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上的結痂——上野千鶴子《厭女》的讀書筆記

引子

1997年3月19日，位于東京澀谷區圓山町一棟叫做“喜壽莊”的舊式木造建筑公寓內，發現了一具女尸，死者為當地常見的一名當街攬客的站街女。原本這一則新聞屬于繁華都市陰影下的尋常惡性事件，但當警方再次核對死者身份的時候，驚訝地發現這名原本屬于社會最底層的性工作者，在白天還有光鮮亮麗的另一個身份——畢業于應慶大學的高材生，現就職于東京電力公司，任規劃部經濟研究處副處長的渡邊泰子。要知道東京電力公司副長職位的年薪約一千萬日元左右，而澀谷區的站街女接一次客只有不到兩千日元的收入。隨著調查的深入，人們發現這位39歲的高層白領已經有6年的接客經歷，并且包括她母親在內的家人也知道期間她的所作所為。陽光之下端坐辦公室的女性管理者，在夜幕來臨后化身暗娼“夜鶯”，這種強烈的角色反差，引起了日本社會廣泛而持久的討論，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東電女職員被殺事件”。

而在《厭女》一書中，加藤千鶴子也用了兩章的篇幅論述了，由東電女職員事件所衍生和發散的關于日本社會的“厭女癥”。上野千鶴子，日本著名的社會學家和女性學專家。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還處于繁榮階段，同時經過了先前左翼學生運動的鋪墊，女性運動熱度空前高漲，此時上野開始登上舞臺，出現在大眾的視野內。而此書著成于2010年左右，世界已經進入了全新的時代，女性運動也賦予了更多的色彩。有趣的是上野在后記中提到，這是一本著者寫得不愉快，讀者讀著也不愉快的書，但無論有多么的不愉快，她都不得不面對現實，用文字向大眾曝光那些如同附著在現代社會里，如同“結痂”般的東西。

面對著者的勸誡，身為男性的我為何執意去閱讀一本女性主義的代表作呢？首先它是一本有趣的書，盡管作為書中的重點批判對象——成年男性，這份體驗難免會引起自身對作者觀點的懷疑、批判、辯解和否定，就像對著鏡子檢查衣物著裝一樣，心想“我才不是這樣的人”。但我想說的是，正是有一份“不服氣”的心態，才讓自己懷有好奇心，堅持閱讀下去，探究作者到底想要表述什么東西。而閱讀社科類的書籍，我不會去選擇那些完全順著自己思路的讀物，那樣只會讓我陷入更深的信息繭房，適當的背道而馳，可以拓寬自己的閱讀邊界。另外，上野書中的“厭女癥”并非狹義的男性對女性的厭惡，而是用十六章的篇幅，以日本社會為背景，從更廣義的角度去剖析厭女癥的林林總總。這里面包括了，母親對女兒的厭女癥，女人之間的厭女癥，社會層面的厭女癥，甚至男性之間的厭女癥。所以書中所表達出的女性主義也并非對標國內網絡中矛盾日益激化的所謂“女權”主義，而是更深奧的社會性問題。當你讀完這本書，你會發現書中的觀點和現象可以映射到更多的領域，誘發更多的思考。

正文

那么何為厭女癥？上野開篇就從文學的角度進行解構，她提到了薩義德的《東方主義》，19世紀西方國家對于東方文化是沒有太多真實根據，是憑空臆想出來的東方。而東方主義具有代表性的文藝作品就是意大利劇作家普契尼創作歌劇《蝴蝶夫人》，故事講述了一名駐日美軍軍官在當地迎娶了一位日本新娘——蝴蝶，軍官在婚后受調令回國，留下蝴蝶獨守空房，三年后軍官攜美國正妻回到日本，蝴蝶知道后悲痛欲絕，殉情而亡。《蝴蝶夫人》的故事成為了這類悲劇愛情的范本，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了更多的文藝作品，比如美籍華裔明星尊龍出演的《蝴蝶君》，以及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黑石一雄在《遠山淡影》中都有類似的故事重現。

