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的重點革命歷史題材影片，《四渡》全程扎根貴州實景拍攝，以全新敘事視角重現四渡赤水這一教科書級軍事奇跡。近日，導演徐展雄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從多個維度分享了影片創作背后的思考。

四渡赤水作為家喻戶曉的經典戰例，歷史結局早已深入人心，如何規避敘事平鋪直敘、搭建持續的觀影懸念，是團隊創作階段的核心難題。

徐展雄表示，主創團隊從史料挖掘與敘事技法兩個層面同步突破，內容層面挖掘了近年黨史研究新成果，完整鋪陳此前影視創作較少涉及的軍委二局（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第二局，是紅軍在長征中負責?無線電偵聽、破譯與情報工作?的核心機密單位——記者注）情報戰線線索，還原情報工作的重要作用。

“在一些主要情節上，我們用了懸疑片的方式，限制性視角和兩方的對比，用更加商業片和類型片的敘事手法來重新講故事。”徐展雄說。整個片子最后的大高潮，三渡和四渡的部分，采用反轉式敘事結構，先從蔣介石陣營視角展開敘事，展現其坐鎮貴陽、自認勝券在握的自負心態，直至前線傳來紅軍兵臨貴陽城下的急報，敘事視角驟然翻轉，再切換至毛澤東視角，完整回溯整套迂回戰術布局。通過雙方視角交錯、信息差制造戲劇張力，即便觀眾熟知最終歷史走向，依舊能持續感受到軍事博弈的緊張感。

影片融合大規模行軍、近身戰斗、高層軍事會議多重戲份，如何兼顧戰爭場面的磅礴氣勢與戰略推演的內在博弈張力？

徐展雄介紹，他試圖營造出一種毛澤東與蔣介石在整場戰役全程隔空對峙，不斷揣測對方戰術思路、以此制定己方作戰方案的具象化——這里主創團隊以實景沙盤為載體，搭配針孔攝像機完成微觀鏡頭拍攝，讓分處兩地的毛澤東與蔣介石在沙盤鏡頭中形成同場對弈的畫面，直觀具象地呈現雙方持續拉扯的軍事博弈，把抽象的戰略思考轉化為可視化視聽語言，讓復雜的多線戰術布局更易被普通觀眾理解。

“整部作品最大的幸運，便是全程百分之百落地貴州取景，且拍攝時節、氣候與91年前紅軍四渡赤水的時節完全重合，得以完整留存這片土地獨有的真實肌理。”徐展雄坦言，劇組在拍攝過程中，完整記錄下當地大雨、冰雹、凝凍等極端氣象，還原紅軍當年行軍作戰的生存環境。

這份追求真實、落地的理念，也體現為影片設計多處生活化細節，如在獨處時刻展露人物內心真實情緒。影片設置雙方陣營過年的對照戲份，國民黨高層一側高朋滿座，酣暢宴飲，美食豐盛；而毛主席把能吃到的最好的東西，一只雞蛋讓了出去；深夜里，他去尋找戰友，交心談話，尋求他人的支持，筑牢自己決策的可信賴性。

項目籌備初期，徐展雄觀看過許多B站博主制作的四渡赤水沙盤推演內容。他坦言，看到年輕創作者用新媒體形式重新解讀這段91年前的歷史并收獲超高熱度，十分欣慰，“也證明四渡赤水的傳奇故事在青年群體中擁有持久影響力。”

青年視角、青年口吻、相隔91年的不同年輕人面臨的環境與思考，也貫穿了影片創作。“擔當群演的好幾所高校的學生雖然年輕，但是意志堅定、吃苦耐勞。”徐展雄說。

籌備階段，主創團隊翻閱海量長征史料，深入赤水河兩岸古鎮，與當地居民、紅軍后代交流。不少古鎮居民的祖輩都曾與紅軍相處，有的傷員因傷病被迫留在當地扎根，主創從口述歷史、家族記憶中打撈大量普通紅軍的鮮活細節，最終融合提煉，塑造出趙德發、朱會永等基層紅軍戰士形象。

對于原創角色，徐展雄表示，“我覺得需要一個視角，讓現代的觀眾更容易代入到這個故事中。當拋開上帝視角，回到歷史的場景時，人們就會發現當時許多普通的紅軍戰士在幾次渡河的過程中，對毛主席的決策是困惑的，甚至是有所抵觸的，直到最后時刻，跳出包圍圈的驚人結果才展現在大家面前。”

這些原創角色也概括體現出了當時年輕紅軍戰士的成長。“于適飾演的趙德發在整個劇本的結構中起著承上啟下的紐帶作用，上聯系著毛主席、周總理這樣的領袖，下連著阿金這樣的基層戰士。他的成長線集中體現在與阿金的和解，讓阿金從一個小土匪成為了真正的紅軍戰士。”徐展雄說，“趙德發的戰友朱會永有一句關鍵臺詞，說阿金倔強執拗的模樣，像極了年少時的趙德發。趙德發和阿金，某種程度上是同構性的角色，這兩個人物是一起成長的。”

徐展雄提到一個真實的史料細節：大多數紅軍戰士都是出生在貧苦百姓家庭的孩子，沒有受過教育，急匆匆地踏上了長征路。1935年2月，在從云南扎西向貴州遵義轉戰的途中，地形崎嶇狹窄，隊伍只能成一路縱隊前進。時任黨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發明了“看后背”學文化的方式——每個紅軍戰士尋找廢舊白布片、木板或樺樹皮等，找會寫字的人寫上字插在背包上。部隊行進時后面的人看著前面人后背上的識字牌，邊走路邊認字。原來的字熟悉了再換上新的字，從自己的姓名到中央制定的標語、口號、紀律等，許多戰士就這樣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從象征意義上來說，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一場征途，每個人也可能和片中的很多人物一樣，在人生的某一階段遇到迷茫、困惑，但我們不要輕易放棄、停下腳步。”徐展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