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 憶 我 的 母 親

文/張景堂

母親，李月英，出生于1912年3月5日。屬于清末民初，民國剛剛建立。由于受封建陋習的影響，與大多數婦女一樣，從小纏足裹腳，沒有機會進學堂，沒有機會就業，無緣社會各種活動，只能成為一個家庭主婦。解放后，參加了掃盲運動，努力學習，能認識“毛主席共產黨”等好多字，以致于“文革”初期還能背誦“老三篇”。

姥姥家是侯各莊的，亦屬河北省灤南縣（曾分屬灤縣和樂亭縣）胡各莊鎮。母親姊妹三個，還有一個兄弟，母親排行老二。舅和三姨早年失去聯系，和孟各莊大姨聯系最多最親密。1956年離開老家后，母親曾于1961年從柳州回過老家，是樹桐哥到北京接的。1968年又從侯馬帶著延祥回過老家，先后兩次。大哥參加工作后還給姨寄過錢，“文革”混亂時期還去避過難。1965年大姨來過侯馬，我正在曲沃上高中。兩個表哥樹桐樹棠多次來過侯馬。對父親張廣勛的歷史樹桐哥非常了解，在父親申請由退休轉為離休過程中，樹桐哥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2014年父親102歲仙逝后，我回去過兩次，至今和表哥及后人經常有聯系。

母親非常支持革命工作。上個世紀30年代父親曾闖關東，因日本入侵東北，不滿日偽統治，返回家鄉。1942年成立村政權，被選為西新戶村財糧委員，另劉少堂是抗勤委員，張余（張雪亭）是村主任。在日寇冀東大掃蕩中忙于組織村民給八路軍送鞋送襪送軍糧，開展抗日宣傳鼓動，開展堅壁清野等活動，無暇顧及家里的事兒，全力支持父親的工作。一次有消息稱，日軍騎兵隊朝本村襲來，情況緊急，父親不是只想著自家的事，而是趕緊和其他干部通知村民轉移。一年的口糧，母親背不動，扛不動，就一簸箕一簸箕來回十幾趟倒騰，藏進地窖。然后帶著年幼的大哥追趕轉移的村民，和他們一起躲到安全的地方，避免了日寇的搶劫和襲擊。1962年當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時支持二哥中斷學業參軍保衛邊防；1969年當蘇軍入侵珍寶島時又支持我參軍，體現了母親的胸懷和大度，彰顯了母親的自信，兒子不在跟前照樣有信心自理家務。這年母親57歲。直到1978年我轉業；二嫂攜亞杰離開侯馬隨軍；俊巧抱著小利從東鎮3534軍工廠調回侯馬；延祥稍早回歸大同大哥嫂身邊。時年父母66歲，哥仨亦事業有成，大哥在大同發展，二哥在廣西戎軍或工作，我轉業到公司和父母一起生活。至此，跟隨公司的變遷，都有了圓滿的歸宿。哥仨聚少分多形成了“大同-南寧-侯馬”祖國大地上的“三地情”（亦微信群名）。大家小家終于像個家了。

