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復刻的四渡赤水，是毛主席一生中最為得意的軍事杰作。

三個月時間，六次穿越三條河流，轉戰川貴滇三省，使紅軍得以在敵人密不透風的圍追堵截里跳出，取得了戰略轉移的重大勝利。

但也正因如此高強度的機動作戰，使得很多無法理解毛主席軍事思想的將士們，產生了不小的情緒。

將士有情緒，這可以理解，因為每個人的戰略眼光高低不同，對于事情的看法也不同。

毛主席的戰略構想極具想象力，根據最新的情報，會有非常多的緊急命令，會有非常多的惑敵手段，但至于為什么要這么做，出于保密的需要，是不可能細細跟官兵們講解的。

所以從執行層面來說，下邊的人確實不容易做到，因為很多將領都跟不上他的思路。

而要保持極高的機動性，就意味著要不停地奔襲、突擊、躲避、轉移。

連續的急行軍、長途轉戰，很容易使人在精神與肉體上都承受著巨大壓力，很多官兵都覺得，這仗打下來累死累活，所以有情緒也是很正常的。

因此在渡過金沙江之后，紅一軍團長林彪懷著滿腔怨氣，就給組織寫了一封信。

林彪是個比較寡言的人，所以很多時候，他會以書信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

譬如井岡山時期，由于革命困難，林彪心中有很多類似于“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嗎”、“井岡山的紅旗到底能夠打多久”的疑問，他將這些情緒落到紙面，向毛主席表達了自己的想法：感覺前途渺茫，當前形勢危急，不如各自下山打游擊各尋出路。

毛主席花了幾天時間，寫了一封七千字的回信，該信即是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之后，林彪又一次困惑了，他覺得組織上的戰略意圖總是變來變去，總是不明確，感覺部隊都是走冤枉路、回頭路，這是走弓背不走弓弦，這樣太累太苦。

所以，林彪有意見：“這樣會把部隊拖垮的，像這樣的領導指揮怎么行呢？”

滿腔怨氣的林彪與彭老總通了電，大概意思就是說：“現在的領導不行，再這樣下去要失敗的，你出來指揮吧，你下命令，我們跟你走。”

這一通電話，彭老總并沒有放在心上，他拒絕了林彪的提議。

林彪在打這個電話的時候，聶榮臻、左權、羅瑞卿等人都在旁邊，聶榮臻聽了很是生氣，也毫不客氣地對林彪說道：“你是什么地位？怎么可以指定統帥？我們是黨的軍隊，不是個人的軍隊，如果你擅自指揮部隊行動，那我就以政委的名義，下令讓部隊不執行你的命令。”

氣頭上的林彪并不搭理聶榮臻，而是立即又寫了一封信，內容主要就是說：“毛、周、王隨軍主持大計，不要直接指揮軍隊，前敵指揮應該由彭德懷出任，并迅速北進與四方面軍會合。”

林彪將信寫好之后，想讓聶榮臻等人與他聯名，但聶榮臻拒絕在上邊簽字，林彪便自己署了名，派人遞交給中央。

收到林彪的信，組織上極為重視。

為什么？

因為此時距離遵義會議過去才四個月，遵義會議上剛剛確定的新的領導組織，此時就遭到了紅一軍團長林彪的質疑，并指名道姓讓“軍事三人團”不要指揮軍事，這可是大事。

組織上意識到，部隊已經出現嚴重的思想問題，必須要馬上召開擴大會議進行商討、解決。

我們為什么說，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呢？

我們先來看看，在過去這幾年時間里，毛主席的處境與紅軍的處境吧。

自贛南會議（1931年11月）后，毛主席的軍事指揮權被剝奪，沒法再插手軍務。

到寧都會議（1932年10月）時，毛主席誘敵深入的戰略被認定為“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向農村發展的主張被認定為“消極怠工”，被撤銷了幾乎所有的職務，黨權與軍權幾乎都被一擼到底。

接下來的幾年時間里，由于李德、博古等人的錯誤領導，紅軍也陷入了最為艱難的時刻。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后，紅軍被迫長征。

1934年12月，湘江一役，紅軍幾乎全軍覆沒。

直到黎平會議（1934年12月），博古獨斷專權的地位被取消之后，毛主席才重新恢復了一些軍事建議權。

但也僅僅限于建議，他可以參加軍事會議并發表看法，但沒有下達具體軍事命令的權利。

猴場會議（1935年1月）后，李德徹底下臺，組織上重新恢復了集體領導軍事的制度，即遇到軍事問題大家舉手表決，少數服從多數。

但這個看似“民主”的軍事指揮制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即不懂軍事的人也可參與討論并參與決策，這就非常容易貽誤戰機，甚至是搞出各種錯誤的軍事命令。

第二次渡過赤水之后，因為打鼓新場的問題，毛主席與其他人發生了嚴重分歧。

林彪提議進攻打鼓新場，并得到了幾乎所有人的支持，毛主席是反對攻打打鼓新場的，但畢竟少數服從多數，氣得他直言：“你們硬是要打，這個前敵司令部政委我就不干了。”

