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鮑韶山】

在墨爾本工會大廈一間座無虛席的房間里，新成立的“澳英美聯盟公共委員會”開始了它的工作。這個由前聯邦部長彼得·加勒特領導的委員會，其成立完全源于人們對于核潛艇計劃日益加深的憂慮：這項堪稱澳大利亞近代最重要的戰略協定之一的協議，推進過程卻缺乏充分審議。圍繞核潛艇項目落地難度、巨額成本開支以及國家主權受影響等爭議不斷發酵，最初零散的質疑聲，如今已然演變為全民熱議的公共話題。

于是，2026年6月啟動了一項專項調查，其委員包括退役海軍上將克里斯·巴里等人，針對的正是2021年宣布的價值3680億澳元的澳英美聯盟協議。委員會將舉行公開聽證會、收集意見書，并審查可交付性、核廢料管理、成本及戰略契合度等問題。支持者們認為，聯邦議會從未針對該協議開展充分辯論，也暴露出這項澳洲史上規模空前的戰略承諾背后，存在明顯的民主缺位問題。

不過，該委員會的探討范疇早已超越核潛艇本身。

澳英美聯盟引發的諸多爭論，觸及了更為深層的核心矛盾，也是兩股歷史潮流碰撞下必然迎來的時刻。這是一個由兩股歷史力量碰撞所帶來的清算時刻。一方面是國際格局的變遷：1991年蘇聯解體后，美國維持三十年的單極主導格局日漸式微；另一方面則根植于澳大利亞長久的歷史底色：作為身處亞洲的移民國家，這片土地始終縈繞著身份焦慮，對華心態也反復搖擺。

兩股力量交織之下，澳大利亞不得不直面歷代人一再回避的深層難題。

資料圖：澳大利亞皇家海軍現有的科林斯級柴電潛艇沃勒號（Waller）。法新社

遠不止采購爭議

委員會收集到的各類擔憂絕非杞人憂天。批評人士直言，澳大利亞計劃引進的弗吉尼亞級潛艇，交付前景充滿不確定性。美國國會研究服務部多年來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造船廠甚至難以滿足美國海軍自身的需求。作為聯盟第三方的英國，同樣深陷工業產能與作戰能力不足的困境。

美國造船廠（主要是通用動力電船公司和亨廷頓英格爾斯紐波特紐斯造船廠）一直未能達到每年建造兩艘弗吉尼亞級潛艇的目標，近年的年建造率徘徊在1.1至1.2艘左右。由于勞動力短缺、供應鏈問題、新冠疫情干擾以及優先建造哥倫比亞級彈道導彈核潛艇，船廠積壓訂單不斷增加，交付時間從疫情前的3至3.5年膨脹至五年以上。

美國希望造船廠每年建造2.33艘，以同時滿足自身需求和澳英美聯盟（為澳大利亞提供最多五艘弗吉尼亞級潛艇）的目標；但近期預測顯示，即便在高度樂觀的預期下，美國也要到2032年前后才能實現年產兩艘的計劃。這已大大落后于原定時間表。與此同時，就在澳大利亞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訪問英國之際，媒體報道稱，英國五艘核潛艇中竟無一艘在役；它們全部都在干船塢中。

面對產能短板，澳大利亞已承諾投入巨額資金助力美英完善軍工體系（向美國投入超過46億澳元，向英國投入同等巨額資金），可時至今日，澳方仍未收到任何一艘新潛艇。為填補戰力空缺而啟動的柯林斯級潛艇延壽項目，也接連遭遇工期延誤、成本超支等問題，多重規劃接連受挫，戰略布局陷入重重困境。

美英澳三國防長宣布調整核潛艇采購計劃，澳大利亞將從美國購買3艘二手“弗吉尼亞”級潛艇，而不再是此前規劃的1艘新潛艇加上2艘二手潛艇 IC photo

前外交部長加雷斯·埃文斯在委員會作證時，還指出了另一個問題：主權。任何由澳大利亞操作的核潛艇，都必然嵌入美國的指揮架構之內。這也引出核心疑問：澳方究竟能否掌握完整作戰能力，還是僅作為美國大戰略框架下的執行方？這讓我們回想起美國外交官庫爾特·坎貝爾曾在私下坦率的評論：澳英美聯盟協議成功將澳大利亞“拉下墻”，使其未來四十年的安全與戰略路線完全依附于美國，這番言論也讓外界對主權問題的顧慮愈發強烈。

