統治提出的，而不是指脫離中國。所以，“臺灣民主國”的年號仍然使用“永清”，他們始終認為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希望中央能夠處理臺灣問題。這些都是歷史事實。

到了1980年代以后，很多歷史概念與事實被“臺獨派”的史觀刻意包裝、偷換，原本屬于臺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一部分的主張，被扭曲解釋成“臺獨”的歷史正當性。一般人如果不了解歷史，就很容易被這種敘事帶著走。

1895年以后，臺灣人的身份認同確實出現了新的變化，但其中最核心的，仍然是“祖國意識”。

當然，這里面也有一些變化。辛亥革命以前，臺灣人的認同更多是“大清認同”；比如，抗日志士簡大獅（1870-1900）犧牲前聲言“生為大清之人，死為大清之鬼?！庇媒裉斓脑拋碇v，就是“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

簡大獅

但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清朝滅亡以后，臺灣人又面臨新問題：既然清朝沒有了，那我們是誰？有些人為了維持民族認同，甚至堅持不剪辮子。像洪棄生（1866-1928）這些抗日志士，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武裝抗日失敗后，仍通過保留辮子來表達自己的民族身份：“我不是日本人?！钡搅?915年，臺灣島內最后一次大規模武裝抗日的領導人余清芳則用“大明慈悲國元帥”來號召民眾。

包括吳濁流本人，一直強調自己的漢民族認同。他在日本殖民統治最黑暗的1944、1945年“皇民化運動”時期，才會寫出《胡志明》那部小說。他其實就是在表白臺灣人的身份，說你為何不表白你是明朝的后裔。

小說里面寫的，正是他自己從小到大的經歷：從私塾教育，到進入日本公學校、師范學校，不斷遭遇殖民歧視。他慢慢意識到，日本人始終把臺灣人當成“二等國民”。但更復雜的是，當他后來回到南京以后，又遇到另一種尷尬：南京當時是汪精衛政權時期，結果祖國同胞又把臺灣人當成“日本人”。那么，臺灣人到底是誰？今天很多人以為這是當代才出現的問題，其實問題早就有了。在日本殖民臺灣時期，臺灣的知識分子就已經開始面對這個問題。

包括后來很多人引用的“臺灣是臺灣人的”這句話，在當年也不是今天這種經過扭曲的含義。那個時代臺灣知識分子講這句話，主要是針對日本殖民統治，其本意并不是要建立一個脫離中國的“臺灣民族國家”。但今天的問題在于，很多人把這些歷史語境全部抽空，只保留字面上的一句話，拿來服務于“去中國化”的敘事。

吳濁流寫《亞細亞的孤兒》，真正要處理的，就是這個問題。其實在最早版本的小說結尾，不是現在很多人所理解的“臺灣人的悲情”，小說最后寫的是：有人半夜偷偷收聽廣播，聽到胡志明在昆明對臺灣同胞廣播，鼓勵臺灣同胞回祖國參加抗戰。

這個結尾，與歷史事實是對應的。

從1895年到1945年，臺灣人被殖民統治50年，最終真正看到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希望是回到祖國參加抗戰。

尤其是1937年以后，隨著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很多臺灣青年回到大陸參加抗戰。據不完全統計，到抗戰勝利前后，大約有五萬名臺灣青年返回祖國參與抗日。所以，吳濁流的小說真正想表達的主題，是和這一段的歷史經驗相一致的。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后來“亞細亞的孤兒”會被重新解釋成“臺灣孤兒意識”呢？

因為到1979年、1980年代以后，臺灣一些新的文學與歷史論述開始刻意強調“悲情”“孤兒”的情緒。他們特別強調小說主人公最后“發瘋”的情節，說臺灣人在日本人眼里不是日本人，在中國人眼里也不是中國人，所以臺灣人只能回到“臺灣主體性”。但這種解釋，只是抓住了歷史經驗中的“棄兒意識”，卻故意忽略了更核心的“祖國意識”。問題就在這里。1895年以后，臺灣人確實同時出現了“祖國意識”與“棄兒意識”兩種情感，但直到1945年以前，主導性的情感依然是祖國認同。

光復后《臺灣新生報》連載吳思漢尋找祖國的自述報導

“二二八”之后：為什么很多臺灣青年走向共產黨？

1945年臺灣光復時，大部分臺灣民眾是真心歡迎祖國回來接收的，所以才會出現“簞食壺漿迎王師”這樣的場景。但是，國民黨在臺灣的腐敗、“二二八”事件以及白色恐怖，又讓很多臺灣人開始對“祖國”產生失望。

不過，歷史的發展并不是臺獨史觀的敘述那么簡單。因為很多臺灣青年并沒有因此而否定中國認同。恰恰相反，他們逐漸轉向了另一種“紅色中國”的認同，也就是投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