但上野對這樣的愛情經典不屑一顧，她認為東方主義就是西方男人的自慰品，對蝴蝶沉溺于“在一個晴朗的日子里，你一定回來接我”——這樣的橋段感到作嘔。與其說是蝴蝶對美國軍官丈夫的幻想，不如說是以普契尼這樣的西方男性對東方女性的幻想。沒有什么能比“在遙遠而神秘的東方國度，有一位美麗的的女人曾與我山盟海誓”——更能滿足男人的虛榮心。當然，更進一步思考，這樣的愛情橋段男女角色背負的是殖民時代強權西方世界對羸弱東方世界霸凌的隱喻，所以上野完全不明白那些為《蝴蝶夫人》鼓掌喝彩的日本觀眾的心思。

這樣不對等的男女關系不僅存在于不同的文明世界，即使在相同的環境中，由于根深蒂固的歷史遺留觀念，男女性別的差異也同樣體現在日本文化中。本書第一章，上野就提到了兩位日本文壇的浪子——吉行淳之介和永井荷風。有趣的是，上野對吉行抱有敵視的態度，盡管他倆沒有直接的文筆交鋒，但是吉行的讀者以騷擾的口吻對上野說：“去讀吉行！讀了你就懂得女人。”這是比較諷刺的事情，上野身為女人需要讀男性作家吉行的那些描寫娼妓世界的小說，才能明白什么是女人。所以上野認為吉行和永井這類作家的小說，如同東方主義的《蝴蝶夫人》，是男人對女人的幻想。

那么為何男性如此執著于對女性的幻想呢？上野一針見血地指出男人明明知道娼妓是為了錢，可又偏偏想去證明錢之外的“情”，娼妓的“不幸身世”不過是太常見的一種技巧。因此那些“不幸身世”和引發“不幸身世”的情節，就成了藝術創作者眼中的絕佳素材。

再發散一下，在海的彼岸，文脈同宗的華夏，文人墨客們似乎也深諳此道。混跡于青樓酒肆，“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的柳永柳七公子，在死后由他的粉黛知己們籌錢安葬，這樣的橋段也為后世那些風流文化的追隨者所推崇。所以我們能看到詩詞戲曲中多如牛毛的公子佳人，才子歌女，甚至發展到趕考進士和古寺女鬼的超越自然的愛情故事。按上野的邏輯，也算是男人對女性臆想的巔峰之作了。如果我們把寧采臣和聶小倩的身份對調一下——一位過路村婦與荒野雄怪的纏綿悱惻，這樣的設定會讓我們如鯁在喉，回憶一下《西游記》中的黃袍怪和百花羞公主，凡女怪男的搭配必然得不到世人的認可和祝福，某種程度上，文藝作品也反應了當世的男女關系。

如此的雙重標準不僅體現在男女關系上，也體現在女性的不同角色上。前面我們提到了如此多的娼妓青樓文化，但當那些風流嫖客們遇到了帶孩子的娼妓，就會因為女性角色上的矛盾而掃興，“母親”和“娼妓”在舊時代女性身上很常見的雙重身份，在男人的精神世界中是萬萬不能混為一談的，否則就會引發他們世界觀的崩塌。

上野繼續剖析，在近代給亞洲帶來重大災難的日本侵掠戰爭，其臭名昭著的“慰安婦”就是對日本男性強權社會的真實寫照，所謂“慰安”顯然是慰男人之安，對慰安婦而言，那是地獄般的奴隸勞動。但戰爭中的另一類女性“后方的妻子”又被國家輿論以道德的名義，架在了高處不勝寒的位置，她們被國防婦人會所監視，嚴格控制其與其他男性的往來。盡管她們也知道被征召作為士兵的丈夫，也許在某時某地和某位慰安婦做茍合之事，但在“大東亞共榮圈圣戰”的絕對政治正確面前，作為女人，作為妻子也必須克制自己的委屈和不滿。所以作為“蕩婦”的慰安婦和作為“圣女”的后方妻子，實際都是日本社會“厭女癥”對女性的壓迫。