埃文斯認為該協議堪稱澳大利亞外交史上最失當的決策之一，它犧牲了本國外交與戰略自主空間。一旦爆發一場沖突（例如在臺灣海峽或南海周邊爆發沖突），美國極有可能調用澳方核潛艇，而雙方裝備與指揮體系的互通設計則引發了人們對澳大利亞獨立控制權的懷疑。批評者指出，1951年簽署的《澳新美安全條約》并不承諾美國在澳大利亞遭受武裝攻擊時一定使用軍事力量，這使得該安排具有不對稱性。

這些擔憂讓外界開始重新審視將核潛艇作為澳大利亞防務核心的合理性。據保守測算，該項目至21世紀50年代中期總耗資將達3680億美元。巨額開支擠壓了無人機、導彈、網絡作戰等裝備的研發投入，而這類非對稱作戰力量，其實更契合澳大利亞的地理特征。從國防角度看，核潛艇計劃的機會成本并非微不足道，尤其考慮到休·懷特和薩姆·羅格芬等人已提出了更具成本效益的防務戰略替代愿景，他們都認為，澳英美聯盟安排不適合完成保衛一個廣闊、偏遠大陸的任務。

但僅僅關注澳英美聯盟的技術優劣或缺陷，便會忽略背后更深層的議題。這場爭論的核心，實質上是一場關于澳大利亞未來定位的爭論。

單極時代的終結

三十多年來，澳大利亞的戰略假設一直建立在一種特定的國際秩序之上。1991年蘇聯解體后，美國確立了獨一無二的全球主導地位。憑借海上控制權、遍布全球的軍事基地、領先的科技實力與金融霸權，華盛頓在國際舞臺上擁有絕對話語權。

澳大利亞在這些條件下蓬勃發展。事實上，其戰略思維也早已適應了美國主導格局帶來的穩定態勢。如今，這些確定性正在消退。

無論人們將當前的發展解讀為霸權衰落、權力擴散或是國際格局過渡，很少有嚴肅的觀察家會否認世界正在遠離單極化。經濟重心不斷向亞洲轉移，先進技術加速普及，昔日看似牢不可破的軍事優勢，如今也面臨激烈競爭。

中國經濟總量在全球的占比大幅提升，亞洲整體經濟體量徹底改寫了世界格局。金磚國家擴容、新型金融合作機制涌現、地區大國紛紛謀求戰略自主，多極化趨勢愈發清晰。美國在諸多核心領域仍保有優勢，但已無法實現全面主導，形成了學界所說的 “不完全單極” 或 “實力相對弱化的單極體系”。

這種轉變令澳大利亞戰略界陷入迷茫。國防文件一邊沿用傳統威懾理念，一邊承認競爭加劇的現實。卻始終回避核心問題：為單極時代量身打造的戰略，已難以適配多極世界。

圍繞英美打造聯盟的焦慮情緒，恰恰反映了這種不確定性。加倍深化與一個相對衰落中的霸權國的融合，只會讓澳大利亞固守陳舊的戰略思維，無法打造出適配權力多元化新格局的靈活防務體系。

前沿部署優勢不再，美國亞洲威懾體系瀕臨瓦解

近期中東沖突的影響遠超西亞地區。它們對美國自二戰以來在亞洲的力量所依賴的整個戰略架構的可行性，產生了根本性的動搖。

幾十年來，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延伸威懾體系一直依賴一個簡單的命題：部署在日本、韓國、關島以及日益在菲律賓的前沿部隊可以憑借部隊的戰場生存能力與作戰效能，形成有效戰略威懾。這套體系默認海外軍事基地是絕對安全的后方支點，美軍可在此集結并投送絕對優勢軍力。而近期一系列沖突，徹底打破了這一固有認知。

本輪與伊朗的戰爭暴露了固定軍事基礎設施在面對大規模導彈襲擊、無人機蜂群和精確打擊時的脆弱性。商用衛星影像證實，美軍中東多處基地遭遇損毀，伊朗采用的飽和打擊戰術，接連突破多層防空攔截網絡。這一實戰教訓極具警示意義：如今精確打擊武器與低成本智能化作戰裝備快速普及，戰爭攻防天平已徹底向進攻一方傾斜。

