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企業出海50年，中國可以借鑒什么？

賽格特約作者 李海燕

二戰后日本企業的發展歷史，某種意義上講也是日本企業國際化的歷史。最近幾年，我們經常能聽到“失去的三十年”的聲音，但是從國際化的角度來講，泡沫經濟破滅之后的三十年，日本沒有任何失去的地方，甚至是非常值得書寫的黃金三十年。

日本企業不管是走出去，還是把外國企業和外國客人“引進來”，都做得很扎實。1990年，日本優質制造業企業的海外銷售比例一般在20-30%左右。2020年左右，這個比例提高到了70-80%。

中日兩國國情不同，而且企業國際化所處的時代也完全不同。回顧1973年到現在大約50年的日本企業國際化的過程，筆者認為有以下四組關系值得中國企業與政府去思考和借鑒的。

企業報國理念vs全球共有價值

把這個問題最先列出來，是因為目前的階段，中國所有的企業可能都會面臨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看似不重要，但是事實上在企業國際化的這個問題上會有很大影響。

在1945年之前的日本，企業存在的目的就是“產業報國”。企業發展的第一目的是“忠君報國”。二戰后，美國對日本進行了大幅度地改造，此類語言消失了。但是在日本企業趕超歐美的過程中，類似的想法還是存在的。

目前，中國還處在趕超發達國家的階段，很多企業家有本能的“產業報國”的想法，也有很多企業經常在營銷和員工的教育中打“愛國牌”。筆者并不是要完全否定類似行為，因為每個國家所處的階段不同，但想提醒的是，企業走出去是否能走遠，本質上還是要靠企業是否能夠給全世界的消費者提供有價值的產品和服務。

20年前，筆者在日本學習工作的時候，看到日本大中型企業都有自己的“使命”、“經營理念”和“企業愿景”等，而且都在企業的網站，對外的宣傳冊上廣泛宣傳。當時，筆者沒有意識到這是有價值的，感覺就是一些空洞的宣傳的東西，就是羅列了一些華麗的辭藻而已。

豐田綱領歸納于1935年，第一條為上下一致，至誠工作，產業報國

但如今回頭來看，筆者發現在泡沫經濟破滅之后的低成長時代，依舊能夠保持穩定增長的幾百家優質日本企業，恰恰是企業“使命”“理念”“愿景”都比較清晰的，且在經營活動中堅持比較好的。

所謂的企業的“使命” 就是規定了企業給全社會提供什么樣的核心價值。所謂“理念”就是企業經營活動要堅持的基本原則和方針。所謂的“愿景”就是企業將來的發展的理想目標。

日本的跨國企業里，全球的員工的國籍數量超過150個國家（地區）的企業絲毫不稀奇。中國企業有競爭力的企業最終也會走到這一步。這么多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不同文化的人在一個公司工作，毫無疑問，需要有個能夠獲得最大公約數的經驗理念和企業的基本價值觀。可以肯定，答案不是簡單打愛國牌。

走出去的國際化vs引進來的國際化

目前，我們談到的國際化，往往就是指中國企業海外設立工廠或者收購海外的企業或者資產。筆者在這里想特別的強調，對于今天和今后的中國，走出去的國際化和引進來的國際化永遠都是同樣重要的。

談及泡沫經濟破滅之后的日本，我們往往關注的是日本企業不間斷的海外擴張。但是90年代以后，日本引進來的國際化也做得很好，這一點往往不被我們所關注。

日本的引進來的國際化有三個方面值得給中國讀者介紹。第一個是90年代以后，日本市場對外資開放的程度前所未有。自90年代初至2006年期間，日本市場外資持股占比由5%提升至26%，此后雖伴隨股市行情有所波動，但整體仍維持在較高水平。1998年4月，日本還重新修訂了其外匯管理法，對跨境的商業活動和貿易行為實施了完全的自由化。此后，類似法律相繼覆蓋銀行、證券、保險等領域。

第二個是作為國家戰略，不斷地吸引留學生和高層次人才到日本。可以說經過過去30年的發展，日本也成為了一個隱形的吸引移民的國家。筆者前往日本留學的1995年，在日本留學的外國留學生只有5萬人左右。2023年，在日本的留學生的數量達到了27萬人左右。新冠疫情之前的2019年這個數字是31萬人。

2024年6月14日，日本參議院通過了修正版出入國管理法，引進外國勞動力

第三個是實施了“觀光立國”的國家戰略，大力度吸引外國游客到日本。平成18年，日本通過了觀光立國推進基本法。平成20年，日本設立了觀光廳，之后到訪日本的外國游客數量穩定增長。2023年，到訪日本的外國游客數量達到了2506萬人。外國客人的總消費金額達到了53065億日元，每個外國游客的平均消費為21萬3千日元。保守估計，2024年日本的外國游客會超過3000萬，達到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

筆者這里僅對外國游客對日本的價值做一個簡單的分析。大量外國游客的流入，對于消除工業部門和服務部門之間的收入差距發揮了很大作用。日本制造業很強，制造業企業很早就通過海外發展實現了企業的不斷發展。但是日本也有很多企業只有傳統的國內業務。外國游客的流入給日本只有國內業務的很多企業帶來了巨大的價值，比如軌道交通行業、出租車行業、酒店和溫泉旅館行業、展覽展示行業、餐飲行業、游樂園行業，零售業，日本國內航空業等。

