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學者龔自珍在《古史鉤沉二》中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欲要亡其國，先要滅其史，歷史對一個國家有多重要呢？魯迅先生早就說過，“歷史上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

愛國主義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新史學的奠基人梁啟超，撰寫了一系列宣傳愛國主義思想的歷史論著，《匈牙利愛國者嘎蘇士傳》、《意大利建國三杰傳》、《朝鮮亡國史略》、《黃帝以后第一偉人趙武靈王傳》等。1910年，16歲的錢穆讀到了梁啟超刊在《國風報》上的《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一文，為其“中國不亡論”所深深震動。從此，錢穆萌發了愛國思想與民族文化意識，深入國史研究終成一代史學大師。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民族危亡之際，歷史學家們也沒有閑著，他們用自己的筆抗日，“一寸山河一寸金”，從民族歷史文化中激發出大眾的愛國熱情，激勵著中國人為國赴難抗戰到底。

錢穆在《國史大綱》的開篇扉頁上，就明確提出“溫情與敬意”是一國國民對待本國歷史的基本態度：

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1935年10月，錢穆曾與姚從吾、徐炳昶；孟森、顧頡剛，錢玄同等百余教授上書南京國民政府，促進速定抗日大計，主張抗日救國。國難當頭，西南聯大同事陳夢家力促錢穆“為全國大學青年計”“為時代急迫需要計”寫一本中國通史教科書。錢穆下決心要以國史作為凝聚民族精神，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有力武器，近五十萬字的《國史大綱》,歷時一年撰著而成，然后被定為全國大學用書。

錢穆強調中國人應該知道中國史，“中國人應該知道些中國史。中國史講的中國人之本原和來歷，我們知道了中國史，才算知道了中國人，知道了中國人之真實性與可能性，特異性與優良性。我們也可說，知道了中國史才算是知道了我 們自己各自的自己。”（錢穆《中國史研究法》）

史學家牟潤孫在評論《國史大綱》時說：“錢氏此書中愛國家、愛民族思想洋溢滿紙， 于世之持自卑自賤之論者， 痛加針砭， 立論極足使人感動。讀錢氏之書， 當使懦夫有立志， 病夫有生氣， 熱血沸騰， 奮然而思有所以自存矣。此為讀史之大用， 亦即史學家所貢獻于世者也。《國史大綱》所可貴者在此。”

范文瀾，海內外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素有“新史學宗師”之譽。范文瀾寫作振奮民族精神的《大丈夫》，以表彰歷史上具有崇高民族氣節，勇于為國捐軀歷史人物，鼓舞人民的抗戰意志。書的命名，取自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書前《凡例》說：“本書志在敘述古人，發揚漢族聲威，抗拒夷狄侵凌的事跡。”

《大丈夫》用通俗讀物的形式記述張騫、衛青、霍去病、李廣、蘇武、班超等25位代表人物，激發民眾的愛國思想，喚醒民眾覺悟要當堅決抗日的大丈夫。這部著作在1936年7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后，便成為教育青年、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的好教材，至1940年10月就印行了4版。

七七事變以后，范文瀾編選《游擊戰術》一書，沒想到大受歡迎，因而被傳稱為“游擊戰專家”。范文瀾還領導河大抗訓班服務團，先后在豫東、豫西、豫中和豫南宣傳抗日，動員民眾表現突出，所以當時有記者稱范文瀾“以前是文質彬彬的教授，現在變成了文武雙全的民族英雄”,稱他“永遠是青年的模范”。

陳垣，著名歷史學家，被毛主席稱是“國寶”。日偽機構曾多次威逼利誘，讓陳垣出任所謂“東亞文化協會”、“東洋史地學會”或“大東亞文化同盟會”等敵偽機構的負責人，陳垣一一嚴詞拒絕，表現出堅貞不屈的凜然正氣和抗日愛國的民族氣節。

1943年，陳垣致信西南的一位學者說：“至于史學，此間風氣亦變。從前專重考證，服膺嘉定錢氏；事變后，頗趨重實用，推尊昆山顧氏；近又進一步，頗提倡有意義之史學。”陳垣后來回憶這個時期的史學研究時說：“北平淪陷后，北方士氣萎靡，乃講全謝山之學以振之。謝山排斥降人，激發故國思想。所有《輯覆》、《佛考》、《諍記》、《道考》、《表微》等，皆此時作品，以為報國之道止此矣。”《通鑒胡注表微》就是他提倡“有意義之史學”的最突出的作品。郭預衡《援庵先生治史的方向》一文，將《表微》所表之微綜括為三：一曰表“亡國之痛”;二曰表“力主恢復，反對投降”;三曰立“勸戒”,講“治術”,論“民心向背”。

國破山河，全民抗戰，歷史學家也不會缺席，正如梁啟超感慨：“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胡塵意不平。”

歷史學家的戰場在文化戰線上，堅決捍衛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反擊日本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日本法西斯學者秋澤修二先后炮制了《東洋哲學史》和《支那社會構成》兩部書，反復宣講所謂“中國社會之停滯性”，美化日本侵華戰爭稱其有利于中國社會發展。中國史學家們憤而反擊，呂振羽的《關于中國社會史的諸問題》《“亞細亞生產方式”和所謂中國社會的“停滯性”問題》，李達的《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原因》，吳澤的《中國社會歷史是“停滯”、“倒退”的嗎？》，華崗的《評侵略主義者的中國歷史觀》等文章。

日本的侵略讓歷史學家很難在書齋里安安靜靜研究學問，迫切以抗戰救國為己任。1932年，傅斯年打破自己“考史而不著史”的戒律，寫《東北史綱》對日本侵略者“滿蒙非中國領土”的謬論進行了有力駁斥，證明了東北本來就是中國的郡縣。顧頡剛在九一八事變后立即將研究重心由“中期的上古史”轉向邊疆史和民族史，激發國人的愛國保土熱情。

歷史學家朱希祖為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張繼起草了籌辦總檔案庫和國史館的議案，提出“民族之所以悠久，國家之所以綿延，全賴國史為之魂魄”，“夫欲續歷史，不可不設國史館，欲保存史料，不可不設檔案總庫”。

國史館的設立，在抗戰時期具有特殊的象征意義。國史不可絕，一國歷史是民族精神最重要的載體，歷史學家為抗日做出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