讓這些事態發展尤為重要的是，伊朗現有的作戰能力，與中國相比懸殊。中國的導彈庫存、工業能力和自主系統遠超德黑蘭。在中東基地暴露出的防御短板，在西太平洋地區只會被進一步放大。如果美國的防空系統難以保護基地免受伊朗的齊射打擊，那么面對實力更強的解放軍，其亞洲前沿基地的生存能力可想而知。正如詹妮弗·卡瓦納最近指出的，如果美國在中東的基地被證明無法抵御伊朗的攻擊，那么在亞洲對抗中國的基地生存前景更是堪憂。

與此同時，美軍彈藥儲備不足的困境也日益凸顯。多年支援烏克蘭、支持以色列的需求以及與伊朗沖突的損耗，已經使關鍵彈藥和攔截系統的庫存捉襟見肘。有報道稱，“戰斧” 巡航導彈、高端防空攔截彈損耗速度極快，補齊缺口需要數年時間。美國國防部內部也彌漫著焦慮情緒：在兼顧全球多地防務承諾的前提下，美軍是否還有充足能力，落實亞洲區域的應急作戰預案。

一系列現實困境，正在顛覆美國戰后亞洲戰略的底層邏輯。延伸威懾能否落地，既取決于政治意愿，更依托于有利的軍事力量對比。如今就連美國資深戰略界人士也不得不承認，過往的軍力平衡格局已然不復存在。已成為美國戰略思維中最具影響力聲音之一的埃爾布里奇·科爾比一再指出，亞洲的軍事平衡已朝著不利于美國的方向轉變。

近期，國防部部長赫格塞思對分擔責任和盟友承擔更大責任的強調，本質上也是承認，美國再也無法獨力充當亞太地區唯一的安全保障者。赫格塞思最近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的主旨演講中，甚至將美國在亞洲的角色定義為確保沒有任何單一強國能充當地區霸主。這就意味著美國憑借絕對軍事優勢掌控區域格局的時代，已然落幕。

2025?年2月，美國海軍弗吉尼亞級攻擊型潛艇明尼蘇達號在西澳大利亞州的澳大利亞皇家海軍斯特靈基地停靠。路透社

這場戰略變局帶來的影響十分深遠。美國長期奉行的前沿主導戰略，也就是依靠密布海外的前沿基地網絡投送優勢軍力的模式，已然淪為舊時代產物。如今美軍推行兵力分散部署、機動化作戰、盟友共擔防務等舉措，并非實力自信的體現，而是對自身戰略劣勢的被動調整，也印證了傳統軍事架構早已難以為繼。

對澳大利亞等國而言，他們被迫要去面對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澳英美聯盟和更廣泛的聯盟結構，都建立在繼承自單極時刻的假設之上——美國的軍事優勢是持久的，前沿部署仍然可行，延伸威懾可以無限期繼續。然而，一旦美國兵力投送的硬件根基不斷弱化，澳大利亞賴以立足的整套戰略考量，也必須重新審視。

當然，這并不代表美國會徹底退出亞太，大國戰略收縮向來不會一蹴而就，也不意味著區域內會出現單一霸權力量。未來亞太地區將走向多元制衡、競爭加劇的新格局，沒有任何外部勢力能保有絕對的軍事主導權。

對澳大利亞而言，當下的核心難題，并非強行維系早已崩塌的舊有力量格局，而是主動適應全新局勢 —— 技術革新與現實軍力變化，已經徹底改寫了二戰以來的區域戰略規則。前沿部署主導全局的時代已然走向終結，整個地區都需要思考，后一階段的全新戰略格局將如何構建。

聯盟擁躉的困局

隨著外界對澳英美聯盟的質疑聲持續增多，澳大利亞國內堅定奉行跨大西洋路線的陣營，其態度與應對方式也愈發耐人尋味。

幾十年來，支持美澳聯盟在澳大利亞外交政策建制派中占據著近乎正統的地位。朝野普遍默認美國的主導地位會長久延續，澳大利亞的安全根基也必然依托于對美追隨，這些假設很少遭到持續的公開挑戰。澳英美聯盟本身就誕生于這種思想環境中。

