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那個讓國人深深愛戴的偉大周總理，竟然與我們與世長辭了！整個國家都陷入了無盡的悲痛之中，一時間，山河悲咽、九州同哀。

幾天后，周總理生前工作和居住的西花廳迎來了一群秘書。他們進入辦公室，開始整理周總理的遺物。在一個抽屜中，他們發現了一份神秘的手令。

這可是偉人在1974年批示的最高手令，然而，周總理卻將其扣留了起來，直到他離世后，眾人才意外發現了這份寶貴的遺物。

那么，這究竟是一份什么樣的指令呢？周總理對偉人忠誠無比，為何要私自扣下這份命令呢？讓我們回到新中國成立的那個時刻，一起來揭開這個謎底。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周總理就開始著手籌備各個部門的人選。宋慶齡、李濟深、張瀾等杰出人士被任命為副主席，郭沫若、黃炎培等才華橫溢者則成為副總理，而傅作義則擔任了水利部長，馮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也負責衛生部。這一系列人事任命展現了共產黨人公正無私、團結合作的豪情壯舉。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鄧穎超在國家初建時并未在政府部門擔任職務。這引起了眾多人的不滿和質疑。許多老同志紛紛找到周總理，為鄧穎超說情。然而，周總理給出了解釋：“如果我安排她擔任某個部門的部長，那么她所發出的文件和指令就會被誤認為是我個人的意見，這對大家的工作并不利。將家庭關系和革命工作混為一談，對我們革命事業的發展毫無裨益。”

更為令人敬佩的是，周總理曾毫不動搖地表示：“只要我做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在政府任職！”他以身作則，彰顯了共產黨人打破官場陋習的決心。

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官場烏瘴、私欲成風的現象屢禁不絕，但共產黨人的責任就是打破這一陳規陋習。周總理作為新中國的領導者，自然要以身作則。鄧穎超雖然擁有豐富的經歷和無可比擬的能力，但為別人讓路，也不得不在職務上做出所謂的“犧牲”。

甚至在國家制定工資制度時，鄧穎超的級別至少應該是5級，但是周總理并不同意，他將她的級別定為6級。多年后，鄧穎超感慨地說：“當總理的夫人真是不容易。定工資時，蔡大姐定為3級，按照我的級別至少應該是5級，可上報到他那里卻變成了6級；國慶10周年時，我的名字被劃掉了，因為我是他的妻子......”

不僅僅是對鄧穎超，甚至對自己的秘書，周總理也有著十分嚴格的約束。曾經，他問秘書何謙的工資級別，何謙回答是12級，周總理不滿地說，毛主席的衛士長李銀橋可是13級，你怎么能比他還高呢？

實際上，何謙的革命參與時間比李銀橋還早，他的級別應該比李銀橋高一級才公平。然而，周總理卻不同意，將何謙的級別降為13級，與李銀橋相等。

1974年底，第四屆全國人大會即將召開，有人提議鄧穎超擔任副委員長。這個提議獲得了大多數人的支持，然而，周總理卻拒絕了。

當時，朱老總作為全國人大委員長，對周總理說，鄧穎超同志完全有能力、有資格擔任副委員長，大家都同意了，你為何不同意呢？

雖然周總理一直對朱老總充滿敬意，但這一次，他沒有聽從他的建議。

偉人得知此事后也表示贊同鄧穎超擔任副委員長，并特地寫了一份手令：“我同意在第四屆全國人大上安排鄧穎超同志擔任副委員長的職務。”

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份手令卻被周總理扣留了起來，直到他離世后才被發現。

周總理對偉人忠誠無比，但他對職務安排卻有著嚴格的原則。他深知，如果鄧穎超擔任副委員長，她所發出的文件和指令就會被視為他個人的意見。這種情況對于國家的發展并不利。

他以自己的行動，彰顯了他對共產黨人的純粹追求和高尚品格。他將革命的事業看得比自己的家庭更加重要，絕不將家庭關系和革命工作混為一談。

這就是周總理那偉大品格的寫照，他為了在黨內樹立廉潔奉公的榜樣，無論是他自己還是他的妻子鄧穎超，都做出了巨大的犧牲！

直到周總理離世后，鄧穎超才得以補選為副委員長，并在1983年當選為全國政協主席，成為新中國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正國級的女性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