我對這段歷史調查研究之后才認識到，“二二八”事件要求的是民主與自治，并不是臺獨史觀所謂的“臺獨起點”；如果是這樣，又要如何解釋1950年代有那么多臺灣青年投入共產黨地下組織呢？

陳明忠、林書揚，以及在馬場町被處決的大量臺灣青年，其中很多人都是臺灣本地青年。他們其實已經用自己的實踐，對這個問題做出了回答。在他們看來，臺灣的問題，不能孤立地只在臺灣內部解決，而是必須和整個中國革命結合起來。

所以1947年以后，許多臺灣青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希望通過參與整個中國革命來改變臺灣命運。這才是《沉默的榮耀》背后的真正歷史。

朱楓就義前一瞬

但1950年以后，這段歷史在臺灣長期不能公開講。很多地下黨烈士的子女，甚至都不知道父輩真正參加過什么活動，因為那是會掉腦袋的事情。他們只知道“親人被國民黨殺了”，卻不知道為什么被殺。與此同時，他們又是在國民黨的反共教育體系中長大的，慢慢地，他們甚至站到自己父輩曾經反對的立場上。我一直覺得，這是臺灣歷史最大的悲劇之一。

因為這樣，我越來越意識到，兩岸融合真正的問題，并不只是臺灣人的中華文化認同而已，而是臺灣人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系問題。我們這一代人從小接受的就是高度反共的教育，但即便如此，我們并不懷疑自己是中國人。恰恰相反，我們這一代人都有很深的“中國心”“中國情”，小時候天天看地圖，看長江、黃河，看“壯麗山河”，很多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回到大陸看看。

這一點非常重要。問題從來不是有沒有“中國認同”，而是臺灣社會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

冷戰結構與“去中國化”

兩岸往來開放以后，原本受黨國教育長大的一些人，真正到大陸看過之后，私下也會講“共產黨其實做得不錯”，但因為臺灣長期形成的那套反共意識形態非常深，他們還是不能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

我一直認為，從1895年到1992年“兩會共識”形成之前【注：?；鶗c海協會】，整體而言，臺灣社會的“中國認同”并沒有根本性斷裂，雖然反共，但主流意識還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真正大規模變化，是到1990年代李登輝搞兩國論，尤其民進黨執政之后。通過長期的教育、教科書修改、媒體宣傳、政治動員，再加上各種社會資源和制度力量，“去中國化”成為一項長期工程。到現在，“抗中保臺”成了一種能有效動員臺灣社會的政治敘事。

今天大陸有一個看法，認為只要強調中華文化，就能解決臺灣問題。我個人對此持疑問態度。

光靠“中華文化”就能解決認同問題嗎？過去兩岸交流的時候，不少大陸朋友都覺得“中華文化保存最完整的是臺灣”，甚至很多臺灣人也有這種文化優越感。比如兩岸開文化會議時，一些臺灣人士就會不斷強調“繁體字”“正體字”，甚至今天還有人說“要解決兩岸問題，先廢除簡體字”，但在我看來，這些都不是根本問題。

真正的問題，不在文化形式，也不在繁體字、簡體字，更不只是蔣介石時代遺留下來的那些東西。真正的問題是什么？

在我看來，是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兩岸進入了不同的歷史道路。隨后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臺灣被納入美國主導的東亞反共體系。

今天臺灣問題最核心的卡點，就在這里。也就是說，只要中國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臺灣社會絕大多數人就難以接受。

為什么蔣經國執政后期推動開放探親？其實他也有現實壓力。那么多跟隨國民黨來臺灣的老兵，一輩子不能回大陸，很多人到了六七十歲，人生快結束了，還沒見母親最后一面。在這種情感壓力下，蔣經國1987年開放大陸探親。這是他做的一個歷史貢獻。當然，小道消息很多，有人甚至說，美國對他開放兩岸探親并不滿意。

去臺老兵在臺灣街頭活動爭取回鄉探親的權益。

因為美國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兩岸民間重新恢復聯系。美國最希望維持的狀態就是，中國不能統一，臺灣也不能真正獨立，而是始終處于一種對立、分離的狀態。

說到底，還是那個問題：中國有沒有能力真正改變整個東亞力量結構？也就是所謂“東風能不能壓倒西風”的問題。

那么，對于我們這些在臺灣島內長期堅持統一立場的人來說，我們到底能做什么？

“認識歷史，臺灣才能重新理解自己”

今天2300萬臺灣人里面，真正明確認同中國的人已經越來越少。原因并不只是他們“壞”，而是他們長期接受的是另一套教育。很多人不是有意識地“反中”，而是長期浸染在這樣的社會環境里，不知不覺形成了那種認知。

