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耳機”里和生活決斗

淺友們好~我是史中，我的日常生活是開撩五湖四海的科技大牛，我會嘗試各種姿勢，把他們的無邊腦洞和溫情故事講給你聽。如果你想和我做朋友，不妨加微信（shizhongmax）。

他們在“耳機”里和生活決斗

文 | 史中

（一）起風的午后

2022年的夏初，有幾天風挺大的。

午飯過后，韶關乳源縣東岸村最大的那棵老樹被吹得沙沙作響，抖落一地濃蔭。

樹下有一張小矮桌，桌上用墨線畫著象棋棋盤，已經被無數棋子的進退殺伐磨到斑駁。

林建明不聲不響地坐在桌旁，眼睛瞄著遠處，等著無論哪位老街坊路過，揪過來陪自己殺幾盤。他只用左手下棋，因為沒有了右手，幾十年前在河里炸魚時候不小心弄的。

不過，僅靠一只手掙命，他也沒饒過歲月，娶妻生子，把孩子撫養成人，闖過了八十四載春秋。

相比下來，他的棋技就“臭”得多，經常恨不得要人家讓他個車馬炮才有的玩。可即便這樣，他卻越來越愛下棋。

說來，這里有個隱秘的理由：最近幾年他耳朵越來越差了，站在對面講話都不大聽得請，下棋嘛，不用說話的。

可是，每當要去市場買菜時，他就有點兒犯怵——賣菜老板看到這么一個老頭子，專挑便宜菜，價錢說幾次也聽不清，不給好臉色。

同樣是那個起風的午后，幾十公里以外的韶關仁化縣瑤族村，陳金橋正坐在離他家不遠的后山上，望著他剛釘好的蜂箱，一口口抽煙。

蜂箱是空的，如果一些蜜蜂恰好路過，相中這里，舉家搬遷過來，蜂箱里才會出現蜂蜜。然后他才能把蜂蜜賣掉，換回幾百塊錢收入。

如果蜜蜂沒來，他就只好繼續等。

等待的時候順便種些木耳、幫人養豬，去周遭村鎮打打零工。

這樣孑然一身的“逍遙”生活已經過了很久，久到讓他幾乎相信可以忘掉過去的事情。

20年前因為家里貧窮，矛盾重重，岳父和他們夫妻一起生活，一次和自己的女兒吵架后，就吊死在蜂箱旁的樹上，是他給抬到馬路上的。后來媳婦又和他吵架要離婚，他死活不同意，兩人動起了手。他被妻子砸斷了腿，還被重重地扇了耳光。

婚終究是離了，四個孩子兩人平分，媳婦帶著一兒一女遠走他鄉。那記耳光后，他左邊耳朵像進了一只蜜蜂，只能聽到嗡嗡的聲響。這幾年，右邊的耳朵也開始出問題，聽話總聽岔。

需要幾人配合的活計人家不大想給他干。他只好想辦法，在鎮上買了一個200塊的助聽器。可是戴起來很難受，沒法用。

他咬咬牙，又拿出積蓄去東莞買了一副1000塊錢的助聽器，卻在洗衣服時不小心掉進水里壞掉了。

看看錢匣，剩下的錢還要吃飯，只好放棄再買助聽器的計劃，一個人守著蜂箱，每天眼望山巒靜謐。

同樣是那個起風的午后，幾座山丘外的新龍村里，95歲的涂蘸清坐在自家整潔的院子里，笑吟吟地給前來探望的人們泡茶。

他是村里最老的村長，也是最老的黨員。

年輕人來找他，都喜歡聽他回憶那場波瀾壯闊的“大遷徙”。

村子原名叫做“龍溪”，這個名字富有詩意，也昭示它的命運。

由于臨近河流，1968年建設水庫時，需要整體搬遷。當時，大家覺得政府的安置點土地太破碎，恐怕養活不了這么多人，涂蘸清和幾位干部在大山里尋訪了一年，找到了如今的位置。

但此地之所以人少，是因為過去爆發過嚴重的血吸蟲病。有人心有余悸，猶豫要不要來，涂蘸清一邊給大家做工作，一邊幫村民搭建臨時草房，用了一年多才把整個村莊安頓下來。

自此，時間狂奔半個世紀，有了如今新龍村明朗的田宅屋舍。

只是最近兩年，在院子里開“圓桌會”的人們突然發現，涂爺爺總也不接話茬，就看著大家笑。你喊他，他也不轉臉過來。大家心照不宣，這位曾經締造了村莊的英雄有些老了，耳朵快聽不到了。

還是那個起風的午后，乳源縣桂頭社區的一場會議剛剛散場，73歲的駱彩新皺著眉頭往家走，剛才有干部跟他說了幾句話，可是沒有聽清，追問了一次還是沒聽清，人家就匆匆走了。

“萬一人家是托我給鄰居傳達什么精神，那可怎么辦？”

駱彩新最不喜歡的就是讓別人失望。年輕時在國營廠開船跑運輸，經常兩天一夜不停船，就怕輸給別人臉上不好看。人家讓他從外地捎點什么，他也當成天大的事兒，肯定給拿回來。

可是現在，這耳朵越來越背，連簡單的囑托都聽不清了，恨自己不爭氣。

他想起過世的父母，當年他們80歲左右就什么都聽不到了，自己難道也要滑入這樣無聲的宿命嗎？說不害怕那是假的。

還是那個起風的午后，風攢動江水的波瀾向南流去，翻過一座又一座山，匯入寬廣的珠江，在三角洲放緩腳步，終于遇見高聳的城市，匆忙的人。

在珠江口左岸的深圳人才公園，遛彎的人們注意到一個奇怪的姑娘，她背著電腦，手里捏著一個像耳機又不像耳機的東西，時而把它對準蟬鳴鳥叫，時而呆呆站在風中，好像在等待什么。

她叫李娟娟，上班時間逛公園當然不是帶薪摸魚，而是為了錄下世間的各種“噪音”。

實際上，她的身份是騰訊會議天籟實驗室的研究員，她在研發一種“降噪算法”。為了讓算法能把人說的話清晰地從背景噪音里分離出來，她首先需要記錄、分析、了解這些噪音的特征。

與此同時，幾公里開外騰訊大樓的一扇窗戶背后，天籟實驗室的負責人商世東正盯著面前的一副助聽器樣品。

這副助聽器看上去平平無奇，包裝盒上也輕描淡寫地印著人人都熟悉的四個字：中國制造。

但是，商世東心里非常清楚，這個“中國制造”意義非凡。因為它不僅意味著在中國生產組裝，還意味著，在里面這枚小小的芯片上，將會運行中國人自己研發的助聽器算法。

一旦量產成功，就意味著誕生了一支中國力量，把頂級助聽器的價格從2-3萬直接砍到5000塊或者更低。

而價格的變化絕不是抽象的數字，它無比真實地意味著：一種新的、更有尊嚴的生命選擇將會向3000萬中國中重度聽障人士和他們的家庭敞開。

而這3000萬人中，也包含商世東的爸爸。

無論為了這3000萬個他叫不上名字的人，還是僅僅是為了自己的父親，他都想贏下這場戰爭。

（二）一個“不好理解”的決定

如果去大街上問，聽過天籟實驗室的人恐怕不多，但是，如果說到天籟實驗室支持的一個產品，幾乎家喻戶曉，這就是“騰訊會議”。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春節后一夜之間大小公司開始了居家辦公，很多人也是在那個時候第一次用騰訊會議。

