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1949年的中國，經濟形勢非常嚴峻，長期的惡性通貨膨脹已經達到了一個無法想象的境地。據有關數據顯示，從1936年到1949年，短短的十幾年間，國民黨的紙幣發行增加了1768億倍，物價上漲了2500億倍。再加上不良投機資本趁機作亂，市場混亂、民眾苦不堪言。

三大戰役后，解放軍正向全國進軍，軍費開支日益增大，被解放的大城市的工業及交通等各方面急需恢復，舊時代留下來的公職人員也是一個大的負擔，各項支出頗為龐大且一直在繼續增加，此種情況下，只能加大發行人民幣，這就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但人民幣又不能不繼續發行。在當時的形勢之下，短期的通貨膨脹不可避免，最主要的是要遏制投機資本人為造成的物價大波動。

第一次較量:局部物價之戰

1949年4月，河北省因為受災造成了糧食大幅度減產及天津市因為紡織業還未完全恢復生產造成了紗布供應緊張。于是，平津兩地的投機商人相互勾結，趁機哄抬物價，糧食和紗布的價格大幅度上漲，其他商品也隨之而動，市場一度危機四伏，到五月中旬為止，天津市的綜合物價上漲了1.2倍。

政府隨即從東北和山東兩地調運大批糧食進行拋售救急。但在銷售的環節上出了岔子，本來銷售的環節是委托給了一些私營糧店，但這些私營糧店卻在關鍵的時刻見錢眼開背信棄義，并不按照政府規定的價格銷售，要么囤積居奇，要么把物資偷運到外地，反而加速了物價上漲，這無疑是雪上加霜。政府迅速調整戰略，在各地建立國有專屬銷售點及國有專營公司40多個，由國營企業面向市場直接供貨，給了投機資本當頭一棒，從而穩住了市場穩住了物價，取得了第一次較量的勝利。

第二次較量:銀元之戰

這次的戰場擺在了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跟隨解放軍一起進城的還有人民幣。

當時，國民黨的金圓券早已被拋棄，占據市場的是黃金、銀元及美元。由于缺乏老根據地的民眾基礎，人們對新政權的經濟能力十分懷疑，所以人民幣并不被民眾看好，加上上海經常會遭到國民黨飛機的轟炸和襲擾，人心更是混亂。投機資本乘虛而入，借機炒作銀元，銀元價格由一開始的一日一變達到一日數變，銀元成了上海人心中的硬通貨，致使人民幣的發行、流通始終無法走向正常。早上發行出去，人們就會立馬用最快的速度把人民幣兌換成銀元，因為銀元的價格漲勢太快，稍微一耽擱就是另外一個價格。而到了晚上，發行出去的人民幣重又被存回了銀行，在市面上無法流通，無法購買成批的商品。

當時上海的銀元投機十分猖狂，雖然上海的證券交易所已被責令停業，其實并沒有停止。每天有數千人在此聚集，這里配備有數百部市內電話和大量對講機，還有數千名打探行情的“銀牛”，策劃指揮著銀元投機交易，操控著全上海所有的大小黑市，成了名副其實的投機大本營和指揮所。上海的大街小巷到處都是銀元販子，最多時達到了每天8萬余人，銀元占據了整個上海的流通市場，銀元的黑市價也被炒到了人民幣2000元以上。

而且，上海大小公司及商店都只用銀元標價，明確聲明只收銀元。投機資本更是氣焰囂張，甚至叫囂:解放軍進的了上海，人民幣休想。

上海政府為此做了很多努力，試圖用經濟的方法來遏制銀元的暴漲，特地籌備了大批銀元在市面拋售，以達到打壓銀元價格的目的。1949年6月6日，政府在上海的一個城區拋售一萬銀元，卻被投機資本片刻吃掉，毫無波瀾，銀元上漲勢頭絲毫沒有改變。

看來，敬酒不吃只有上罰酒了，軟的不行只能來硬的了。

經過細致精心的研究和準備，并經正在北京籌備中財委的陳云的批準。上海政府于1949年6月10日上午10點整，動用一個營的兵力在200名早就打入證券交易所內部的便衣干警的配合下，對上海證券交易所內的投機大本營進行查封。據記載，僅在一個房間內就發現電話機25部。當時，里面的人正在和香港、澳門的市場呼號聯絡，使用的都是暗語，美元叫糖，黃金叫人參。墻壁上還掛著交易項目的分類表格，分為四個部分，分別是:黃金、美鈔、袁頭（袁大頭）、孫頭（孫小頭），儼然一個投機指揮所。

這次查封頗為豐厚，扣押了238名投機商人，查抄黃金3000多兩、銀元3萬多枚、人民幣1000多萬元。

與此同時，政府又發布命令，命令鐵路交通及稅收等要害部門一律只收人民幣，奠定了人民幣的流通地位，從此站穩了腳跟，導致銀元暴跌，從此風光不再，退出流通市場。

至此，第二次較量又獲全勝。

第三次較量:生死決戰

1949年7月，華東、華北地區遭遇嚴重暴雨，對莊稼的收獲及產量影響極大。上海是紗布生產最多需要棉花也最多的城市同時也也是消費糧食最多的城市。所以，糧價和紗布應聲而漲，投機資本隨即聞訊而出摩拳擦掌，大肆炒作大米和紗布，引起了新一輪的物價暴漲。

上海的物價暴漲迅速帶動了全國市場的波動，天津、武漢等大城市聞風而動、迅速蔓延——這已經不再是局部地區的波動，而是涉及到全國市場。所以，必須要形成全國統一的的認識和統籌協調。

7月12日，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中財委）正式成立，陳云任主任，薄一波、馬寅初任副主任。