寫到這里，我們大概可以明白“厭女”二字并非狹義上中文解讀的“討厭女性”，而是整個社會層面對女性因性別原因造成的壓迫、歧視和偏見。

既然是全社會層面的“厭女癥”，如果僅從男性角度進行批判似乎就帶有天生的偏見，所以上野寫到了女人之間的“厭女癥”，尤其是在日本近代特色的女校文化中。這種性別單一學校的生存環境和性別混合制學校有很大的不同，在女校中學生內部將每個人按三種分數進行評分，即“女性分數”，“學業分數”，“被女人接受的分數”。對于這三種分數，上野的解釋是，對于“女性分數”高的女生，周圍原本沒有期待她的學業，因為她已經擁有了美貌漂亮——被男性世界認可的資源。而對“女性資源”匱乏的學生，她們從小就被教育“像你這么難看的女孩，不好好學習還能怎么辦？”反之，學業分數低的女生則試圖以“女性分數”為替代資源，以此建立起對學業優秀女生的優越感。她們往往嘲諷那些成績好，但“女性資源”相對匱乏的同學——“丑女”或者“不懂男人”之類的挖苦詞匯。當然還有第三種，即“被女人接受的分數”，其擁有者大多數是具有領袖氣質，略帶“男人氣”的女生，她們往往是班級里的話事擔當者。但當這類人離開女校進入社會后，會因為性別環境的差異而對自己的身份產生迷惘，然后漸漸的，她們會懂得曾經被女人喜歡的女人，并不一定會獲得男人們的認同。

所以，上野看到了近代日本女校中同性同學間的齟齬和群體間的角色劃分，也是以男人的視角來評判的，即使在單一性別的女校，也逃離不了社會上“厭女癥”的侵蝕。

同樣，女生們為了在女校環境中更好的生存，某些“女性分數”高的女生會主動地披上“山姥的假皮”。所謂“山姥的假皮”就是在日本民間傳說中，為避免災禍，讓美女變身為老嫗的一種法術道具。而在女校環境中，“山姥的假皮”就是為避免來自同學間的羨慕嫉妒，主動丑化，諧星化自己，把自己當作眾人的笑料，以犧牲“女性分數”來獲得周圍同學的好感。但進入社會，隨著男性視角的引入，這樣的主動扮丑就會消失，轉而是同性之間更加激烈的“女性分數”的競爭。

那么從女校畢業進入社會的日本女性究竟面對的是怎樣的社會倫理環境呢？通常認為日本社會進入近代化的標志是明治維新，但是在社會家庭和女性地位方面，日本的近代化演變卻緩慢得多。所以長期以來，對于即將步入婚姻的年輕女性，她們被灌輸的愛情觀念是，“愛”就是勤快地照料男人的日常生活，一旦喜歡上一個男人，就到他的住出去，為他打掃屋子洗衣做飯。而對于日本妻子，夫妻生活是對丈夫的“奉獻”，是不能說不的“任務”，不是近代資產階級所宣揚的婚姻規范是“性快樂的權利與義務”。這是日本傳統女性聞所未聞也未曾設想的觀念。所以寫到這里的時候，上野尖銳地指出“資產階級社會似乎在日本從未成立過”。

我讀到這里的時，對上野的結論驚得毛骨悚然，東亞文化皆受儒家影響，浸淫數千年，他們遇到的社會問題，我們同樣也會遇到。所以盡管他們的政治，經濟已經按資本主義社會的模式運行，但文化方面似乎還有些脫節。而我們的婦女解放運動似乎更晚一些，盡管我們認為自己的社會模式比資本主義更加超前和先進，但在文化領域我們也跟上了嗎？

而越過千禧年，進入現代社會，日本已早于我國遇上了人口問題。上野借用了日本作家酒井順子在《少子》和《敗犬的遠吠》中的觀點來說明日本社會在面對出生率和結婚率雙雙下降的環境中的女性問題。所謂“敗犬”是指沒結婚的女人的自嘲，當我們熟悉日本傳統普通家庭構架中“沒出息的父親”，“不滿的母親”，“不成器的兒子”和“不開心的女兒”的角色設定，新一代的年輕女性希望能跳出這樣的循環，拒絕由“不開心的女兒”變成“不滿的母親”。在面對傳統勢力針對婚姻和生孩子的拷問時，她們選擇以“因為怕痛所以討厭生孩子”這樣的理由來應對，試圖被世俗社會所理解。因為傳統勢力始終在給年輕女性灌輸這樣的觀念——“無論怎樣的疼痛，一旦看到孩子的臉龐，頓時就煙消云散”。而類似“我就是單純的不需要，也不想生孩子”還是日本社會的“禁忌”。