話說當時同樣類型的開會軟件如雨后春筍，不乏有一些來自互聯網大廠，但現在回望，騰訊會議很快就“收斂”成為了大多數人的共同選擇。

如果硬要問為什么，普通用戶好像還說不出所以然，但他們至少會說一條：騰訊會議“聽得清楚”。

清楚，其實是個技術人非常受用的評價。

因為它并不是某個單項技術的結果，而是“降噪”、“定向增強”、“嘯叫抑制”等等一堆技術像搭積木一樣榫卯拼插、相互支撐才能實現的。

實際上，這次我和商世東就是用騰訊會議遠程聊天的。為了展示引他以為傲的技術，商世東特意用力敲了好幾下桌子，網線這頭的我只見動作，不聞聲音；而我在這邊噼里啪啦地敲鍵盤，也被算法攔截，他那邊完全沒被打擾。

（這是當時的錄屏，鏡頭切換和字幕都是騰訊會議自動生成的）

我說這些的意思，不是為了幫天籟實驗室吹牛，而是想讓你感受兩個細節：

1、從技術血緣的角度看：“助聽器”和“騰訊會議”雖然看上去八竿子打不著，但它們所用到的音頻技術，在底層原理上有很多重疊。這讓“天籟實驗室進入助聽器領域”顯得順理成章。 2、從功利主義的角度看：天籟實驗室在公司內部從無到有支撐起“騰訊會議”這么一個明星產品，“偶像包袱”多少是有的，此時最理性的做法恰恰是“少做少錯”。可他們卻偏要冒險分出一路精銳殺入前途未卜的助聽器技術，這中間又缺一個合理的解釋。?

既然不好解釋，我們就不妨跟著商世東轉一圈，各位看官自行評斷。

商世東是2019年離開杜比實驗室加入騰訊的。在他加入不久，騰訊剛好把自己的愿景更改成了“科技向善”。

這個四字愿景，當時在很多騰訊老員工看來“好是好，但拿不準怎么操作”。不過商世東較真兒了，在2020年騰訊會議爆火的時候，他一邊帶隊做音頻技術，一邊還不忘留意各種“向善”的機會。

于是，2020年9月，天籟實驗室聯合很多機構發起了“天籟行動”。

“天籟行動”最初特別簡單，就是老師傅把在騰訊會議等等產品里磨煉的音頻技術拿到桌面上，開放給*愿以社會責任心態*服務于聽障人士的開發者、廠商和機構。這意味著，當時騰訊主要的貢獻在于“技術授權”，給這些技術做二次開發，譬如讓它們適配人工耳蝸、助聽器，是其他組織要重點考慮的問題。

如此一來，實驗室沒有耗費很多人力，這個公益做起來就還算輕松愉快。

可是，一旦進入歷史的江湖，俠客們就身不由己。商世東對輔聽產業上下游的了解越多，就越忍不住想下手改變。

助聽器行業，全球90%的份額都屬于五個歐美集團，分別是索諾瓦、WDH、WS、瑞聲達、斯達克。業內習慣叫他們“五大”。

話說，這“五大”里隨便一個的歷史都比新龍村要長，能追隨到上世紀60年代或更早。他們已經在輔聽行業干了半個世紀，積累了巨多的技術專利和實踐經驗。

騰訊呢，倒不是說非要對標他們，可是如果效果差得太遠，就什么都改變不了，還不如不費勁。

結論很明顯：天籟實驗室如果要干，就必須保證把技術干到和“五大”至少一個段位。

那，就憑實驗室這些“助聽門外漢”，有可能挑戰武林盟主嗎？

其實，這里還真存在一個彎道超車的機會，那就是“人工智能”。

傳統助聽器調整各個頻段的輸出靠的主要是模擬算法，有點像“燃油車”； 而如果用人工智能加持，算法形態就會變得大不相同，成了“電動車”。

正在發生的歷史告訴我們，電動車對燃油車可是降維打擊！

騰訊雖在模擬助聽領域沒有經驗，可是在人工智能方面是頂尖玩家啊，這么看，不就有得一拼了么？！

況且，商世東的父親這幾年聽力也有些下降，他給爸爸買了助聽器，自己也趁機試戴了一下，確信這里的技術差距并非不可逾越。

商世東心動了，翻開通訊錄，發現有很多朋友和前同事其實就在“五大”供職，于是跑去找這些人詢問意見。可是出乎意料，朋友們清一色流露出“勸退”的態度：“這里面的水很深，沒個十年八載怕是摸不清門道。騰訊會議有那么多事可做，你干嘛還來蹚助聽器的渾水，小心毀了‘一世英名’。。。”

商世東聽朋友們言辭懇切，自己也開始糾結起來。

糾結在2022年的春天達到頂峰。彼時，“五大”開始高調組建 AI 實驗室，嘗試推出結合人工智能算法的新型助聽器——再這么糾結下去，留給天籟實驗室的機會窗口可能會永遠關閉。

春節假期，他把自己關在屋里，逼自己做最后的決定。

想著想著，他突然發現，自己之前的思路好像被鎖在了“利弊衡量”的牛角尖中。如果真要算賬，未知的東西太多，恐怕算不清楚；如果退后一步，回到更樸素的想法，答案好像是現成的：

歷史博弈所鑄造的行業格局導致無數需要的人買不起助聽器，這合不合理？不合理。我們有沒有改變這種不合理的能力？恰好有。我們是真心相信“科技向善”還是只嘴上說說？真心相信。

那我們應該袖手旁觀還是去做點什么？

當然要去做點什么！

春節假期一過，商世東馬上干了三件事：第一，跟相關的同事、領導申請立項；第二，從團隊里抽調精銳，進軍“AI 助聽器算法”；第三，尋找硬件合作伙伴，把騰訊的技術放在他們的助聽器里，做成“天籟 inside”助聽器！

商世東

不過，“天籟 inside”要怎么在眾人面前亮相呢？

作為公益項目的一部分，公益理應先于商業。所以，商世東他們找到“天籟行動”合作方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騰訊SSV銀發科技實驗室，決定策劃一場慈善捐贈，先幫助一些生活拮據、兒女不在身旁的聽障老人用上“天籟 inside”助聽器，聽聽他們感受如何，再圖后計。

第一批捐贈范圍很快鎖定在廣東韶關。

由此，2022年那個初夏起風的午后，這些南海之濱的老師傅駕著長風而上，與千里之外棋盤前枯坐的林建明、在蜂箱邊盤桓的陳金橋、在院子中凝望遠山的老村長涂蘸清、在回家路上自責的舵手駱彩新，還有更多在寂靜中等待的人纏繞起來。

那一刻，老師傅憧憬即將發生的美好。

幾乎沒人設想，這種纏繞，也將會讓生活背后的真相一層層剝落開來。

臨近韶關礦區，隨處可見在纜繩上移動的礦車。游客覺得這很賽博朋克，紛紛拍照。可是礦區的人們知道，纜繩上飄蕩的是他們的生活。

（三）邊城舊事

韶關的“韶”，意思是盡善盡美的音樂；韶關的“關”，意思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山隘。

山隘之間，大江奔涌。

自西晉年始，就有中原人經鄱陽湖沿贛水南下，“客居”于此，成為后世的客家人。如果談論這片土地的故事，沒人能繞開“山與河”的底色。

山河險要，自然兵家必爭。100年前，孫中山領導的兩次北伐均以韶關為大本營；90年前，紅軍長征突破第一道封鎖后至關重要的落腳點就選在韶關；85年前，日軍占領廣州，韶關肩負起廣東臨時省會的重任。