7月19日，陳云趕往上海，指揮對投機資本的斗爭。

7月27日，上海財經會議召開，華東、華北、華中、東北、西北各大區領導參會，研究針對經濟問題的應對方案和對以后的工作的部署協調，確定了上海為重中之重，上海亂則全國亂，必須確保上海的政策方針。

在中財委的統一協調下，全國各地的棉花、棉布、大米、面粉等物資源源不斷的進入上海，上海政府連續不斷地拋售物資和加緊加大生產，加上7月底8月初江蘇常州以西、安徽蕪湖及皖北的早稻開始收獲，才把這第一波物價波動壓了下來。

問題來了。

上海的物價雖然被壓住，但也由此成為全國物價最低的地區，成為了物價洼地。由于解放戰爭的順利進行，一些新增的解放區工業稀少或生產停頓，對于物資的需求日益加大，華北等主要產糧區因水災而造成減產。于是，各地的商人開始涌向上海進貨，甚至有些軍隊也派人趕往上海購買物資，全國各地的人民幣都在向上海匯集，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的危險又一次來臨。

1949年10月中旬，由于華南商人到上海大肆套購紗布，致使紗布嚴重短缺，引發了第二波的物價暴漲，糧食、棉紗、五金、化工等每天上漲二到三成，飛速狂飆，引起舉國恐慌，各地物價紛紛暴漲——投機資本更是趁機推波助瀾，要給新中國一個下馬威。

陳云對此早有預料，為了避免兩線作戰，他必須先穩住北方市場。他一面急令東北糧食源源不斷的入關，一面布置打擊不法投機資本，打擊非法糧商，把平津的物價逐步穩定了下來。

而上海此時已經岌岌可危，華東財委雖然依照以往的經驗全力平價拋售物資一個多月，平均每天都要拋出二三十億元的物資，但依然無法阻止物價的飆漲，反而由于上海拋售的價格低于其他地區，全國各地的投機游資就像聞到了肉味一樣，吹響了進軍上海的號角，浩浩蕩蕩殺向上海灘，數百億的人民幣涌入上海，上海物資再多，也禁不住全國投機商的進攻——上海頂不住了。

很多人心急如焚，都建議陳云早早下手挽回危局，陳云沉默不語，按兵不動。原因是中財委可以掌握的物資無法抵消市場上流通的貨幣，也就是貨幣多于物資，這個時候如果全力拋售物資，只能被投機資本以低價統統吃掉，市場依然無法穩定。

要布一個大局。

1949年11月12日晚上，陳云擬定一份電報，上報中央并經毛主席批準立即發往各地金融部門。

電報內容就是著名的12道密令:

其主要內容就是主要物資暫停大量拋售，收縮銀根（銀行只進不出），暫停任何貸款，開征稅收，遲發一切經費，派人到各地調配物資、聚集力量，準備一戰。

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盡一切力量減少市面上流通的貨幣，待物價漲到和流通的貨幣達到一比一對等平衡時，就可以開戰。

11月19日，一切安排妥當，物資充足。

11月20日，一聲令下，上海、北京、天津、漢口等各大城市同時出售糧食和紗布等物資。

投機資本們正在為物資停售而煩悶，一見物資恢復出售，便喜出望外，一窩蜂的搶購物資，統統吃進——他們吃進的同時，卻發現政府同時在逐步提高物價，物價一日比一日上漲。投機商們鬼迷心竅，那顧得了這么多，依然照單全收、瘋狂吃進，由于銀行收緊銀根，他們手中的資金明顯不足，便轉向高利貸借錢。當時，高利貸是按日計息，11月初還是14%，隨著投機商們的瘋狂借貸，最后飆升到了日息100%——投機商們已經失去理智。

11月24日，市場的物資總體價格與7月份相比已經上漲了2.2倍，政府出售的物資和黑市的價格已經相當，這時候的物資價格水平和市面上流通的貨幣已經達到平衡，雙方實力相當，已經完全達到了陳云的預期——決戰開始。

11月25日，各地同時大肆拋售紗布，邊拋售邊調低價格。投機商們依然瘋狂吃進，但政府拋售的物資滾雪球似的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價格也越來越低，他們手中的資金片刻間被吸光，越來越招架不住。

同時，政府放出大招:

1，突擊清查地下錢莊，斷了投機資本的后路。

2，所有國營企業的錢一律存入銀行，不準向任何人和單位貸款。

3，私營企業不能關門，不能拖欠工人工資。

4，加緊征稅，拖延繳稅每日罰款3%。

這一招如同釜底抽薪，四管齊下，投機資本的后路被抄。企業還不能關門，工資還不能停發，稅還不能拖延，這就又套住了他們的一部分資金，投機資本的整個資金鏈完全被斬斷，沒有任何回旋的余地。這一下打中了投機商們的七寸。投機商們一下子被打懵了，紛紛拋售保本，無奈拋得越多虧得越多，也加快了價格的跌速，短短一天之內，上海的棉紗價格就跌去了一半之多。

政府乘勝追擊，連續拋售十天，物價猛跌，投機商們損失慘重、血本無歸還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貸，投機資本哀嚎一片，有人自殺，有人出逃香港。很多私營錢莊、私營糧商倒閉破產——政府完勝。

經此一役，投機商們萎靡不振，雖然此后也頻有動作，但已經翻不起大的風浪，一一被擊破。后來國家為了消除財政赤字穩定市場，發行了大量公債，逐步實現全國財政統一，財政收支慢慢走向平衡，金融物價也趨于穩定。直到1953年全國實行統購統銷與發行糧票，市場主動權已經完全掌握在國家手里，投機資本徹底走向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