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他的回憶錄《黃河青山》中說，他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旅行時，普通的美國民眾經常會詢問他，《中國的驚雷》對中國的描述是否確鑿。《中國的驚雷》這部著作極大地影響了當時美國人對中國事務的看法。

《中國的驚雷》是美國著名記者白修德與賈安娜共同合作寫成的，在1946年出版以后立即受到了西方新聞界的普遍贊嘆，美國每月新書俱樂部曾把這本書列為最佳讀物，推薦給它的百萬讀者成為當年最暢銷的書籍之一。

《中國的驚雷》一書，深刻剖析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區別，認為通往中國未來大門的鑰匙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中。

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極為欣賞這本書，立即撰寫書評：

“我在《紐約時報書評》（1946年10月27日）上發表的關于該書的評論刊登在該報的第一版上，文章不尚修飾，唯求內容醒目：蔣介石所標榜的民主并非是我們所說的民主，與毛澤東的民主亦大相徑庭。在這兩者之問，雖然我們竭力支持前者，但事實上中國人最終可能選擇后者。”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評價白修德的《中國的驚雷》時指出：“它可與那使我們了解三十年代毛澤東領導下在延安興起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性質的斯諾著作相媲美。”

白修德( 1915-1986)，美國人，著名記者，本名叫西奧多·哈羅德·懷特，因為熱愛中國歷史文化所以取名白修德，他的父親是俄國猶太人移居美國的，以社會主義者自居，對中國之革命抱有期望。白修德畢業于哈佛大學，是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的得意弟子，在費正清的建議下成為一名記者。名師出高徒，白修德成為二戰美國最有影響力的駐中國記者。

白修德來到中國最初受雇于國民黨宣傳部，后來遞交了辭呈，成為美國《時代》雜志的專職記者。對作為領導中國抗日的蔣介石，白修德還是保持著崇敬的心情的，認為蔣是中國“團結的象征、人民的偶像”。

白修德對國民黨的質疑是從一件小事開始的，在一次行軍途中，白修德和一小支國民黨軍隊到當地的一個村子里去尋找馬糧。他們并不說自己是國民黨軍隊，而是告知村民說自己是八路軍。白修德對此疑惑不解，帶隊的國民黨中尉排長急忙對他說，“別出聲！如果你告訴他們我們是國民黨軍隊，他們就不會給我們的馬喂草喂水了。”國民黨在老百姓心目中這么不堪，共產黨為何深入人心呢？白修德自然有了疑問。

1943年初，白修德親身經歷了河南大災荒后，想盡辦法在西方媒體公布真相，對國民政府徹底失望了，對蔣介石的態度也徹底轉變。蔣介石根本不相信河南有大災，白修德親自把狗吃尸體照片給蔣介石看。

在目睹了河南大饑荒和國民黨軍隊的節節敗退，白修德在一封給盧斯的信中說：“這個國家正在我的眼前死去。” 白修德對蔣介石和國民黨徹底失望了，也徹底消除了白修德對蔣介石保留的一絲好印象，他記述道：
“在他的頭腦里……起支配作用的是豬狗不如的背信棄義，軍閥式的兇狠殘暴，以及對于治理一個現代國家那種不可言喻的愚昧無知 ……我初到中國時還認為他是個民族英雄，后來我的見聞日廣，一系列的事件使這個英雄在我的心目中變成了一個討厭的人物，然后成了個渾蛋。”

白修德對作為國民政府的陪都重慶印象很差，《中國的驚雷》第一章就是“重慶，風云際會的焦點”，“城市里蒸騰著鴉片氣息，霍亂，痢疾，梅毒和沙眼腐蝕著人民的健康”，“城墻內彌漫著渾渾噩噩，時間停滯般的空氣”。

白修德面對國民政府腐敗，在《中國的驚雷》中感嘆，“中國要么變革，要么滅亡”。白修德發現，“被虐待致死的壯丁多于陣亡士兵”，“征兵之殘暴野蠻，冷酷無情，以及貪污舞弊，就算在中國最黑暗的史跡上這也是惡劣透頂的”，“看不到像重慶的部長老爺與他的戰栗而襤褸的書記之間的那種鴻溝”。

在厭倦了“重慶的陰郁氣氛”之后，1944年白修德到延安進行了三個星期的采訪。白修德在延安發現了一個新的世界，“那里的空氣和重慶不同，夏天干燥而煥發，冬天嚴寒而愉快”，“這些領袖都有著中堅人物的性格，他們驕傲，有的甚至于藐視一切。在他們肩上沒有壓著使重慶官員們煩惱的鉤心斗角和例行公事的擔子。”

白修德特意他把毛澤東與蔣介石相比較：“毛澤東是一位身材偉岸的湖南人，一張圓臉，沒有一絲皺紋，特別的爽朗，比起蔣介石那副道貌岸然的樣子，他的臉是活潑的多而且堆著更多的笑容。”

白修德說蔣介石“裝得很神圣的樣子，他說的話如同清教徒一般誠摯，但是他的兇暴卻如耶和華一般”。

在延安，白修德認為，“毛澤東的人格支配著整個延安”，“一個為了愛戴的一個象征”，“對于黨的無可置辯的支配力，比起蔣介石對他的左右的支配力來，是更為密切，也更難以形容。”

對于蔣介石，白修德的結論就是，“開始我尊重他，之后我為他惋惜，最后我鄙視他。”

毛澤東在白修德面前鎮定自若滔滔不絕，“我們之間沒有對話；我是個學生，在洗耳恭聽他的教導。這個聲威顯赫的人物，不容他人持有異議或和他爭執，而且令人望而生畏。”絕不像蔣介石對一個問題感到緊張時抽搐。毛澤東留給白修德不可磨滅的印象是，他是一個會用槍來思考的人，他的思想能強迫歷史朝著他的理想邁進。

白修德認為延安是中共一座生產思想的工廠，在培養黨的干部。“在延安，政治是至高無上的。延安置于其他一切事情之上的，是一座生產思想的工廠。延安根據地運往前線的物資等于是零，所有的戰區都是自我維持。延安輸出的是人—即能夠傳播思想的干部。”

白修德根據自己在重慶和延安的經歷和觀察，得出結論延安才是中國的希望，勝利屬于中國共產黨。因此白修德才寫出了《中國的驚雷》，告訴人們國民黨為什么會輸，共產黨為什么會贏！ 《中國的驚雷》的另一個作者是《時代》雜志女記者賈安娜，曾為宋美齡工作過，深知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她在一份電報中也同《時代》雜志總編盧斯爭論說；繼續為一個獨裁者和他的國民黨政府辯解是錯誤的。

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在《中國之行》中就這樣寫道，“抗日戰爭是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國民黨政權正在自我消亡，并且走上了喪失權力的道路”。

白修德親自看到了誰是即將掌握中國命運的人，批評美國的對華外交政策，堅持認為“中國內戰是美國所造成的”。1950年初，美國麥卡錫主義興起，白修德被列入黑名單，成為政府的“關照對象”。說真話是要付出代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