山河險要，自然能源富集。建國之后，一座座大壩在山間橫亙而起，高峽平湖；一座座礦坑在山間開鑿，煤鐵鎢鋅源源開采，搭著轟鳴的江船離開。人們在煙塵中揮汗，憧憬生活。

山河險要，也終究成了這片土地的“負累”。

90年代，中國經濟向沿海開放城市迅速轉移，漁村深圳拔地而起，東莞工廠遍地開花，地處內陸韶關的礦務冶金由于污染和低效漸漸關停，航運也隨之迅速萎縮。

生活在此地的人們，眼里倒映著滄桑變遷，耳邊聽著時光呼嘯。

山河依舊秀美，但命運已不再回頭。

1996年，陳巧靈初中畢業，做了一輩子鄉村醫生的父親問她未來的打算。她說：“我就想離開這里。”

她去衡陽讀了醫師學校，可當時已經不包分配，同學們紛紛棄醫進廠。陳巧靈爸爸死活不同意她改行，硬是把她叫回來，在衛生站給自己做助手，希望她將來接班。可她不甘心一輩子在山村，一年后，還是跑出去，到佛山做了校醫。可是再一年過去，她和鄰村的小伙兒結婚，又被拉回了山村。

父親一天天變老，出診不方便了，可村里的人們眼含期待。

她嘆口氣，披上了父親的白大褂。

陳巧靈成了鄉村醫生后，才慢慢意識到這份工作和想象中不同。在大城市當醫生，患者更像是醫生的“活計”，他們的體征指標是病歷本上抽象的數字。可是在村子里，每一個患者幾乎都是“那誰家的老誰”，有具體的名字和面孔，是你生活羈絆的一部分。

你無法把他們當成抽象的人。

最近幾年，國家投入基層醫療建設，陳巧靈也開始定期“隨訪”村子里的慢病患者，隔三差五上門給他們量血壓、測血糖，儼然成了大家的私人醫生。

而在她經常隨訪的人里，有一位老人最喜歡在家門口的大樹前招呼別人下棋，他就是林建明。

2022年，陳巧靈注意到，跟林建民說話需要湊得越來越近，但相比老人家的哮喘病、冠心病來說，好像聽不清的問題又沒那么緊要。

陳巧靈和林建民在東岸村衛生站

然而，就在那個起風的午后，新故事開啟了序章。

“天籟行動”找到了上海長益基金會，長益基金會本來就在進行一個項目，是在各個村莊和社區發展“助老員”。助老員的任務是日常關懷兒女不在身旁的老人，陪他們聊天，幫他們做些生活瑣事、去鎮上買東西之類。

這不，助老員剛好能順便完成一個任務，就是為所有老人測聽力。符合條件的老人，恭喜你，將有機會獲得“天籟 inside”助聽器一副！

陳巧靈尋思，反正做醫生日常也要隨訪，做“助老員”的話，只需要把隨訪安排得更頻繁一些，百利無一害，于是爽快地接受了基金會的邀請。

那天，林建明坐在門口，看見陳巧靈過來，笑呵呵起來迎接：“陳醫生來啦？”陳巧靈指指身上的藍馬甲說：“今天我是陳助老員！”林建明把耳朵探過去：“啊？你講咩呀？”

如果此時把視野拉開，層巒疊嶂的大地上，正有無數“藍馬甲”在移動。

幾十公里外，“返鄉青年小潘”正騎著他的小電驢，不疾不徐地掠過儼然屋舍，拂過青翠田野。

小潘叫潘華雄，很小就離開家，在深圳的工廠里謀得一份不錯的工作。可是世事難料，2018年父親突然病重。

意識到這么多年好像從沒和父親好好說幾句話，他心如刀割。

但看看薪水，又無力承擔把父親接到大城市照顧的費用，只好辭工回家，和哥哥開了一間早點鋪，一邊賺點錢一邊陪父親治病。

可是，隔三差五就要帶父親去醫院，早點鋪時開時關，人氣不行，最終只好轉讓。

樹欲靜而風不止，他終究沒能陪父親幾多時日。

父親過世后，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徘徊在村口，眼望車流穿梭，心緒稠密。冥冥中他仿佛聽到，父親和這片土地上的很多先人都在講話，只是沒人駐足傾聽。

一個召喚在耳邊逐漸清晰，他決意留在新龍村。

想通之后，他把微信名字改成了“返鄉青年小潘”，心里莫名安寧。

就在這時，長益基金會來尋找助老員人選。小潘一看，這工作內容之一是陪老人說話，竟然和自己隱秘的心思暗合，于是欣然應征加入，挨家走訪。

如此，他第一次坐在老村長涂蘸清的院子里，父輩們那些悠遠的遷徙往事淌進他的心田。

小潘和涂蘸清

很快小潘就注意到涂爺爺耳朵不好。而且，他還發現兩個更精細的問題：

首先，如果一對一跟老人講話，老人容易應付，如果幾個人七嘴八舌，老人就干脆誰都聽不見。 其次，小伙子跟涂爺爺講話，他容易聽懂，姑娘說話，涂爺爺就經常沒反應。

小潘其實無意中發現了兩個很重要的原理。

第一，人耳有一個“高階功能”，就是它可以在嘈雜的環境里過濾掉其他，只提取出它想聽到的聲音進行理解。

而聽力退化的人，往往也會喪失這個功能，在很多人話語重疊的時候，就無法應對。這在學術界有一個專門的名詞，叫做“雞尾酒會問題”。

第二，人的聽力損傷不是簡單地“一概聽不清”，而是像近視一樣有度數的， 而且，聽力的“度數”比近視的“度數"更復雜：不同頻段的損傷并不相同。

一般來說，人耳對于高頻區間的聽力更易損傷，低頻區間聽力往往能保留一些。如果用樂器作比喻的話，笛子發出的一般就是高頻音，鼓一般就是低頻音。

所以，助聽器要想彌補人耳聽力的不足，不能把所有聲音一概放大，而是要根據特定的人的聽力損傷狀況，把不同頻率的聲音以不同的力度放大。

你可以仔細看一看下面這張圖。

圖里越靠右的聲音頻率越高，越靠下音量越大。上面的黑色直線代表正常人的聽力，紅色和藍色兩根線代表了某人的兩耳聽力曲線（兩耳聽損略有不同），在線以上的聲音就無法被聽到。

注意圖上的字母，這代表人們說話時發出這些音的頻率和音高。圖中這種聽損狀況，就已經無法聽見k、f、s、th這些音，從而很難理解別人說話的意思。

所以，在配助聽器時，首要一點，就是要讓“驗配師”針對每個人調整適合他的聽力曲線，不能買來就用。

但是，“聽力曲線”和“驗配師”的存在，也成為了阻隔很多人和科學助聽器之間的關隘。

即便在經濟落后的村莊里，老人們對聽力喪失也不都是聽天由命的態度，有一小部分人還是會買助聽器。

然而，老人自己在村鎮商店里能買到的，通常是一種200塊錢的綠色機器，連著一根電線塞到耳朵里。可怕的是，這不是助聽器，這是揚聲器。

它會把所有頻率無差別地放大，像亂劍一樣刺進耳朵眼里。如果“堅持佩戴”，不出個把月，佩戴者就會幾乎全聾。

幸運的是，幾乎沒有人能忍受這種“助聽器”帶來的刺耳疼痛折磨，戴幾次就會放棄。

但這樣的經歷，也會在他們心里種下“助聽器不好用”的結論，從此放棄繼續嘗試新的助聽器。

就是這種助聽器

陳巧靈給老人做聽力篩查，用的是一個手機 App。這是天籟實驗室緊急開發的測聽系統。

系統會播放不同頻率的聲音，受試者點擊“聽到”或“聽不到”，由此判斷聽損狀態。雖說助老員沒有聽力驗配師資格證，但這個 App 可以幫他們做初篩——先挑出聽力不太好的老人，后續由專業的驗配師來驗配。

