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介于龍泉山和龍門山兩大山壟體系之間，因其巨厚的堆積層，又稱為洪積平原或沖積扇平原。四川人則親切地稱其為“川西壩子”。可能正是由于堆積層太厚，以至于迄今成都平原上所能追溯的最早考古學文化，是處于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約4500年的“寶墩文化”。但是，其考古學文化類型的上源又是哪里呢？

繁星密布的古文化遺址

1927年，當廣漢農民燕道誠父子，石破天驚地一鋤挖出滿堂彩時，無意的，照亮了四川考古人探尋文明起源的逐夢之路。在這之后，四川考古人陸續(xù)取得了新津寶墩、都江堰芒城等8座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悠悠寶墩”的重大考古新發(fā)現；“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舉世矚目的三星堆考古大發(fā)現；更有了十二橋商周時期古遺址--“再續(xù)華章”的考古學文化誕生，以及“璀璨金沙”究竟是王都還是宗廟的學術熱議。此外，在成都平原上還密集的發(fā)現了同時期100余處大中型聚落遺址。這些林林總總的古文化遺址，都在默默述說著，證明著古蜀文化時期的分布影響和文化面貌。

但是，人們不禁再次追問，這些展示出強盛古蜀的文明起源，是從哪開始的呢？

當時光鎖定到2009年，一處傍依龍門山山前地帶的考古新發(fā)現，刷新了成都平原的文明史進程，這就是四川什邡桂圓橋遺址，遺址面積約1萬平方米。經放射性同位素碳-14測年，該遺址距今約5100-4600年，是成都平原目前發(fā)現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它為探尋文明起源提供了新的重要線索。

寶墩文化期古遺址與桂園橋遺址的類型對比

考古學是非常有趣的一門學科，考古既像是在玩拼圖，又像是在玩找“同與不同”的游戲，這些都是考古工作的趣味所在。因此，對于新發(fā)現的史前聚落遺址，首先想到的就是對它們的文化類型和整體面貌進行對比分析，找其相同與不同。

我們以寶墩文化期的代表性古城遺址--寶墩遺址為例，與桂圓橋遺址展開類型學對比分析。

首先，從年代上講，兩處遺址地（桂園橋距今5100-4600年；寶墩距今4500-3700）具有明顯的承繼關系。其次，從出土器物上講，兩處遺址地陶器制作手法、紋飾、器型具有一致性特點。再有，兩處遺址地的生業(yè)方式相同，桂圓橋二期晚段以后，稻作農業(yè)開始強勢崛起，占據生業(yè)方式的絕對優(yōu)勢，與寶墩文化時期的農業(yè)種植相一致。

如果要找它們之間的顯著不同，那就是桂圓橋一期和二期早、中期文化層與寶墩遺址農業(yè)種植的不同。此時，桂圓橋先民們種植的是粟和黍，這種北方地區(qū)特有的旱作農業(yè)為主。而寶墩先民們種植的則是稻作農業(yè)為主。隨著時間的遞進，到了桂圓橋二期晚段文化層中，稻作農業(yè)植物標本明顯占據的優(yōu)勢比例，說明此時長江中游地區(qū)的水稻種植技術，已經傳入成都平原并持續(xù)影響后續(xù)的發(fā)展，這是先進文化輸入，傳播影響的結果。

根據兩地文化遺跡的趨同性，桂圓橋遺址的考古發(fā)現，或者是先民在成都平原開啟古蜀文明的原點，是古蜀文明留下的重要注腳。那么桂圓橋遺址的先民們從何而來呢？是天之涯、還是山之北呢？

被質疑卻又無法忽視的營盤山遺址

三星堆的青銅縱目面具引發(fā)無限猜想。但其縱目的特征，卻又能在諸如《蜀王本紀》《華陽國志》等史料中，找到蛛絲馬跡。“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冢也”、“蠶叢始居岷山石室中”等。這些史料都指向岷山，即今之四川岷江上游地區(qū)。

200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長江上游四川茂縣，發(fā)現了迄今文化內涵最為豐富，距今5300-4600年的新石器時代大型中心聚落遺址--營盤山遺址。這座遺址的考古發(fā)現，使得學者們敏銳地察覺到它和新津寶墩遺址，在文化類型方面存在的相似與差異。因而對兩地是否存在上下承接，前后相繼的序列關系，營盤山是不是就是四川考古人苦苦追索的古蜀文明之源？學者們報以的是一種既肯定又否定的態(tài)度。

比如，兩地陶器制作方法和材質造像較為一致，寶墩早期文化層中的陶器圈足底與營盤山陶器圈足底趨于一致。而差異性同樣突出，兩地存在6、700年的文化斷層，缺環(huán)現象，缺乏銜接較為明顯；營盤山有著相當數量的彩陶，寶墩中則沒有彩陶的蹤影；營盤山農業(yè)種植以北方地區(qū)粟和黍的旱作農業(yè)為主，而寶墩先民們種植的是源自長江中游地區(qū)的稻作農業(yè)為主。

考古學的科學運用確立了營盤山就是古蜀之源的地位

營盤山與寶墩兩地之間獨特的文化現象。因為2009年什邡桂圓橋遺址的考古新發(fā)現，而完美地彌合了兩地間的罅隙。營盤山、桂圓橋和寶墩遺址之間，有著怎樣的文化聯系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從出土器物上講，三處遺址地都出土了典型性、代表性器物大口繩紋罐，這種粗繩紋加箍帶紋的紋飾是三處遺址地器物上較為一致的共性特征，再有，三處遺址地陶器制作方法也都是采用泥條盤筑法和捏塑法，它們的材質工藝造型相似。

第二，從植物考古成果上來看，營盤山遺址先民們種植的主要農作物是粟和黍。桂圓橋遺址一期和二期早中期文化的農業(yè)形態(tài)與營盤山一致，也是種植的粟和黍這種北方地區(qū)旱作農業(yè)小米為主。但在進入桂圓橋遺址二期文化晚段以后，稻作農業(yè)的稻米開始占據了絕對優(yōu)勢，發(fā)生了農業(yè)種植生業(yè)方式的根本性轉變，那就是由旱作農業(yè)向稻作農業(yè)的轉變；而承接桂圓橋遺址文化期的寶墩先民們種植的主要農作物則完全是以稻米占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兼種粟和黍、薏苡、大豆等綜合類的農業(yè)形態(tài)。它們三處遺址地之間這種連續(xù)一致、上下相承的序列關系非常明確。

第三，從地理位置上來分析判斷，營盤山先民們進入成都平原，有兩條線路可供選擇，一條是沿岷江河谷進入四川都江堰從而踏入成都平原；另一選擇則是直接翻越直線距離僅80公里的龍門山脈進入成都平原。從目前掌握的考古資料證明，營盤山先民們應該就是選擇經跨越龍門山脈，比較便捷地進入成都平原，第一站選擇了什邡桂圓橋，以此開啟了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原點。

從1996年開始發(fā)現寶墩文化期的史前城址群，到2000年發(fā)現長江上游的大型中心聚落遺址營盤山遺址，再到2009年發(fā)現龍門山山前地帶的桂圓橋遺址。四川古蜀文明起源的脈絡，由煙雨朦朧到清晰可辨，得益于現代考古學的科學運用。三處遺址地由考古學揭示出的文化串聯，為我們探明了古蜀源流，尋找到了文明的初源。

撰稿人：傅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