少子化的問題還體現在那些無男孩的家庭中，在這樣家庭中的女兒，尤其是長女，必須承擔起兒子角色的重任，所以長女在日本民間又被稱為“長著女人面孔的兒子”。本文開頭提到的“東電女職員被殺事件”的受害者渡邊泰子就是這樣家庭中的長女，并且更為不幸的是，在她大學二年級的時候，父親因病去世，整個家庭成員變成了她和母親，妹妹三個女性。所以我們不得不推測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泰子還得承擔起“父親”的角色。介于案件沒有太多實質性的進展，社會輿論紛紛猜測泰子是由于背負了家庭太多重任才導致精神世界崩塌，也有人認為職場中的男性霸凌現象是導火索，更有夸張的說法，認為她的是自墮地獄以拯救男人的“黑色瑪利亞”，類似于我國民間傳說中的“佛妓”。不過上野對這種說法嗤之以鼻，認為這是典型的“男人的解釋”。

“東電女職員被殺事件”在當時引起社會層面的廣泛討論，除了案件本身的離奇性外，泰子的身份反差也觸動了很多日本女性，她們心里吶喊“東電女職員就是我！”。無獨有偶，在2008年6月8日秋葉原發生了造成7死10傷的無差別殺人事件，案犯加藤智大是日本典型的“無人氣男”，從小生活在父母的高壓環境中，性格自卑而敏感。被捕后加藤聲稱他的作案動機是對生活感到苦悶和厭世。他在行兇當天在網絡留下了“如果我有女朋友，性格也不會這樣怪癖”的話。加藤智大這樣缺乏女性接觸的“無人氣男”同樣在當時引起了社會廣泛的關注，上野指出在“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之前，一篇名為《想扇“丸山真男”的耳光——31歲、無業、愿望：戰爭》的奇文，其實就是這類事件的預警。文章中寫道：

“我，作為一個三十一歲的日本男人，理應位于在日韓國人、女人、因經濟景氣好轉而輕易就職的比我年輕的人們之上，理應得到比這些人更受尊敬的地位。即使沒有正式職業，即使是無力的貧困勞動者階層，如果社會轉向右傾，那我也能恢復作為人的尊嚴。”

所以日本右翼傳統勢力和“厭女癥”，在某些方面有高度的重合。在這樣的思維下，女性被它化為某種能夠印證男性社會地位的客體。上野引用了賽吉維克“男性同性社會性欲望”這一概念，用英文單詞區別是“homosocial”和“homosexual”，即不存在性愛關系的男人之間的紐帶，也可理解為是男權社會對同性的社會地位的認可。所以上野認為，類似加藤智大這類人，他們渴望女性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性”或者“愛”，而是他人對自己男性社會地位的認可。

后記

春節假日結束，我也終于懷著好奇心把這本讓讀者，尤其是男性讀者不那么愉快的書讀完，并寫下了這篇讀書筆記。全書主要是描述的日本，但東亞文化同宗，我很難不去聯想到身邊的林林總總。“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這樣的話，上古的圣賢們作為警世名言流傳了上千年，上野所說的“厭女癥”也同樣浸入了我們社會的骨髓中。我并非女性/女權主義者，但在今日，我們所面對的不僅僅是政治、經濟、科技方面的高速發展，社會和文化方面同樣面對“百年未有之變局”，去正視他們，正視多元化的社會，才能讓歷史的創傷愈合結痂。

大年初四我在一位攝影師朋友家，在欣賞他收集的一些山西古寺佛造像的圖冊，討論對佛像修補上色的問題時，我突然想到了最近閱讀的上野千鶴子的《厭女》一書。我們在歷史上筑廟造神，在精神上誦讀圣賢經籍，但時間一長，遭受歲月的侵蝕，曾經那些神圣得不可置疑的佛造像和經籍都會出現裂痕和傷口。為了讓虔誠的信徒繼續匍匐朝拜，我們只有不斷地修復這些裂痕和傷口，讓她結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