就在助老員們緊鑼密鼓給老人做聽力初篩的時候，別忘了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懸而未決——騰訊天籟實驗室這群人，究竟能不能打破把助聽器算法給做出來？！

我們不妨再順江流而下，坐在這群技術人身邊，看他們如何“與代碼決斗”。

（四）受過訓練的人

“我并不擔心。”

回憶當時接到任務的一刻，付聰語氣冷靜。

“中國在醫療器械、電子產品的供應鏈上都有優勢，人才也齊全，市場也大。所 以‘國產技術突破不了’這件事不太可能發生。唯一問題是時間長短。”

他陳述 完觀點，又回到標志性的沉默中，不說一句多余的話。

付聰，作為音頻算法和工程的技術匠人，曾經供職于諾基亞、華為、出門問問。從這個簡歷看，他的職業生涯貫穿“老中青三代明星公司”，可謂見證并參與了中國音頻技術的半部歷史。

雖然在2022年之前，他的主攻方向在耳機和車機這樣的消費電子，并未涉足助聽器這個狹窄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講不夠“專業”。

但是，既然要用“AI 算法”來顛覆傳統助聽，總要有第一個勇敢的人從消費電子的懸崖向對岸縱身一躍。

而經過不長的交談，我嗅到他身上有一種（并不是每個技術人都天生具備的）理性能量，這個能量恰好適用于解決“未知問題”。

所以，商世東派他去做敢死隊長，本就不是因為他已經掌握了什么了不得的助聽技術，而是因為他是那個“受過訓練的人”。

付聰

話說當時，付聰開始一絲不茍地執行自己的方法論：沒有一上來就埋頭研究，而是試圖找到曾經供職過“五大”，或熟悉“五大”技術的一線研究員，從他們那里獲得少走彎路的寶貴經驗。

但是他失敗了。

高端助聽器行業非常封閉，“五大”的研發全部在海外，幾乎沒有“技術外溢”。

這意味著，天籟實驗室面臨的困難比想象中要大，沒有“銀彈”，幾乎所有的知識只能 從書籍、論文和對其他助聽器的拆解測試中來。

雖然運用的技術復雜，但付聰的目標簡單：他只需要為“一根曲線”負責。

剛才說過，每個聽障患者會有一根“聽力曲線”。

助聽器的作用，就是打磨出一根和患者聽力情況相對應的曲線，該多增益的地方多增益，該少增益的地方少增益，讓兩部分“嚴絲合縫”對在一起。

曲線應該是啥樣，有完備的理論和成熟的數學公式來計算，并不困難。

難點是，如何讓助聽器實際發出的聲音達到那根曲線。

為了夠到曲線的位置，就需要加大增益，可是增益加大的過程中，就有可能產生不希望出現的雜音，主要包括“噪音”、“失真”和“嘯叫”這三類。

而且增益越大，就越可能產生這些雜音。

想想你在KTV唱歌時，或者在大會上用麥講話時，只要聲音調大到一定程度，就很難控制效果，是類似的道理。

你不妨想象，技術人面前有個蹺蹺板，必須讓蹺蹺板左邊下沉的時候，右邊還不翹起來。

這里，就是算法發揮魔力的“道場”。

要把算法比作魔法的話，在深圳人才公園各種錄音的李娟娟就是個“魔女”。

2019年從復旦計算機專業畢業后，她進入天籟實驗室，參與研發騰訊會議的降噪算法。

商世東跟我視頻的時候，用手敲兩下桌子但我聽不到，這就是“降噪算法”在發揮魔力。

李娟娟最初被付聰揪過來幫忙做助聽器降噪時，說實話沒啥特別的感覺。這就是個“活兒”嘛，三下五除二做完助聽器，捐贈完了，大概就沒事兒了，回去繼續支持騰訊會議嘛。

可是做著做著，魔女逐漸發現，對手比自己預想的更難纏。

李娟娟

首先來說，這個“道場”比螺螄殼還小。

對比一下就知道了，騰訊會議一般運行在手機或電腦上，雖然不同芯片的算力有差異，但總體都是說得過去的。可是看看助聽器，是要掛在耳朵上的，不能沉、不能熱，關鍵還不能半天兒就沒電，所以助聽器能選擇的芯片都是低功耗低算力的。

結果就是：騰訊會議上的降噪算法，無法在助聽器里跑起來。

助聽器里能跑起來的最大模型，只能有手機里的十分之一！如此大的差距，已經沒辦法在原有的模型上魔改，只有一條路——重新訓練！

重訓耗時費力倒無所謂，關鍵是把模型縮小十倍，不可能毫無代價。

一個明顯的代價就是，它只能對*更少*種類的噪音敏感。也就是說，為了讓這種小模型好用，必須拿生活中最最最常見的噪音來強化訓練它。

這就解釋了那個問題——為什么天籟實驗室已經儲備了上千小時的各種“官方”噪音數據，李娟娟卻仍然要肉身跑去公園里錄噴泉、鳥叫和風聲。

當然，李娟娟不止去了公園，她還去了廚房、客廳、大街、商場、咖啡館。每去一個地方，她都會把自己想象成一個戴著助聽器的人，像柯南一樣反復推敲周遭的細微聲響。

這些地方中，有一些噪聲很難消，比如在“地鐵”和“公交車”上——這里的“信噪比”極低。

你應該有體會，在地鐵上用耳機聽歌，要開到很大聲才能聽清。原因很簡單，噪音太大嘛。

你想在一堆無用的聲音里辨別有用的信息，就像在“辣子雞丁”的一堆紅辣椒里挑出雞塊。。。此時，算法如同拿著筷子，必須“穩準狠”才行。

除此之外還有一類噪聲難搞，那就是——突發噪聲。

環境中突然出現一種聲音，有可能是關門，施工，菜刀切菜，但也有可能是敲門，車喇叭，或者有人喊你。

算法首先需要判斷這種突發聲音到底屬于哪類，才能判斷難它應該被壓到多低，這個過程總要有一定的時間——快的要幾百毫秒，慢的要一秒。

就在這判斷的幾百毫秒時間里，如果把聲音貿然放出來，可能會嚇人一跳，如果把聲音貿然壓下去，可能會喪失有用信息，是進亦憂退亦憂。這中間就需要反復調節，找到最合適的參數↓↓↓

注意，這些還僅僅是“降噪算法”面臨的問題。

剛才說過，助聽器在工作時還會面臨“嘯叫”問題。人在戴助聽器時，有時還會戴帽子，有時會靠在墻邊，這些都會對聲音形成反射，反射之后的聲音再次進入助聽器被二次加強，就會形成尖利的聲音。