夜不能寐的毛主席在半夜里提著馬燈，找到周恩來與朱德，繼續闡述自己對情報的判斷與考慮，終于獲得二人支持，并成功說服了大部分人，打鼓新場不打了。

事實證明，毛主席是正確的，因此在第三次渡過赤水之后，取消了“軍事決議民主制”，由毛主席 、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軍事三人團”成立，毛主席拿到了軍事指揮權。

這才有了第四次渡過赤水、佯攻貴陽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等一系列神之操作。

由此不難看出，在革命的道路上，要確立一個真正的領袖，要在組織里真正地鞏固住正確的軍事領導，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

此時如果放任林彪的情緒不管，那么革命可能就會出現新的波折，又走上了曲折的彎路。

林彪的錯誤認知問題，是必須要馬上解決的。

1935年5月12日，由張聞天主持，毛主席、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彭德懷、楊尚昆、林彪、聶榮臻等人參加的會理會議召開。

這次會議主要是兩個事情，第一是大家達成了一致意見，即確立了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規劃，第二是毛主席在會議上駁斥了林彪的錯誤思想與反對意見，鞏固了軍事領導地位。

我們主要說的，是第二件事。

當時我軍雖已跳出敵人的包圍圈，但形勢并不明朗，追兵仍是近在咫尺。

在如此緊張的對敵形勢下，會議對于林彪這封信的來龍去脈，其實并沒有多余的時間去作更加細致的調查。

對于來自林彪對自己軍事能力的懷疑，對于林彪所謂的“走弓背不走弓弦”謬論，毛主席給予了駁斥：“你是個娃娃，你懂得什么？！”

但對于林彪寫信的動機，毛主席是執懷疑態度的，他認為林彪這樣一個“娃娃”，不可能會直接指名道姓地讓他下臺，并在信中直接點名“軍事三人組”，讓他們不要參與軍隊指揮，而是建議將指揮權交給與林彪同級的、紅三軍團長彭德懷。

毛主席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懷疑，理由是很充分的，因為林彪在寫信之前，是先給彭老總通了電話講過這個事情的，并當著聶榮臻等人的面，講了很多不符合組織原則的話。

也確實，任誰看到這樣的一封信，都難免會浮想聯翩。

所以，毛主席在會上指出：“林彪的信，是彭德懷同志鼓動起來的。”

當時的風氣，就是大家有什么就說什么，有不同意見有不同觀點都可以說，吵到面紅耳赤也沒有什么問題，因為大家都習慣了批評與自我批評。

既然毛主席把這個質疑拋了出來，如果彭老總能在這個會議上，當面鑼對面鼓地把這個事情給說清楚，那這個事情也就圓滿解決了。

但面對毛主席的質疑，彭老總并沒有解釋清楚，興許是沒有太把這個事情放在心上，他只是簡單地說林彪的信他也是會上才得知，事前并不清楚。

顯然，這樣的說辭，就有點不把這個事情當事了，因為林彪給彭老總通電話的事，聶榮臻、左權、羅瑞卿等人是知道的。

彭老總沒有解釋，林彪也沒有替他辯解，這事似乎也就這么算了，但事實上卻沒能消解掉這其中的誤會。

后來一直到了1959年，林彪才首次公開講明，他寫這封信與彭老總是沒有任何關系的。

有這么一種現象，就是有些人會通過這個事情，與后來的一些事情一結合，就盲目聯想這里邊會有什么聯系。

事實上，這種盲猜是荒謬的，也是淺薄的。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猜測，那就是還沒有領悟這一場會議召開的初衷。

彼時的敵我形勢，是紅軍雖然跳出了包圍圈，但追兵已至金沙江，與會的彭老總等將領，甚至都沒等到會議的結束，就要趕著去前線了。

所以會議的召開，絕不是為了一封信，或是為了一個人，甚至都不是針對這個事情本身，這是一群帶領新中國站了起來的將帥，格局與胸襟都是常人難以企及的。

會議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兩個，一個是確定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規劃，另一個就是要通過這次會議穩定軍心，再次樹立并強化“軍事指揮權力的集中”這樣一個理念，鞏固遵義會議的正確決策與成果。

一個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他必然有著偉大的格局，他的所有動作，都是根植于全局的。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林彪的這封信，也確實造成不必要的誤會。

這其實也不難理解，因為我們在上邊文中也說了，即便是吵到面紅耳赤也好，問題既然拋出來了，那還是應該要解決的。

通俗一點講，就好比我們在職場上，如果有人拿我們的名義去對抗領導，領導在會議上當面把這個事情擺出來了，那是否得重視一下？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總該要解釋清楚，因為我們說了，這不是針對一封信的問題，而是生死存亡之際要團結全軍、維護正確路線的問題。

對于這個事情，彭老總后來也回憶說：“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態度，因魯班場和習水兩戰沒打好，我也有些煩悶，只想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擺脫被動局面，后來也沒有再去申明此事，也沒有同其他同志談過此事，這是我的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