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jīng)有人采訪著名學者張中行，“那么周作人投敵當漢奸也是一種活著，你對周作人如何評價？”

　　張中行答：“人歸人，文歸文，混在一起不好談。如果人生中有一個大污點，學問、文章難道都一文不值了？人即使有污點，也不能全盤否定。他做偽官時已五十幾歲了，五十歲以前的東西不能一概否定吧！解放以后還翻譯了一些東西，也不能說一文不值。我覺得現(xiàn)在印他的書是對的，還是值得看一看，他的學識、文章，現(xiàn)在還是沒有人能比得上。”（張者《張中行：最舍不得的是生命》）

　　張中行在北大聽過周作人的課，深受影響對周作人情有獨鐘。解放以后，周作人作為一個漢奸門前冷落無人理睬，張中行反而經(jīng)常去看望自己的老師，這種師生情誼非常人所比。

　　
張中行說周作人是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所謂大事是節(jié)操，張中行認為像他這樣的人，三尺童子也會知道，是三十六著，走為上計。可是周作人偏偏留下來，很多人的勸告都置若罔聞，有什么力量超過勸告的力量？日本夫人？多年來對留日生活的眷戀？被元旦的一槍(一九三九年元旦有刺客登門行刺，中一槍，因衣厚未受傷)嚇壞了？生活無著？或者還有其他？總之，結果是明確的，終于還是開了門，先則文學院院長，一直到教育總署督辦。（張中行《苦雨齋一二》 ）

　　張中行晚年回憶，當年曾給周作人寫過一封信反對當漢奸：

　　那是盛傳他將出山的時候，我不信，卻敵不過一而再，再而三，為防萬一，遵愛人以德的古訓，表示一下我的小憂慮和大希望。記得信里說了這樣的意思，是別人可，他決不可。何以不可，沒有明說，心里想的是，那將是士林的理想的破滅。他沒有回信。

　　“別人可，他決不可”，周作人在中國文壇的影響力實在太大了。張中行說： “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兄弟，一剛勁，一沖淡，平分了天下。”在張中行的眼里，周作人的精神大，能包容下什么，而且寫文章舉重若輕，神乎技藝，渺乎云煙，探乎學理，是大的哲人才有的氣象。

　　張中行寫信給自己的老師周作人勸告不要為日本人服務，可是他自己為了生存最后也不得不去找趙蔭棠幫忙，1942年去北京大學文學院當助教，那個時候北大可是偽北大。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堅決不聘抗戰(zhàn)期間未隨學校南遷而留在日軍占領下的“偽北大”的教員，并直言“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

　　孫郁在《張中行別傳》中記述張中行曾經(jīng)掛名當過汪偽政府職位，“汪偽北平市黨部有個人運動到了南方某縣長職位，出現(xiàn)空缺，只要填個表格，就能每月領到一袋洋面。一位朋友知道他家境困難，找到他，為了家人能夠活下去，他填了。而事實上是什么也沒干——這個黨部的存在，也只是表明這里有個基層組織而已。”

　　孫郁和張中行曾探討過一些關于附逆問題的往事。張中行的回答是，民活主義，只要活就可以，道德次之。西方人在戰(zhàn)場上被俘，投降不屬于氣節(jié)問題，因為人活為首義。這是人道的考慮。

　　“民活主義，只要活就可以，道德次之”，這就是張中行的人生哲學。

　　張中行曾說：“人與人不一樣。皇帝當然最留戀的是他的天下。而我舍不得的是生命，當然如果我有情人，最舍不得的是情人，人的一生中愛情、友情、親情中我想還是異性之間的男女情感最讓人留戀。這是人的自然要求使然。”

　　張中行的思想集中表現(xiàn)在《順生論》，作者在“后記”里說明，此書是以古人的“率性”為“順生”，意在闡發(fā)自己關于“怎樣活才好”的種種人生見解。

　　張中行發(fā)表《有關史實的閑話》，提出“如果不假思索，仍死抱著傳統(tǒng)信念，隨著歐陽修大罵馮道，說錢牧齋不隨著崇禎皇帝死是無恥，就實際等于為壓榨小民的專制帝王和專制制度唱頌歌，真是太可悲了”。

　　張中行批評歐陽修，“幾千年來，知識分子受騙(或兼自騙),已經(jīng)到了心死的程度。不幸是心死而行不死，且撇開動機，結果就成為，為歷代的專制魔王作了幫兇，為歷代的專制制度作了護身符。但評人又不當拋開動機，所以視忠君為美德，為榮譽，如歐陽修之流，只是可憐，而不是可鄙。”

　　黃裳在《文匯報》上發(fā)表《第三條道路》,指張中行所言與汪精衛(wèi)的高論“何其相似乃爾”。

　　黃文發(fā)表后，張中行給文匯報編輯寫了封短信，謝絕繼續(xù)爭鳴的邀請，說，“拙作確有不妥處，如舉錢牧齋事即是……年來老境頹唐，丟三落四，以至立論時只顧及原其不殉節(jié)，而說得偏激片面。得黃裳先生匡謬，亦當頓首謝也…我回顧往昔，總是發(fā)現(xiàn)失誤很多而成就很少，人視為失誤，正是言必有中，心是不會不安然的。”（黃百竹《亦敬亦畏說黃裳》）

　　2007年，葛劍雄在《隨筆》上發(fā)表《憶舊之難—并談一件往事》文，回憶論戰(zhàn)當年，柯靈打電話給他說的一番話—“我看了黃裳的文章，感到很奇怪，也很生氣。他在文章中寫得那么義正詞嚴，卻不想想自己的過去。我是了解他底細的，知道他為什么要這樣做。但你們肯定不知道，所以今天要告訴你。孤島時期漢奸辦了一本雜志《古今》,受到大家抵制，相約不給它寫文章。但黃裳是第一個給他寫的，并且寫了很多。前幾年我在編孤島文學資料時用了曲筆，我只說有人’,但沒有點名，這是不應該的。我現(xiàn)在告訴你，這個人就是黃裳。”

　　張中行與黃裳的爭論在于角度不同，一個是人文角度，一個是政治角度。文人之間的爭論最好不要上綱上線，政治批判。張中行與黃裳都有所偏頗。馮道與錢牧齋的變節(jié)行為不值得提倡，這與專制沒什么關系，這是民族道統(tǒng)問題。正如顧炎武所說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張中行自認為，“如果硬要戴一頂帽子，我想可能是思想家。這一生中我自認為不糊涂。”

　　張中行的主要思想就是兩點，一是懷疑，二是貴生。

　　張中行出生于1909年去世于2006年，經(jīng)歷了內(nèi)戰(zhàn)、喪亂、饑饉、地震、流放，對于平民的生存艱難有著深刻的感受。張中行的人生哲學就是當一個順民而已，這也是知識分子的一種類型。對張中行而言，“只要良心不虧，要想辦法活著”，“如果只有說假話才能活，我就說假話。我認為這對人品無甚損傷，因為說真話便死了。甚至需要無恥不要臉才能活，修養(yǎng)到了也可以做。”

　　張中行的人生和作品告訴人們，其實活著也是一門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