每當發生這種情況，“嘯叫抑制算法”就要發揮作用↓↓↓

剛才還說過，多個“音源”同時發聲音時形成“雞尾酒會問題”，必須要把其中一個主要的聲音像PS一樣給“摳出來”，這就是“定向增強算法”的任 務↓↓↓

怎么樣？看到這你大概會感覺到不可思議，原來一套助聽算法所面臨的困難有這么復雜！

但是，你很快就會意識到更不可思議的事情：

每個人原裝的耳朵，竟然能那么游刃有余地處理以上這一切。。。

甚至耳朵還能在做好這些的基礎上，兼職幫你把口罩和眼鏡腿都給架好，順便還能掛倆美美的耳環。如果你愿意，耳環再多幾個也沒問題。

付聰和李娟娟回憶起開發攻堅時那段死去活的日子，共同提到了一個強烈感受，那就是：助聽器這個東西，越研究越發現它和（用在耳機或會議系統中的）傳統音頻處理不同，這里面的技術深不見底。

這一點兒都不令人驚訝——因為從本質上看，他們在試圖用一個人造物模擬億萬年生物進化錘煉出的復雜器官。

技術，本就是人類用來掩蓋自己渺小和無能的遮羞布。你硬要用這塊遮羞布來硬剛大自然的造化，那遮羞布被撕得粉碎你也無話可說。

既然距離自然造化的“人耳”水平還如此之遠，那就只好先用一套“人造標準”來評價算法的效果。

肖易明的任務，就是制定這個標準，然后對每一版算法進行測試打分。

這個工作要求他像包青天一般鐵面無私。

他最不忍看到的事情，就是同事們搞了半個月弄出一版新算法，在自己這里一測，分數反而下降了。。。

而他最最最害怕的事情，是這種分數下降，是因為自己實驗過程不準造成的。

肖易明

于是，他殫精竭慮地精確設計實驗流程，強迫癥般連每次實驗助聽器戴在模特耳朵上的位置都不差分毫。

有時持續兩天的測試完成后，總分僅僅增加了0.2分。

說實在的，這0.2分的改進，在人的主觀聽感里幾乎不可能有區別。但是，由于實驗過程的精準，肖易明能拍著胸脯肯定，算法確鑿無疑地進步了！

由此，即便和人耳的距離仍有十萬八千里，但總歸在一點點靠近，正所謂進一步有進一步的歡喜。

這就是測試實驗室

我之所以把傅聰、李娟娟、肖易明他們稱為 “受過訓練的人” ，是因為他們身上展現的不僅僅是受過“技術上”的訓練，更是某種“心智上”的訓練：

雖然人類渺小無知，雖然代碼進步甚微，甚至時有倒退，雖然尚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接近終極目標的可能，但他們仍然不亂方寸，愿愚公移山。

就這樣，算法最終取得了重大突破。

與此同時，商世東也選定了一家硬件合作伙伴“智聽科技”，經過了難與人言的復雜技術對接和磨合，終于把那個曾經只存在于大家想象中的“摯聽（天籟 inside）助聽器”生產了出來。

2022年9月9日，恰好是“99公益日”的第八個年頭。作為這個公益日的主要發起者，騰訊就選擇在這個日子把首批助聽器捐贈給韶關的聽障老人。

由此，AI 算法所代表的“智能時代”，助聽器所代表的“信息時代”，韶關礦船所代表的“工業時代”，和大山深處的“農業時代”，在誰都沒有按下“準備就緒”按鈕的情況下，開始了一場“天地大沖撞”。

摯聽（天籟 inside）助聽器

（五）堅硬的技術和柔軟的頭顱

駱彩新有時會回想起1995年。

那時，他所在的國營船廠再也發不出工資，幾十年的老伙計在碼頭旁邊最后喝了頓酒，各自奔進生活的煙塵。

他和幾個不錯的哥們把全部積蓄湊在一起，買了幾條柴油船，干起了打漁營生。

魚這種東西很奇怪，只有在寂靜的后半夜才容易袒露柔軟，放松警惕，然后自投羅網，成為駱彩新全家的吃穿用度。

所以，駱彩新和妻子經常徹夜泊在江心，又在清晨收網，猛地發動柴油機，帶著巨大的轟鳴刺破江霧，奔回人間。

很難說這樣寂靜和轟鳴的反復折騰究竟對他的耳朵造成了多少傷害。但當年這個問題完全沒困擾他，他關心的只是下禮拜父母的藥費，下學期兒女的學費，還有過年時 能不能攢夠錢給陪了自己半輩子的心愛的妻子買條項鏈。

2022年，當助老員林淑蘭找到他時，他其實花了好半天才搞明白為啥會有“助老員”這么一群人，以及為啥這群人死乞白賴要幫他測聽力。

不過他接受了這種“新式的”善意。

幾個月后，林淑蘭帶著騰訊和智聽科技的同事，還有驗配師呼嚕呼嚕進了他家，小小的客廳擠滿了人。二十分鐘驗配后，助聽器的耳機第一次塞進耳朵。

第一反應，就像一團棉花一股腦堵在耳道里。很快，周遭各種聲音就像浪涌一般襲來。

這感受有點陌生，但一時間不知陌生感來自“久違重逢”還是“根本不識”。

幾十分鐘后，他在心里大概定義清楚了這種感覺，這是由電子系統模擬的，與真實世界確實存在差異的，但卻能實實在在幫助自己感受周圍的聲音信號。

駱彩新

在那一刻，他大概接近了某種真相：科技其實遠非很多人理想中那么完美，從某些標準看它甚至顯得簡陋。即便如此，你卻不難從中體察到一種“它真的很想幫忙”的善意。

那之后，駱彩新開始試著戴助聽器出門。

但是沒幾次，就有街坊注意到他耳朵上的東西，詢問他助聽器哪里來的。顯然對方沒有在受助名單上，這讓駱彩新非常尷尬，隨便掩飾幾句就趕緊回家了。

駱彩新思來想去，不能給助老員和社區帶來麻煩，于是決定以后只有去社區開會時才用助聽器，而且是裝在口袋里，到了會場再戴。

駱彩新身后的墻上，滿滿都是孫女得的獎狀。

養蜂的陳金橋拿到助聽器，其實已經到了2023年的夏天。

不是因為助老員趙玉連不想給他，而是因為找不到他。。。

為了掙飯，他不能落下任何一次出去做工的機會，而且他獨居在家，也不用告訴別人自己去哪兒，抬腿就走，“神出鬼沒”。

趙玉連只好輾轉找到他的電話，打過去問他到底啥時候在家。陳金橋聽不清，趙玉連就對著電話吼，旁邊的人齊刷刷側目，以為誰在罵架，準備吃瓜。

趙玉連回憶，拿到助聽器時，陳金橋愛不釋手。

陳金橋耳朵上戴著助聽器，我發現從正面角度其實是看不太出來的。（他從抽屜里翻出最早買的200塊的“助聽器”給我聽。）

我知道這副助聽器相比于他之前掉在洗衣水里的那個1000塊錢的，無論從軟件還是硬件上來看都能跨越式碾壓，于是滿心期待地詢問他：新舊助聽器哪個好？

他說，新的好。 因為新的 是兩個耳朵的，舊的只有一只耳朵。

這是之前買的1000多塊的助聽器。

我說不是，是聽起來聲音上有啥區別。他一揮手：那沒區別。

那一秒鐘，我著實有點心疼付聰他們這群老師傅，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人家根本沒往這兒體會。

