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究竟有沒有古為今用、為現實政治斗爭服務的功能呢？“朱先生斬釘截鐵地回答：沒有。”
這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姚大力以《朱先生對‘以史為鏡’”的質疑》為題的一次演講。

　　
朱先生指的是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朱維錚。朱維錚被認為是當代的經學史大師，最后的經學史家，在中國經學史、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史學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學術史、中國近代史等多個領域做出突出貢獻。
姚大力認為，朱維錚越到晚年越是堅定地反對“以史為鏡”。朱維錚為什么質疑經世致用以史為鏡呢？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中國史學源遠流長，而且有著“為現實服務”的傳統，《詩經》中說“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尚書·召誥》中談到西周統治者為鞏固政權和統治地位時說：“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這就是說要吸取前代歷史興衰成敗的教訓。孔子還說：“觀殷、夏所損益，日后雖百世可知也。”
朱維錚在《史學史三題》中“關于經世致用”部分，集中反映出作者對史學介入現實政治的反思。朱維錚首先提出，史學有沒有“經世致用”的功能？朱維錚認為，在中世紀前期的經史論著中間，沒有找到“經世致用”四字連用的先例。“經世致用”是梁啟超概況出來的，梁啟超論說由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的“近三百年學術史”,又贊頌“經世致用之學”,將它描繪成貫穿這三個世紀的思想學說的一根主線。

　　
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史學史論著，提及“經世致用”,便眾日一詞地稱道那是中國史學的優秀傳統。朱維錚提出質疑，難道忠于鑒往的《史記》,不曾被后來統治者斥作“謗書”么？難道志在“資治”的《通鑒》,不曾長期遭受冷遇而被朱熹看作背叛孔子作《春秋》之微言大義的反面典型么？指斥者受指斥，因為從《漢書》、《漢紀》以后，沒有一部紀傳史或編年史，真正起過預測未來的歷史走向的所謂社會作用。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說，“經驗和歷史所昭示我們的，卻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沒有從歷史方面學到什么，也沒有依據歷史上演繹出來的法則行事。”

　　
朱維錚贊成黑格爾對于實驗的或實用的反思歷史學的批判。因為朱維錚覺得，清末民初以來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幾乎沒有一種的出發點和歸宿，超出“經世致用”的陳腐說教之外。
中國舊史學歷來重視資治、垂訓、教化、借鑒等功能。宋神宗御賜《資治通鑒》書名,即旨在“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朱維錚在《中國史學史講義稿》中卻認為，“《資治通鑒》的最大特色在‘通’,而不在‘鑒’”。鑒是缺陷，以史為鏡尋覓現成方案解決眼前問題，導致了實踐自欺欺人。當時《通鑒》頒行以后，滿朝官員中通讀一過的，只有一人，別人都是略閱數卷，“便欠伸思睡矣”。

　　
朱維錚反對歷史為政治服務，因為朱看到，唐太宗宋神宗明太祖、清圣祖,無不留下親自干預或者關注“以史為鑒”的記錄。從唐太宗定型的史館體制，一直延續到清末民初。朱維錚認為，唐太宗欽定的古為今用導向和權力干預機制，自始便決定了史館必成統治意識形態的應聲蟲和傳聲筒，必隨權力的腐敗而腐敗。
“清代史學的歷史進程，再度表明越受權力擺布的歷史著述，越無傳世價值。”《明史》是我國歷史上官修史書中編纂時間最長的一部。如果從清順治二年（1645年）開設明史館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進呈，前后歷時九十四年。大清為了修明史真是煞費苦心。
梁啟超在《新史學》一文中明確地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梁啟超指斥中國舊史是“帝王家譜”、“相斫書”,痛詆傳統史學“皆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

　　
朱維錚在《中國人與中國史》中提醒，歷史不能變成哈哈鏡，不可藉助現代科技手段恣意扭曲，拿來辯護現狀，或者當作騙錢的偽劣商品。我們有些人羨慕美國人愛國至誠，卻不知那是片面強調美國精神的歷史教育積累的效應。
朱維錚常說學歷史沒什么用，因為這不合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現代新儒家幻想用孔孟之道拯救世界的道德淪喪，是反歷史的。而“河殤”一派斷言藍色文明優于黃色文明，宣揚徹底反傳統，同樣是反歷史的。
朱維錚以為，中國人特別是大學學歷以上的精英階層，非學點歷史不可。

　　
不懂歷史很容易被人欺騙，史學家的批判往往一針見血，鞭辟入里，撕下來不少人的假面孔。
“從民國以來，數典忘祖和認賊作父兩種相反文化取向，已成常態。然而十五年來，所謂民族主義，受到權力鼓勵，藉助輿論一律，似成歷史傳統的聚焦點。”
“難道清末慈禧太后利用義和團排外的蠢舉，可稱民族主義嗎？”

　　
朱維錚在當代學術界里邊算是一個另類，堅持唯物史觀。朱維錚曾作為上海寫作組中的一員，以歷史學作為批判的武器，自覺成為意識形態的排頭兵。對這一段歷史，朱維錚并不會諱言，不像余秋雨那樣羞羞答答。所以才更堅持學術與政治的分離。
朱維錚脾氣大，喜歡直來直去，自稱烏鴉嘴，自己宣稱“ 講到歷史，如果你亂說，我就說你亂說，我可不管你是誰。你有亂說的自由，我有糾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