然而，隨著支撐該安排的戰略前提受到日益嚴格的審視，聯盟的捍衛者們以一種驚人的警覺和意識形態強度做出了回應。

聯盟核心支持者近期的表態頗具深意。一部分人主張，澳英美聯盟不應單純被視作軍事合作機制，更是 “捍衛共同價值觀” 的集體契約；有人將美軍導彈產能不足視作亟待解決的危機；還有人呼吁向本國青年普及地緣政治知識，爭取民眾支持增加國防投入、承擔更多戰略風險。與此同時，即便美國自身的可靠性不斷下降，輿論在探討聯盟運作時，依舊反復強調要維系好與這位 “核心庇護者” 的關系。立來看，這些觀點并不突兀，但將它們放在一起，卻揭示了一些重要變化。

輿論風向已然轉向：原本圍繞作戰能力、落地成效、戰略價值的理性探討，漸漸被價值觀宣講、立場表態與公眾引導所取代。爭論的焦點不再局限于聯盟能否如期推進潛艇項目，或是亞太軍力天平是否仍偏向美國。持異議者被貼上 “脫離地緣現實” 的標簽，而聯盟本身則被拔高為關乎道義與文明的堅守。語言已變得日益意識形態化。

這種轉變本身就意義重大。信心很少需要被道德化。當一套固有理念賴以存在的前提開始動搖，其擁護者反而會變得愈發偏執強硬。

歷史學家大衛·沃克在經典著作《焦慮的國度》中，為解讀這一現象提供了思路。沃克記錄了歷史上的澳大利亞白人對亞洲和中國的恐懼歷史上澳大利亞主流群體對亞洲、對中國的戒備心態，不僅體現在戰略考量中，更滲透在文化敘事與道德說辭里。受制于地緣與人口格局產生的不安全感，讓澳大利亞長久以來傾向于尋求遠在大洋彼岸的盎格魯強權庇護，同時始終深陷被盟友拋棄的憂慮之中。這些焦慮從未完全消失。它們只是找到了新的制度化表達。

隨著美國獨霸一方的時代走向落幕，過往的心態與邏輯再度顯現。反復強調 “共同價值觀”，實則是在回避軍力短板這類現實難題；呼吁提升青年地緣認知，背后是擔憂民眾不再默認前代人信奉的戰略邏輯。而部分人將澳大利亞的出路簡單歸為 “追隨美國” 或 “受制于中國” 二選一，也暴露出思維局限 —— 他們無法設想，區域秩序可以擺脫霸權主導的層級模式。

事實上，一些知名評論員公開表示，他們無法想象一個不再由美國主導的亞洲環境中繁榮發展的澳大利亞。這種說法之所以有揭示性，是因為這并非單純的思維短板，而是數十年單極格局下形成的世界觀，已然難以適配新的時代環境。

因此，對澳英美聯盟擁護者的激烈反駁，早已超出潛艇項目分歧本身。它反映了一個建制派在面臨這種可能性時的不安：他們賴以立身的諸多核心判斷，正在與當下重塑的國際格局漸行漸遠。

隨著美國優勢的物質基礎減弱，澳英美聯盟的戰略合理性持續受到拷問，舊秩序的維護者們愈發固執，他們越來越道德化、越來越焦慮。他們竭力守護的，不只是一個軍事同盟，更是自全球主導權從英國移交至美國后，塑造了澳大利亞國家戰略定位的整套歷史格局。

這般激烈的對抗情緒也就不難理解了。這場挑戰沖擊的并非只是一項對外政策，而是代代沿襲的認知體系。這也是圍繞澳英美聯盟的爭論始終裹挾著強烈情緒與意識形態對立的根源。潛艇爭端的表象之下，是深層的惶恐：那個澳大利亞可以安心倚靠遠方保護者的時代，或許正在徹底遠去。

澳大利亞在1901年至1973年間實施的一系列限制非白人的政策，史稱“白澳政策”

歷史的陰影

當下的困境固然有現實局勢的催化，但究其本源，更深層的癥結根植于漫長的歷史之中。回想一下大衛·沃克所記載的，1850年至1939年間的猜忌與恐慌，塑造了澳大利亞白人對亞洲和中國理解的那些恐懼。對人口稀釋、文化差異和戰略脆弱性的擔憂，已深深織入澳大利亞民族國家的肌理之中。