但很快我意識到自己的淺薄：老師傅們的初心，本就不是讓使用者細致地關心產品本身的效果，而是讓產品的效果去支撐這些人關心生活中他本該關心的，更重要百倍千倍的問題。

那之后，助聽器一直掛在陳金橋的耳朵上。有了這個，他能干的活兒更多了，日子也期待能好一些。但是，洗衣服時他會摘下來，因為不能再掉水里。

陳金橋在去后山看蜂箱的路上。

出乎我意料的是：有些老人似乎對助聽器的到來沒有那么感冒。

小潘兩眼放光地把助聽器拿給老村長涂爺爺時，涂爺爺就表現得很淡定。

在涂爺爺每天的“日程”里，早晨11點是看電視的時間，他最近尤為關心臺海局勢，每天都看。可是相比塞個東西在耳朵里，把電視調大點聲更容易。

下午有人找他聊天時，他也不戴。只有來人特別多時，他才在大家的“慫恿”下戴上助聽器。

我問涂爺爺為啥不多用用助聽器，他呵呵地笑了：“我年紀這么大了，還能有什么要緊事？就算真有什么事，我也管不了。”

涂蘸清

但坐在一旁觀察涂爺爺他們聊天，我意識到情境中一個有趣的錯位：

在涂蘸清眼里，自己只是跟小潘他們聊些過去的閑話； 可是小潘卻總愛刨根問底，聊得很細。

因為在他看來，幾十年前 故事的褶皺里，蘊含著某種對今天的啟示。

我突然明白，在這場對談里，恐怕不是“老人需要說”，而是“后輩更需要聽”。

助聽器，就在這個微妙的氣場里成為一架橋梁，成為后輩從老人腦海里挖掘礦藏的一條顫顫巍巍的履帶。

小潘幫涂蘸清戴助聽器

話說，雖然涂蘸清不用助聽器看電視，但是在幾公里外的仁化縣董塘社區，何建英卻只用助聽器看電視。

何建英今年85歲，身體硬朗面容蒼老。

可她的丈夫卻有著年輕的面孔，因為那個人永遠停留在她46歲的生命里。

她住在丈夫生前工作的董塘客運站的宿舍里，獨自把兩兒兩女全部拉扯成人，孩子們從未聽她提過“再走一步”的想法。

如今兒女都退休了，幾番邀她過去同住，她就是不走。沒辦法，孩子們只好隔段時間輪流過來陪媽媽住一住。

何建英每天都會坐在這個位置看電視。

何建英在院子里養雞，種果樹，自己買菜做飯，有時還去田埂上撿一些菜，健步如飛，生活起居全靠自己，什么都不用兒女照顧。

上個月，兒子看到她肩膀上的淤青，才逼問出她摔倒的事情。女兒發現她聽話不清，她也死犟說耳朵沒問題。

她的屋子里一塵不染，每天操持這些家務要忙到午后。然后，她會開始自己這些年唯一“堅持”的娛樂活動——看電視。

我知道用堅持來形容看電視有些古怪。但她真的不像是在消遣地看，而是入神地看，把聲音調到很大，還經常會看到晚上12點。

助老員朱海平把助聽器給她配好后，她一開始整天戴著，但是有一次做家務的時候掉在了角落，找了好久才找到；后來有一次沖涼時忘記摘下來，又嚇得趕緊用衛生紙吸水。

那以后，她平時就不舍得戴了，只在看電視的時候用。而且只有在晚上10點以后才會戴。

我問為什么是10點，她說那個時間鄰居要休息了，不能放那么大聲。

何建英和朱海平

直到告別何建英，我也沒能問出口那個問題。

為什么她要像完成一個儀式一樣看電視？

每天深夜，獨自面對屏幕上搖曳的光芒和聲響時，是否有那么一瞬間，她感到自己卸下了一生的堅強，不是誰的媽媽，不是誰的姐姐，不是誰的妻子，不是誰的遺孀，只是一個愛看電視的，憧憬著遠方城堡里公主的蓬蓬裙的，85歲的小姑娘？

我沒有問，是怕得到否定的答案，也怕得到假的答案，更怕得到平庸的答案，我怕她一生甚至從未想過憐憫自己。

但我確鑿無疑地知道，只要她想，獨自一人在安靜的子夜卸下鎧甲時，床邊的這個一直被她小心充著電的助聽器，會融合成她身體的一部分，忠誠而鄭重地幫她聽清歲月的呢喃。

想到這個事實，我心潮澎湃。

于是我知道，最好的科技不應擋在人前喧賓奪主，而是退在暗處等待——等待成為一個人不得不面對生活的殘忍時，Ta 從心底喚起的勇氣的一部分。

（六）戴上助聽器，究竟“聽見”了什么？

過去幾年，陳巧靈時不時就會接到電話，一腳油門就沖出衛生站。

好幾次都是因為老樹下的林建明哮喘犯了，躺在床上大口抽氣，如果處置不及時會非常危險。每次她都在老林家守上幾個小時，等他穩定下來觀察一段時間才離開。

那次陳巧靈帶著驗配師幫他配助聽器時，老林雖然也很開心，但開心得“不明顯”。畢竟一身更嚴重的病都沒什么好辦法去治，只能靠基本藥物維持。就算有效果更好的藥，可錢又從哪來呢？

而且，據老林的描述，他戴上助聽器的感受好像和別人非常不同。也許由于身體敏感，耳朵里塞進一個東西很不習慣；也許總是聽到自己沉重的喘息聲，無法習慣，他總想摘掉。

陳巧靈去了幾次，見他都沒戴助聽器，每次都勸，他還是很少戴。

林建明站在他的桌子前，這里有維持他生活的主要物件，助聽器被放在抽屜里。

我知道老林只是依本能行事。可這背后，隱隱躲藏著一個更深的科技倫理問題：

不同人對于“人造物”的接納程度是如此不同，感受又是如此主觀，而人造物有時并不能（也許永遠不能）肯定自己的技術先進到了能被所有人接納。那么這個時候，應該讓人妥協一步，還是技術妥協一步？

一旦從這個角度思考，就會發現類似的問題并不鮮見。

陳巧靈相熟的患者中，還有一個人叫余朝生。實際上，患者是余朝生的老伴兒，她曾患癌，手術之后老余經常騎摩托車馱她來衛生站打針，風塵仆仆，從不遲到。

老余年輕時一位叔叔過世，葬禮上他負責放炮，點著之后丟不贏，一下子把耳朵震壞了。最近幾年另一只好耳朵也開始“罷工”，他的聽障逐漸嚴重。

陳巧靈把老余納入了扶助名單，幫他驗配了助聽器。

可是老余發現，對他來說助聽器也“不夠好用”，因為他有時要開摩托車去鎮上賣自己種的橘子或果樹苗，有時還要拉著妻子去看病。 摩托車一旦開快，聽到的風聲就會很大，妻子說話也聽不清，耳朵還很難受。

顯然，老余遇到了極端的“低信噪比”環境，技術在此存在一些瓶頸。

后來他就只在家看手機的時候用助聽器，日常開摩托就不戴了。

余朝生，他身上的隊服是幾年前孩子去香港打工給他帶回來的，他說只有重要場合才穿。

無論是老林還是老余，他們表面上遇到的技術問題各不相同，可是撥開這些表象，背后卻是同一個殘酷的真相：

一個人并不能選擇自己的身體、際遇和生活環境，當這些”生活的常數“和”貿然闖進來的助聽器“撞了個滿懷時，技術可以改變的事情也許很少，少到可憐。

在這次走訪的時候，我認識了曾春燕。

她是韶關仁化縣五一村的助老員。2022年，她經過了并不容易的權衡，終于放棄在深圳的設計師職位回到鄉村，接手了其他助老員留下的名單。

這個名單上，有一位叫戴日娣的老人。

我跟著曾春燕去了戴日娣的家。

戴日娣年輕時遠嫁過來，丈夫有很嚴重的冠心病和高血壓，沒辦法長期勞動，只能靠國家基礎的保障政策過活。

穿過低矮的院墻，我看到豆苗混著雜草，房子蜷縮在角落。很難用荒涼來形容，因為有人在日復一日竭力維持著此處的運轉。但我分明感到，某種壓抑的氣息正躲在陰影里，伺機沖出來，把所有人的咽喉鎖住。

