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紅自媒體盧克文寫了篇文章叫《論公知三十年啟蒙的失敗》，批評公知只字不提生產力，不提工業化，認為最后救中國的，是工業化，是生產力，還嘲諷公知是一群吸食過精神鴉片的可憐蟲。

我寫了篇《可憐的盧克文，思想居然回到了大清朝》批評盧克文的觀點，感到意外的是有不少讀者說看不懂我的文章，還說我不懂工業化。我終于明白，為什么盧克文的故事會能贏得了大量的讀者，只要能打雞血，歷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工業化不等于現代化，工業化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國家的現代化，國家的現代化最后就是人的現代化。很多人和盧克文一樣，只看到了工業化的重要性，卻忽略了人的現代化。

現代化的核心在于人的現代化，沒有人的現代化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德國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馬克思.韋伯認為，現代化的核心就是理性。歐洲的近代發展，它的這條獨特道路與文明是建立在理性主義基礎之上的，是解神秘化的過程，被韋伯稱之為理性化的過程。

十八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時候流行的一個著名口號就是：“把一切都拉到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審判。”

人的現代化是從工業革命開始的，啟蒙運動引導西方走出充滿著教義、封建專制的黑暗中世紀 ，用理性之光驅散黑暗，走向以理性為基礎建立的社會。

哈雷在牛頓《原理》第一版“前言”寫道： 在理性光芒的照耀下， 愚昧無知的烏云終將被科學驅散 。

盧克文只談工業化生產力，很少談現代化和人文主義。從盧克文的系列文章來看，盧克文實際上是故意拒絕人文思想和歷史真相，迎合大眾的簡單思維，結論就是西方是罪惡之源。

為什么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

盧克文對工業革命的看法相當可笑，其《工業革命與戰略縱深》文章中回答，“是巨量的殖民地的原材料資源，和殖民地的龐大市場，剛好觸碰到了文明的閾值數據，沖破這個閾值，就誕生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的爆發本身就充滿了意外性，西歐人窮瘋了想繞過奧斯曼跟中國做生意，才有了大航海，有了大航海，才有了殖民地，有了天量的殖民地，才有了人類前所未有的資源和市場的出現，這才引爆了工業革命”。

在盧克文看來，工業革命就是一個意外而已。盧克文錯得太離譜了，歷史不是這么簡單的。從哲學角度來說，偶然性中蘊含著必然性，必然性總是通過大量的偶然現象表現出來。工業革命不是意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在文藝復興運動的影響下，人們的思想獲得解放。英國先后經歷了宗教改革和光榮革命，簽訂了《大憲章》和《權利法案》，從法律上限制君王的權力和保護公民的權力，英國因此被視為第一個現代法治國家。

工業革命不僅需要原材料和龐大的市場，還需要科學技術的支持和思想理論的動力，還需要金融市場和信用體系。看看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和力學三大定律以及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看看倫敦的證券交易所，就知道工業革命沒有那么簡單。

工業革命是啟蒙運動和科學革命奠定的社會和知識基礎的自然產物，這是主流史學的觀點。

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說，“西方從15和16世紀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到17世紀的科學革命，18世紀的啟蒙運動，最后出現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其實是思想市場的產物。而工業革命之后，中國跟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的原因，就在于思想市場的差異。”（《沒有思想市場 世界會怎么樣？》）

張維迎說得很明白，工業革命就是思想市場的產物。張維迎還指出，“工業革命之所以沒有發生在中國，是因為中國的專制體制和文化壓制了企業家精神”，“看來，無論經濟發展還是科學技術的進步，最關鍵的是自由，言論和行動的自由。只有自由，才能煥發出人類的創造力。”（《為什么工業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

華為的任正非對于自由的理解有著不一樣的深刻，感嘆“沒有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就不會有創造發明”。任正非在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發表的《我們正處于爆炸式創新的前夜》文章中表示，未來二三十年人類社會要擁抱新時代，世界必須鼓勵思想自由。

沒有思想自由，什么工業革命科技創新都是空中樓閣海底撈月。任正非作為一個企業家比盧克文更懂得，思想自由對企業意味著什么。

我在《可憐的盧克文，思想居然回到了大清朝》中說工業化拯救不了蘇聯，結果很多人反對。在人們眼中，蘇聯沒有工業化就要被滅國，也打不敗德國法西斯，和盧克文的觀點如出一轍。

盧克文在《蘇聯帝國滅亡史 戈爾巴喬夫卷》中說，“斯大林在位時發生的大清洗、二戰重大損失（前面兩件事緊密關連，清洗大量高素質軍官才使二戰初期慘敗）、個人崇拜、大饑荒，他確實有錯，但他狂暴推進蘇聯工業化進程，使蘇聯從農業國成為歐洲第一工業國，并在二戰中戰勝了納粹德國，他確實有功。”

有兩點我們必須清楚，一、蘇聯的工業化的成功離不開美國的資金和技術，斯大林也承認：“在我們所有重工業工廠中，約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國的技術援助下建成的。”二、蘇聯戰勝納粹德國，蘇聯的重工業功不可沒，不要忘了還有美國強大的軍事援助和蘇聯人民的抵抗意志。要不是斯大林的戰略誤判，被希特勒忽悠，蘇聯完全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蘇聯工業化是蘇聯戰勝德國法西斯的物質基礎，但不是全部。過于迷信蘇聯工業化就會陷入武器決定論，抗日戰爭，我們小米加步槍對抗工業化的日本法西斯，接著又在朝鮮戰勝現代化的美國軍隊。

一個國家的滅亡與否，不能簡單說是由工業化所決定的，一個貧窮落后的阿富汗卻成了帝國墳墓。工業化是國家走向強大的必由之路，但是沒有人文主義和法制民主的工業化可能就走歪了，日本和德國把整個國家變成戰爭機器為法西斯服務，變成人類公敵。

如果斯大林繼續堅持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蘇聯也許是另外一種前景。可是斯大林的急功近利不允許這種模式，偏偏建立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

斯大林模式決定了蘇聯的工業化注定是失敗的，短時間的經濟奇跡不代表生命力的強大。蘇聯的工業化，走的是一條和現代化完全相反的道路，毫無人道的工業化，以犧牲農民為代價，烏克蘭大饑荒死了多少人。德國作為一戰的戰敗國，經濟危機，民不聊生，連希特勒都要承諾，“讓德國每一戶人家的餐桌上都有牛奶和面包”。

為斯大林喝彩的人，骨子里邊有一種潛意識，就是認為代價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成功就行。有些人總喜歡用宏大敘事來掩蓋個人的尊嚴和價值。如果付出代價的是你的骨肉至親，甚至是你本人，你愿意不愿意唱高調。你放棄了人道主義，其實也等于放棄你自己。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曾指出：“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去太多了，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

蘇聯擁有全世界最多的耕地，可是七十年都沒有解決糧食問題，不得不從西方貸款進口糧食。戈爾巴喬夫在下臺后出版的著作中稱：“在斯大林時期，工業化是靠強迫勞動，靠利用集中營的囚犯，同時也是靠農業的破產來實現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著：《對過去與未來的思考》）

工業化對蘇聯來說，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讓歐洲恐懼的鋼鐵洪流最后變成了鋼鐵墳場。感嘆蘇聯沒有工業化就會被滅國的人，為什么不想想工業化的蘇聯為什么自己崩潰了。

只講工業化不講現代化，不講人的現代化，南轅北轍必然失敗，蘇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