19世紀60年代，澳洲金礦爆發針對華人的暴力排外事件，自此，當地對華人族群發展壯大的不安便從未消散。1901 年澳大利亞聯邦正式成立后，首部重要立法之一便是白澳政策，這套制度將排華、排亞的偏見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

盡管正式的種族排斥幾十年前就已結束，但歷史留下了長長的陰影。法律歧視的消失并未自動抹去繼承下來的思維習慣。幾十年來，對亞洲的焦慮周期性地以不同形式重新浮現。今天，對中國的擔憂主導了澳大利亞的大部分戰略話語，即便官方文件避免明確將中國點名為擔憂的對象。沒有人會被這種模糊性所欺騙。

如今的輿論氛圍，與過往歷史有著驚人的相似性。正如20世紀80年代對日本的經濟恐懼產生了夸大的恐慌一樣，而當下的相關討論，同樣交織著客觀的戰略考量與根深蒂固的文化焦慮。

厘清這段歷史，并非要全盤否定澳大利亞合理的安全訴求。任何國家都會直面現實的戰略挑戰。關鍵在于要認清：一國對外部威脅的判斷，永遠無法脫離歷史語境孤立存在。正如沃克所剖析的，長久以來，“亞洲陰影” 始終影響著澳大利亞的國家身份塑造 —— 從對外部勢力入侵的恐懼，到固守 “白人國家” 身份的防御心態，歷史記憶始終左右著其對外認知與行事姿態。

超越軍事依賴：金融與技術主權的新架構

澳英美聯盟帶來的主權風險，早已超越潛艇合作與軍事指揮體系，逐步滲透到支撐現代國家運轉的金融、技術核心領域，對澳大利亞深層權力架構形成制約。加雷思·埃文斯曾點明，軍事協同與指揮一體化潛藏諸多隱患，但軍事依附只是雙方深度捆綁的一環。如今日漸加深的金融與技術依賴，同樣會從根本上削弱澳大利亞的戰略自主空間。

金融層面的捆綁尤為突出。澳大利亞政府與金融機構持續引導養老基金加碼布局美國市場、重倉美國科技企業，本國民眾的養老儲蓄大量流向美國，其中對人工智能賽道的投資占比極高。背后邏輯不難理解：美國聚集了全球頂尖科技企業，資本市場體量龐大、流動性充足。但高度集中的投資布局，也直接埋下安全隱患。

納斯達克指數規則近期的修改，旨在為SpaceX等公司的最終納入提供便利，這指向了一個未來：預示著未來頭部人工智能企業也將被快速納入主流股指。一旦納入，追蹤這些指數的被動投資基金就被迫購買其股票，幾乎沒有留下自由裁量的空間。指數規則無形中為企業估值筑牢底線。伴隨被動投資規模不斷擴張，股指編制規則對全球資本流向的影響力愈發強勁。

對澳大利亞養老基金而言，其影響是深遠的。受受托責任與業績基準約束，多數基金只能被動跟隨指數調倉，一旦偏離，不僅業績會落后同行，還會面臨合規性質疑。這就意味著，澳大利亞工人的儲蓄在結構上與美國的科技公司的命運以及美國金融市場的健康狀況捆綁在了一起。

這引發了一個更廣泛的主權問題。如果數百萬公民的退休收入變得嚴重依賴美國資產的持續升值，澳大利亞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行獨立的戰略政策？深度金融融合催生的政治依附，其約束力并不亞于軍事同盟。

技術則引入了另一層約束。人工智能正迅速成為一種為所有產業賦能的基礎設施，而不僅僅是單一產業。越來越多的國防系統、情報分析、后勤、醫療保健和公共管理都依賴于先進的軟件平臺和機器學習能力。因此，主導這些能力的公司獲得了戰略重要性。

在此背景下，美國帕蘭提爾公司不斷切入澳大利亞國防與政務系統，值得高度警惕。澳方與這家企業簽訂的合作協議，絕非普通商業采購，而是將關鍵決策支撐能力，嵌入了由境外企業研發、掌控的封閉技術體系。數據標準、分析模型、運行流程逐步被同化，澳大利亞對這套生態系統僅能行使有限管控權。

這種依賴會產生強大的鎖定效應，時間越久，技術替換成本越高，本土替代產業越難培育。相關專業技術與經驗也不斷向境外供應商集聚。單純的軟件采購，最終演變為根深蒂固的制度性依賴。