最關鍵的問題是：怎么讓臺灣人真正重新認識歷史？怎么讓臺灣人真正認識中國共產黨？尤其是那些臺灣地下黨烈士的后代。我從1987年開始接觸臺灣地下黨的歷史，接觸了很多烈士家屬，但很多烈士后代其實并不認同共產黨。

問題來了：為什么這些烈士家屬，會走到自己父輩的對立面？很簡單，因為他們根本不了解歷史。他們從小只知道“父親被國民黨殺了”，但不知道父親為什么被殺。自1950年代以后，地下黨的歷史在臺灣根本不能講，一講就會出事。很多家庭內部甚至完全不談這些事。與此同時，他們又是在國民黨的反共教育中成長起來，慢慢地，反而站到了自己父兄的對立面。

從1940年代到1950年代初，臺灣有大量青年投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下組織，其中很多人并不是邊緣人物，相反，恰恰是那個時代臺灣最優秀的一批青年，有知識分子、學生、教師，甚至包括一些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像我寫《幌馬車之歌》（后來侯孝賢拍《好男好女》）講的就是這些人。這些臺灣青年，在殖民地臺灣成長，后來到了祖國大陸，最后為什么“走來走去走到共產黨那里去”？這不是偶然。他們經歷過日本殖民統治，也經歷過戰后國民黨統治的混亂與腐敗，最后認為：共產黨代表了一種新的希望。臺灣的問題，不能只靠臺灣內部解決，而是必須和整個中國革命結合。所以，他們投入了共產黨地下組織。這就是臺灣歷史的一部分，只是今天很多臺灣年輕人，已經完全不知道了。

而且1949年以后臺灣局勢原本并不像今天這樣。現在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朝鮮戰爭爆發前，臺灣已經非常接近“解放”。當時，共產黨地下組織在臺灣發展得很快，很多人都認為局勢已經接近最后階段。但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以后，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整個局勢就徹底改變，臺灣問題被拖到了今天。

1949年以后，蔣介石敗退臺灣，開始進行大規模鎮壓，隨后進入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最早像“基隆中學事件”“《光明報》事件”等，很多人被捕。1949年12月以后，以“匪諜”名義進行的大規模槍決展開。

蔣介石最開始主要鎮壓的，其實是所謂“外省人”。當時他的政治處境并不穩，美國一度并不完全支持蔣介石，曾考慮扶持孫立人、吳國楨等勢力。同時，在臺灣社會內部，從資產階級到左派，對國民黨普遍都有不滿。更重要的是，當時解放軍隨時可能渡海。所以蔣介石最初不敢對臺灣“本省人”進行大規模鎮壓，他擔心這樣做會再次爆發類似“二二八”那樣的社會反抗。而鎮壓“外省人”相對社會影響較小，很多外省來臺者社會關系有限，沒有深厚地方網絡。但隨著朝鮮戰爭爆發，國際局勢徹底改變，美國重新全面支持蔣介石，臺灣也真正進入冷戰體制。

我們這代人就是在“反共冷戰時代”成長起來的。但即便如此，我們小時候沒有懷疑過自己是中國人。這一點很重要，問題不在“中國認同”，而在于臺灣社會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

今天真的想解決臺灣問題，關鍵就是怎么讓臺灣社會重新認識中國共產黨。這不是簡單的宣傳，而是真正地理解：為什么1940年代、1950年代臺灣最優秀的青年會選擇共產黨？為什么他們最后愿意為理想而犧牲？今天很多臺灣人，包括地下黨烈士后代，對這段歷史完全不了解。

如果大陸真的希望爭取臺灣民心，最重要的不只是經濟發展、不只是文化交流，而是幫助臺灣人重新理解臺灣歷史，尤其是臺灣人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歷史關系。

臺灣問題歸根到底，是歷史認知與身份認同的問題。沒有共同的歷史記憶，就不會有共同的歷史感情；沒有共同的歷史感情，也就不會有真正的認同。

真正重要的，是讓臺灣年輕人知道，臺灣歷史并不只是今天課本里的那個版本。臺灣歷史中，存在另一條長期被壓抑、被消失的線索，那就是臺灣人與中國革命之間的關系，包括臺灣抗日史、地下黨歷史，以及臺灣青年參與中國革命的歷史。

這些歷史如果不被重新看見，那么臺灣社會對于中國的理解，就永遠會停留在一種被割裂、被簡化的狀態里面。今天臺灣社會的很多問題，都與這種歷史斷裂有關。

我一直強調，認識臺灣歷史，不只是學術問題，而是一個現實問題。只有重新理解歷史，臺灣人才可能重新理解自己。只有這樣，兩岸之間才有可能真正建立一種共同的歷史情感，否則兩邊永遠只是各講各話。

我想，這是我今天演講最想講的一件事情。

（本文根據現場演講整理而成，經演講者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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