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忽必烈后代與毛主席會面，臨別坦言：就算雄師身上也難免會有虱子嗎！

1895年初秋，北京貢院外落葉翻飛，年輕舉子冒廣生擠在人群中，手里攥著一頁寫滿盧梭語句的策論。他抬頭看榜時自嘲一笑——又落第了。夜里，他對同伴說：“若只許寫八股，何必讀萬卷？”同伴低聲回一句：“敢言者，往往無門可登。”這場插曲預示了他此后一生與時代脈搏的奇特糾纏。

甲午戰敗的余震尚在，中樞提倡“師夷長技”卻仍用舊尺量人。冒廣生家世顯赫，血脈追溯到忽必烈第九子脫歡，但家譜無法抵擋科場禮法的鐵閘。張之洞坐鎮閱卷，碰到冒氏文章里“民有主權”幾個字，順手丟進廢卷欄。一次審卷，足以決定士子前途；對冒廣生而言，卻只是把他推向另一條路——治學與直言。

轉入新世紀，他在廣州、上海輾轉講學，倡導變法，寫文章指斥頑固派。“讀書若不關天下事，寫出來也只是粉本。”他這句口頭禪，被學生偷偷記在課本空白處。晚清舊制搖搖欲墜，知識分子紛紛尋找落腳點，有人投商界，有人入新軍，他卻選擇留在典籍堆里，用儒家骨架接納西方血液。

抗戰期間，他避居重慶郊外，竹簡與油燈相伴。那時的陳毅來陜南視察，每逢夜深，總跑去冒宅“蹭課”。兩人飲茶論史，談到《左傳》里的“多識前言”，又談到盧梭的“社會契約”。陳毅感慨：“老先生肚子里有兵法，也有世界。”從此，這位儒者與這位將軍成了忘年之交。

1957年春，整風風聲傳到上海。耄耋之年的冒廣生握筆依舊穩健，一氣寫下《治國先治吏》一文，寄給在京的陳毅。幾日后，《人民日報》全文刊登，署名——“冒廣生”。北京許多年輕干部第一次聽說這位“元朝后裔”的名字，驚嘆于筆鋒之犀利，措辭之沉郁。

6月30日傍晚，周恩來專車抵達同仁醫院旁的招待所，“毛主席請您夜里到菊香書屋坐坐。”白發老者拍拍長衫灰塵，笑問：“夜深了，他不嫌我啰嗦？”周恩來回以一笑：“主席說，今夜要聽您‘啰嗦’。”

那一夜的中南海燈火通明。毛澤東翻著冒氏新出的《詩經通釋》，抬頭問：“先生以為，古人議政多引經，據典多矣，可有害處？”冒廣生答得緩慢：“圣賢遺訓自有光，但若束之高閣，百姓仍舊吃苦，典籍便成了空匣。”毛澤東哈哈大笑：“說得好，書要為人所用。”座中李維漢記錄不停，朱德默默點頭。

談到深夜，警衛來報會議將開。兩人意猶未盡，毛澤東起身相送。走到門口，冒廣生忽而停步，壓低嗓音：“古來雄師縱橫，亦難免生虱。愿主席常拂甲胄。”一句古意盎然的提醒，讓本就快步的毛澤東放慢了腳，回身鄭重握手：“受教了，改日再談。”

會面消息沒有對外公布，只在高層流傳。有人揶揄：“一介老儒，能說動什么？”陳毅卻擺手：“大樹要常修枝，旁觀者正好看得真切。”不久，中央連續下發整風批示，其中不少措辭頗似冒文的鋒芒。知識分子的思考，經由政治家的耳朵，化作制度的修補，這在多年后被史家視作整風中少有的和緩場景。

1959年8月，冒廣生病逝于上海廣慈醫院。床頭擺著他常翻的《資治通鑒》、一冊手鈔《聯珠集》，以及那本毛澤東贈回、批注滿頁的《詩經通釋》。吊唁者多是年輕學者，他們在他筆記里發現一句夾批：“古今仕途，一筆寫不完；惟愿言者不止，聽者不倦。”這句話像是他人生的注腳——從科場失意，到中南海長談，他始終相信，書生的聲音雖輕，卻能提醒雄師身上的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