她的兒子短暫招呼我，就出去上工了。兒子快50歲，是全家唯一的勞動力，兒媳婦有智力疾病，靠藥物維持，兩個孫子也不幸遺傳了智力殘疾。

就在2023年的清明前后。戴日娣的大孫子夜里突發腦膜炎，抽搐了幾下就沒動了，早晨家里人醒來時，身體已經僵硬。

當時曾春燕聽到消息，馬上要沖過去探望，被婦女主任攔住了。曾春燕記得婦女主任說的話：“給點時間，讓他們自己慢慢接受吧”。

整整等了一個月，她才敢來看望老人。即便如此，兩公婆還是拉緊她的手，哭得撕心裂肺。這一幕，在曾春燕的人生記憶中揮之不去。

曾春燕回憶，戴日娣奶奶配助聽器那天，家里來了好多人，七手八腳地幫她測聽、佩戴。在她70多年的人生里，也許從未經歷過在眾人面前處于中心位置的場合，當時她很害羞，只顧低頭，怎么都不肯在眾目睽睽下戴上助聽器。

戴日娣

而在后面的回訪中，她卻沒有見戴日娣再用過助聽器。

問她為什么不戴，她也含糊其辭。

這讓接到反饋的開發工程師們感到無比困惑。因為沒有具體原因，就無法改進。

可是，總該有個原因吧？

同樣困惑的，還有她80多歲的老伴兒。用困惑來形容他也許不太恰當，他心中更多的是憤怒。

“讓她戴，也不戴，和她講什么也聽不到！！”這位爺爺對我說，語氣越來越激動。

他回憶，有一次交代老奶奶，記得讓兒子洗一下給豆苗除草的農藥噴壺，老奶奶陰差陽錯聽成了老頭子讓自己洗廁兜（馬桶），于是發起了牢騷，說老頭兒什么活兒也不干。一場簡單的誤會，發展成兩人的第一萬零一次爭吵。

曾春燕和戴日娣和老伴兒

爺爺拉著我說了幾句之后，故事就開始全然和助聽器無關。

他說自己一輩子已經無可挽回，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唯一的孫子身上，想讓他讀書，有出息。可是他兒子天天玩兒手機，一玩手機孫子就湊過來看，時間全荒廢了。

他描述了一個整個家中沒有任何人按照他意愿生活的場景，而他能做的只有生氣、吵架、去田野枯坐，回家怒吼，無盡的輪回。

“好傷心！好傷心！”他錘著自己的胸口，發出砰砰的響聲。

逐漸意識到我此行其實只想了解助聽器，沒有強烈的意愿和能力感同身受理解他的苦痛，甚至細微處流露出一些嘲諷大男子主義的“精英式”傲慢，爺爺突然憤怒，說他們家沒什么可說的，下了逐客令。

我感到深深的自責，想要做些什么，可我有限的生活經驗并沒有能力對狀況做出準確的理解，怕把事情搞到更糟，只好趕快抱歉離開。

我聽到背后的屋子里傳來他對奶奶的怒吼。

那一秒，我突然慶幸奶奶沒有戴助聽器，聽不到這些咒罵。

下一秒，我又突然想讓奶奶戴上助聽器，因為在這個人世間，除了她，已經沒人肯聽他說話了。

也許我知道了一些奶奶不愿戴助聽器的原因，但我寧愿沒有知道。

我們，確鑿無疑地，將會開著汽車回到韶關市區的賓館里，然后坐飛機回到北京、上海、深圳的滾滾紅塵。而他們，也確鑿無疑地，將回到那個生活了七八十年的院子里，鎖起大門，繼續面對荒草瘋長和殘酷人間。

我們，天然地相信“聽見”比“聽不見”更好。而他們，有時只想求求這個操蛋的世界閉嘴。

荒謬的是，難道需要我們這些闖入者，手里握著助聽器來教他們如何面對生活，如何超越苦難嗎？

面對這些具體的殘酷，技術顯得如此無能，甚至如此無關。

但這對于技術來說是另一個次元的事情嗎？技術應該撇撇嘴，然后擰一把方向盤繞開這些問題嗎？

我覺得恰恰不能。

身處苦難的人，當然不是“不需要助聽器”，而是“需要，但不僅僅需要助聽器”。

在我看來，那些擁有技術的人，是最有希望理解“上帝死了”的人；是最有希望鼓起勇氣承認自己的邊界，同時不接受自己無能的人；是最有希望像西西弗斯一樣擁有生命意志的人；也是最有希望對那些身陷苦難泥淖無法成為西西弗斯的人報以理解和溫情的人。