疫情后的2024年，日本大學生和高中生的就職率非常高。筆者認為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日本維持了一個多行業均衡發展的態勢；此外讓大量的外國客人到日本觀光旅游，其實是增加日本軟實力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改革開放40年，我們對外資的導入一直是很積極的。最近十年，中國企業走出去成為了更加重要的任務。但是這不是說，導入進來的國際化就不重要了。外資在中國的穩定發展和合作共贏，對于增加中國市場的厚度和寬度，對于增加消費者的福祉是極其重要的，對于維護中國的進出口問題和維系對外關系也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核心技術的國內留存vs海外轉移

對于制造業企業來講，走到海外就意味著必須進行某種程度的技術轉移。這個問題，對于極其保守的日本企業來講，也是他們的共同的認識。90年代，日本企業大規模出海。他們當初也有這個困惑和擔心。2000年之前，媒體也經常有類似的討論。最后得出的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日本總公司要不斷地研發新技術和新產品，才能保持對不發達國家企業的競爭優勢。

目前，中國公司走出去也面臨這個問題。回顧我們中國自身改革開放，從頭到尾，我們都是期望外資企業帶來一些技術到中國的。可以想象，其它國家對中國企業也有類似的期待。

事實上，在改革開放之后的30年，歐美日的企業對中國進行了大量的技術移植、技術人員的培養、藍領工人的培訓、管理人員的培訓。原因很簡單，如果不進行這樣的工作，生產的產品不僅沒辦法出口到發達國家，恐怕連在中國都沒有競爭力。因為中國運行外資進行合資或者獨資的領域，都是充分市場競爭的領域。

對應這個問題，解決問題的辦法只有兩個：一個是中國企業不斷地進行研發，維持自身的技術水平高于投資目的地國家一代或者兩代的水平；另一個是延緩落后國家獲取技術的速度。

就延緩落后國際獲取技術方面，筆者觀察，日本企業有三個辦法是有效的。一個是有絕對競爭力的工業產品就不出海。因為有市場的主導地位，本質上客戶是要求著購買的。

第二個辦法就是日本企業抱團出海。也就是產業鏈的上下游企業一起出海，核心零部件還是日本企業之間在相互交易。這種情況下，技術依然會慢慢擴散，但是速度會稍微下降。

第三個辦法就是核心零部件從日本出口，非核心零部件在當地生產。這種方法，比較典型的是汽車。汽車發動機、汽車芯片和汽車鋼板等從日本出口，剩下的在當地采購，之后組裝為整車。

另外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做法是“母工廠”模式。也就是主要工業制品都在日本生產，保留一個工廠或者一個生產線。海外設立新的工廠的時候，當地技術人員和藍領工人到日本母工廠進行研修和學習。母工廠制度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其一、容易在全球范圍打造同樣水平的工廠；其二、讓相關技術留存在日本國內；其三、在公司研發試制新的產品容易保密。

卡西歐在總部山形縣設置山形工廠，配備Premium Production Line生產線，生產G-shock和Oceanus等高價位手表

總體來講，日本企業比較保守。但是這個保守也給日本帶來了一些好處，那就是技術的留存比較好。80年代以后，日本制造業不斷外遷，外國的各種產品也不斷涌入日本。這種狀況持續了30年，但是目前日本所有行業的基本技術在日本國內都有一定程度的留存，包括技術難度比較低的輕工業產品。

政府支持和幫助的國際化vs企業自身努力的國際化

在企業國際化的過程中，有一個非常基本的問題，那就是政府和企業各自都發揮什么作用和如何協作的問題。政府和企業在國際化的過程中，并不是對立的關系，而是互相合作和密切配合的關系。

目前，在全球范圍內，企業高管跟隨國家領導人出訪是經常能看到的事情。國家領導人出訪的時候，雙方領導人出席企業之間大型項目的簽字儀式也是很常見的事情。

在日本企業走出去的時候，日本政府在幾個方面也是發揮了積極作用的。

一方面，收集海外各個國家地區的各種信息。這個工作主要是由在外的使領館和JETRO等組織實現的。JETRO（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的日文名稱為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的前身為日本貿易振興會，2003年10月成為獨立行政法人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目前，該機構有70多個海外分支機構。其下屬的亞洲經濟研究所也在進行著廣泛和深入的研究活動。

另一方面，政府間投資協定和各種租稅協定條約的締結等。上面的活動，其實也是目前各個國家都在做的工作。日本開始所謂的對海外國家的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是從1954年開始的。日本政府的ODA某種程度上，也是日本政府和企業一體，走向海外的一個過程。50-70年代，日本企業還相對比較弱小，到一些落后國家進行投資或者產品的推廣風險比較大。

1979年，日本時任總理大臣大平正芳到中國進行訪問，開啟了對中國三十年左右的ODA過程，包括北京機場和上海機場

日本政府的ODA項目有一個側面就是，日本政府出錢，讓日本企業去落后國家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產品的普及，這等于是國家幫助企業承擔了落后國際市場的初期的開拓風險。政府初期的“風險投資”對于培養客戶的使用習慣，導入日本的標準等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形成初期的優勢，其它國家的企業開拓該國的市場會面臨更大的障礙。

從全球范圍來看，在企業的國際化領域，政府都要承擔一些基本工作。這些工作包括基本信息的收集、投資保護協議和租稅協議等政府間重要文件的簽訂、通過外交渠道對本國人的生命和財產的保護，以及在特殊情況下（政情不安或者地震海嘯等）的僑民撤退等。

剩下的工作，都是要依靠企業自身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