因此，軍事、金融、技術三大領域的依附關系會彼此疊加、相互強化：澳大利亞國防體系受制于美國指揮架構，國民財富綁定美國資本市場與科技資產，政府與公共機構深陷美國主導的軟件生態。三重束縛交織成密網，不斷壓縮澳大利亞未來的政策選擇空間。

這些事態發展是在美國主導地位條件下的幾十年一體化中有機地產生的。澳大利亞前20大公司中的多數由美國投資者擁有多數股權。由于大部分股份由美國大型機構投資者通過名義公司持有，隱匿了其實際控制權。在單極時代，這類合作被視作常態，外界也普遍認為依附主導大國就能換來穩定。

但時代格局已然改寫。國際力量對比重構、技術迭代提速，昔日被視作安全保障的合作模式，如今暴露出巨大脆弱性。現代主權早已不局限于領土防衛，更體現在對資本、核心技術、信息系統與制度能力的自主掌控。

這一局面無疑是具有諷刺意味的，在澳大利亞的戰略環境變得更加不確定的時刻，反而進一步深陷各類依附關系，行動自由不斷被侵蝕。我們不應將澳英美聯盟簡單理解為一個防務協議，它是一套全方位融合體系的組成部分，正一步步侵蝕澳大利亞在軍事、金融、技術領域的完整主權。

澳大利亞面臨的問題不是是否應該切斷這些聯系。真正的挑戰在于，能否重塑自身戰略主動權，讓伙伴關系停留在協作范疇，而非演變為被動依附，確保深度融合不會以犧牲自主決策空間為代價。畢竟，主權一旦逐步退讓，便很難再度收回。

美國通過金融將西方國家高度捆綁

交易的終結

歷史學家克林頓·費爾南德斯將澳大利亞定位為美國主導秩序下的從屬伙伴與次級合作者。以政治支持、情報設施和戰略通道作為交換，澳大利亞換取美國提供的安全庇護。

在過去數十年里，這一利益交換模式看似互利共贏。依托美國的安全屏障，澳大利亞得以在區域內施展影響力，穩居同盟體系內的依附者位置。

但時代格局劇變，這套舊模式內在的矛盾不斷凸顯。學者艾倫·金格爾曾指出，擔憂被盟友拋棄，始終是澳大利亞外交政策中揮之不去的心結。當下國內彌漫的種種焦慮，根源就在于維系同盟的傳統邏輯，再也無法提供往日那般穩定的預期。

這也解釋了相關討論為何始終情緒激烈。各方博弈的核心，早已超越單純的戰略布局，更是國家身份認同的博弈。

兩個半世紀以來，澳洲歐洲裔族群的發展，始終依托遠方帝國的庇護：先是大英帝國，后是美國。如今這套延續已久的相處模式行將失效，不安與彷徨自然隨之而來。被撼動的不只是一套防務理念，更是延續數代的固有認知與發展想象。

讓澳大利亞在亞洲站穩腳跟

新的時代潮流容不下固守過往的懷舊心態。澳大利亞既無法扭轉單極格局落幕的大勢，也不能回避一個既定事實：它的未來，注定與亞洲深度綁定。

這一轉向，并非意味著要敵視美國，或是對其他地區大國一味妥協。成熟的治國之道，既不走向全面依附，也不陷入對立對抗。真正的出路，是保有完整的戰略自主，立足本國利益開展對外交往，避免淪為他國博弈的附庸。

這場轉型注定艱難。數十年累積形成的軍事、金融、技術多層依附關系，無法一朝消解；深植于政治文化中的歷史焦慮，也不會憑空消散。而歷史發展從不會停下腳步，更不會遷就故步自封者。

圍繞澳英美聯盟展開的全民討論，讓澳大利亞走到了一場深刻自我審視的關口。潛艇合作爭議的表象之下，是一個關乎國家走向的根本命題：澳大利亞究竟想成為一個怎樣的國家？

它是否要繼續充當日漸衰落的舊秩序前沿據點，永遠被歷史遺留的恐懼與依附心態束縛？還是掙脫桎梏、樹立自信，以獨立姿態對接亞洲，并推動構建摒棄陣營對立、以共同安全與持久和平為內核的區域新秩序？

世界變革的車輪不會因澳大利亞的猶豫而停滯。如今，歷史已然向這個國家拋出了必須作答的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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