理解“聽見”到底意味著什么，對于有能力幫助別人聽見的人來說，難道不是至關重要嗎？

短暫的兩三天探訪，我所見證的這些，只是事實的一小部分。

而每一部助聽器都在源源不斷地把信息反饋到商世東和付聰的技術團隊面前。顯然，對我造成沖擊的事實，也只多不少地沖擊著他們。

我沒有答案，我也不確定他們有沒有答案。

武江，一條穿過韶關的重要江流，匯入北江后流入珠江，最后會奔流入海。1931年，紅軍曾在這里搶渡至對岸。

（七）在耳機里和生活決斗

2023年的春天，李娟娟走在上班的路上，猛地聽到路口傳來一聲交警的哨音。

對于普通人來說，這種聲音能引起他的注意，但并不能引起對這種聲音本身的反思。

可李娟娟突然條件反射地思考：對于助聽器佩戴者來說，哨音意味著什么？

在原本的降噪算法里，哨音更多作為普通的噪音，被籠統地壓低。但那顯然是不周道的，因為忽略了哨聲和交通的關系。

李娟娟馬上沖上樓，開始對降噪算法的“哨音處理”做專門調整，使它更清晰但又不至于刺耳。

在這一刻，李娟娟意識到，自己的腦袋里想的早已不是“捐完了事”。“助聽”成為了她思考的底色，成為她生活的部分。

這世間有多少種聲音？

對于健聽的人來說，可能一下子懵住，也許最多說出來十幾種。可是對于天籟團隊來說，他們心中盛滿了千萬種聲音。

在一次早期的討論中，大家七嘴八舌提出兩種聲音，“搓麻將”和“廣場舞”。

算法應該怎么對待這兩種聲音呢？

這兩種聲音有一個共同點：對于不愛它們的人來說可能是噪音，對于愛它們的人來說是“天籟”。

團隊最終決定，針對老年人，最好還是不要把這些聲音壓得那么低。

但由此他們意識到一個更普遍的問題：

人和人的喜好不同，而且哪怕是同一個人在不同場景里的偏好也不同。

于是他們開發出了很多場景模式，例如安靜模式、聊天模式、戶外模式，還專門針對看電視的場景搞出了“TV模式”。

App 的布局是簡單明了的大圖標

第一次捐贈之后，雖然反饋回來諸多問題，但商世東看到了真切的光芒。

他下定決心，要把“助聽器”這件事繼續下去。

于是，我想起商世東做出研發助聽器算法決定的那個春節，頗有唏噓。

當時如果他的腦回路稍微震顫一點兒，會不會做出相反的選擇，放棄掉這個項目？如果那樣，豈不就沒了今天天講述的所有故事？

但我又轉念一想，會不會，在千百個平行世界，都有一種機制保證商世東會做出同樣的選擇？

也許善意終究出自人的靈魂，而靈魂，并非如世事那樣無常。

想到這里，我心中升起一絲溫暖。

我開始思考，究竟什么是“好的選擇”？

也許好的選擇從來就不是“一眼看上去好”的選擇，而是會被時間賦予越來越多的價值的選擇。這些價值，是哪怕當初做盡了“利弊權衡”，也決計難以算出來的。

如此說來，人的每一次選擇都有可能意義非凡。

命運雖不回頭，但人可以選擇相互攙扶；技術永遠狂奔，但人可以選擇抓住技術的韁繩，勒馬等待。

2023年，天籟行動擴展了捐贈的范圍，不僅在韶關地區增加了幾個區縣，還擴展到了重慶和香港等地。

在天籟實驗室的計劃里，捐贈當然會一直持續，但與此同時，“天籟 inside”的助聽器也開始在網上銷售。只不過，由于價格大大低于“五大”，而且在這個階段投入必定遠遠大于產出，還談不到什么利潤。

我知道，在一個公益的故事里提到商業化，多少有點兒煞風景。但我內心篤信，沒有一個偉大的改變世界的產品可以只靠捐贈就能成功。

商業化的意義并不亞于慈善。正是因為商業化，才能使得“天籟 inside”助聽器進入更廣泛、更需要他們的用戶手里，從而獲得更多、更嚴苛，也更真實的用戶反饋。

我點開“摯聽”在京東上的旗艦店，沖進我眼睛的，是密密麻麻20000多條評價。而每一個評論，都像一個等待被打開的人生故事。

我確信，這些源源不斷的珍貴反饋，才是國產助聽器追平甚至將來有機會超越“五大”的邏輯基石。

我截了最后三條評論，你感受一下。

在來自銷售的諸多評價里，有一個買家的“吐槽”讓李娟娟印象深刻。

這位買家說：你家的助聽器還不夠好。因為下雨的時候，我想在窗邊聽淅淅瀝瀝的雨聲，可戴上它卻只能聽到一片寂靜。

這個問題，是那些受捐贈老人幾乎沒有提到的。

你可以說，聽到雨聲，是一種更文藝，更城市，或者更年輕的需求。但在我看來，這也是一種無比基礎的需求，哪怕對于農村的老人來說也一樣是。

蟲鳴、鳥叫、風聲、水流、雨聲，是這個世界美好的一部分。聽到它們，本應是每個人都有的權利。

從殘酷的自然手里奪回這些權利，不正是“天籟”的職責所在么？

我的思緒飄回韶關的山河，那些人的面孔又在眼前。

這一刻我才明白，他們不 是“孤寡老人”、不是“獨居老人”，甚至不是“老人”，他們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名字。

當他們獲得自己的名字時，都是和曾經的你我一樣睜著大眼睛好奇地打量著世界的孩子。將近一個世紀前，他們的父母何嘗不是開心笑顏，心里暗暗發誓，要把這個世界上最好的東西都給懷里這個呱呱哭泣的小家伙？

可是，時間兇狠，就像飽含粗粒的大風，雕刻出他們滿是皺紋的面孔，也把曾經深吻他們面頰的人砸碎成齏粉。

獨自等待的某個暗夜里，當大雨洗徹山巒，淅瀝地落在亙古南去的江水之上，是否會有人摸出助聽器，緩緩戴上，試圖聽清這個世界給他們的回答？

2023年，退休的駱彩新還會去打魚，也拿到集市上賣，只不過現在他有退休工資，不指著賣魚過生活了。

前兩年江上又新建起了一座水壩，他熟悉的江水沒了清流激湍，可他覺得這是好事，相比國家用能源發電造福大家，自己過去熟悉的一切又算什么呢？

不久前，助老員拿來一個攝像頭，說可以幫他看家護院。他說我家里什么也沒有，攝像頭不必對著院子，對著我那幾條船吧。

駱彩新不太會用智能手機，但會熟練地打開“看家軟件”，看著他的四條船。

2023年，一場龍卷風突然襲來，邪門地齊根刮斷了東岸村的那棵百年老樹。

棋盤旁曾經所有人都以為會亙古不變的熱鬧，像馬孔多一樣一夜間消失得無影無蹤。

只是在這個孤獨的山鄉，沒有一個為它哭泣的馬爾克斯。

然而希望本就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

村醫陳巧靈告訴我，她剛考了執業醫師資格證。

我問她是不是準備離開村子的衛生站，她說怎么會，是為了更好地做鄉村醫生。她的生命已經和村子連在一起，不可能分開了。

返鄉青年小潘說，他還在整天琢磨新龍村的未來。

最近除了助老員，他又有了新的身份，他加入了村辦公司，試著用一些啟動資金搞團建場地、綠色蔬菜園，把村子的如畫美景變現成經濟收入。

不久前，商世東也把老爸的舊助聽器換成了“天籟 inside”助聽器。

每次算法有了迭代，他都第一時間叮囑老爺子點擊升級到最新版，然后逼人家“交作業”，說說有啥不一樣。

付聰也剛考了證，他考的是助聽器驗配師資格證。

我說開發助聽器還要驗配師資格？他說那倒不用，但這對他理解助聽器的工程技術大有幫助，他想嚴肅地做好這件事。

肖易明也拓展了職責，今年開始不止負責測試，還開發驗配程序，也攻堅一些算法。

把 AI 煉到極限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人耳的功能？怎樣讓算法在“雞尾酒會”上也能像人一樣把不同的聲音分出層次？這些有關代碼和生物進化交叉口的“終極命題”讓他著迷。

肖易明當然清楚這些問題短期內不會有答案，但他滿懷期許，無問西東。

在寫這個故事以前，我無法設想，一枚小小的助聽器可以產生怎樣的奇怪引力，使得無數人的命運軌跡為之彎折。

寫完這個故事，我漸漸明白了：

不同的人們，在交錯的時空，以各自的心情把同一枚助聽器放在耳邊，他們想聽到的，也許根本不是什么聲響，而是生活對自己的回答。

在聊天中我發現，無論是天籟實驗室的老師傅，還是鄉村的老人或助老員，都時常不把助聽器稱為助聽器，而是直接叫“耳機”。

我喜歡這個稱呼，它讓冰冷的人造物聽起來少了些科技的傲慢和鋒利，多了點兒溫柔。

畢竟在這個世界上，遇到金錢，遇到夢想，遇到親人，遇到愛人，都不稀罕。

稀罕的，是遇到溫柔。

她叫鄒乙鳳，是林淑蘭服務的另一位老人。本來已經什么都聽不到的她，借助助聽器又可以和人聊家常了。她笑起來特別可愛，但是因為滿嘴牙快掉光了，害羞地捂住嘴。我趁機拍下了這一幕。

吃粥吃飯過

聽風聽雨眠

再自我介紹一下吧。我叫史中，是一個傾心故事的科技記者。我的日常是和各路大神聊天。如果想和我做朋友，可以搜索微信：shizhong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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