小時候家境不富裕。父親1952年離開本土，到北京工作，母親帶著我們哥仨度日，我見大哥鋤過地，但地里活的打理主要靠母親，養豬喂雞等家務活更不必說。生活節儉，從不亂花錢。記得有一次我在街上玩，來了一個賣玩具車的在吆喝，黃顏色木質間綠，很好看，我回家跟母親說要，母親一問，沒有那么多錢，就用舊棉套換，雙臂抱了一大卷還不夠，只好作罷，我很不高興。家里有一個破鎬頭，母親讓打鐵的做了兩把小鏟兒，我和干妹子秀梅經常帶著狗挎著籃子到地里挑野菜。父親探家，帶回了香蕉和大米等好吃的，那是我第一次吃香蕉，那么香那么甜；平時吃慣了秫米（高粱米）飯和秫米粥，還有大鍋熬菜，鍋邊貼苞米面餑餑，第一次吃大米粥，那個味別具一格，記憶猶新。我把父親包東西的報紙剪下巴掌大一塊，貼到了當街的墻上，上面說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沒有上學也沒見過，竟然知道報紙是讓大家看的，潛意識里也有炫耀父親在北京工作的意思。誰會料到，多少年后，我們聚少分多的哥仨的文章也經常見諸報端，與報紙有著不解之緣。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是在柳州度過的。缺米少油，記得每人每月供應24斤大米、1兩肉、1兩油、1/4塊肥皂。我和二哥大多時候不吃早飯就去上學，中午吃的是菜農不要的圓白菜老葉子撿回來剁碎和大米燜的菜飯，根據季節不同有時候也用空心菜燜飯，中午放學，父親下班，母親就盛好了，唯獨沒有自己的，說“我吃飽了”。原來她是在燜好飯之前撇出一點湯喝，哪舍得吃米飯呀！長此以往，營養不良，小腿一摁一個坑，很久才平起來。為此，經常與母親生氣，只希望和我們一起吃飯。哪能啊！一次我從我碗里撥出一點飯讓母親吃，她堅決不吃，一氣之下我也不吃了，上學去了，邊走眼淚不住地滴到紅領巾上。看著母親越來越消瘦的身體，我們也很擔憂，常為吃飯生氣。二哥在《中國青年》雜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拿來讓我看，記得題目是《情緒與健康》，使我明白了，經常生氣會對身體健康不利。既要母親多吃點，又要不生氣，這很矛盾。過年時，母親做的有魚有肉、有炒雞蛋、有白米飯等，一家圍在一桌其樂融融，沒想到母親拿出一塊大米糠餅。說是大米糠，實際上就是稻殼軋碎摻上點面不放油烙的餅，吃下去不消化，是很費勁排出的。我見狀，一把搶過來三口兩口吃了，把米飯擺在她面前。有一次上邊來人調查浮腫人群，分發黃豆，家里自然有一份，發的黃豆也大多讓我們吃了。家里有一個瓶子，里邊盛的黃砂糖，也有說是古巴糖的，平日里母親一餓了，就拿出來，用小勺抿一點，一天天過去，我發現糖也在不斷減少。

母親非常勤勞。“低標準瓜菜代”年代，窗前戶外有一塊地，也種了菜，重要的是用父親買的劈柴把菜地圍起來的欄桿，成了曬菜的支撐佳選。南方的天很熱，母親撿來很多老菜葉子，用開水焯了曬干，儲存起來，為減少餓肚子的機會，起了很大的作用。北遷侯馬時還和行李一起托運來幾麻袋干菜，只是1963年初生活逐步好轉沒有吃，日久生蟲扔掉了。

父親上班的木材加工廠大門門前是進城的必經之路，路邊鐵絲網外有一塊狹長地段，我們開發灑過爐灰，種過白菜，種過紅薯，母親經常去看管。種的白菜被雞蛋大的雹子砸飛，收獲無幾。地勢低，水分大，紅薯長的不多，紅薯秧倒是很茂盛，母親說秧子是很值錢的，到城里賣掉。二哥找來平車，裝上秧子，滿滿一車，娘仨有推有拉進城了。做買賣沒有秤，到了市場，要買的人很多，二哥一會借這攤的秤，一會借那攤的秤，好在人們心善，一次一次借，算賬也快，不大一會就賣光了。其間天氣莫測，烏云壓城，大家都躲到避雨處，忽而霹靂，眼看路那邊電線桿被雷電摧毀，忽而暴雨。很快雨過天晴，回家了。日偽時期和日本投降后，父親在鄉村里從事革命活動，曾以賣酒作掩護，如果這算經商的話，那么這次我們娘仨一起賣紅薯秧在那個年代是否也算是一次經商的嘗試呢？

1961年二哥考上柳高后，在江北住校學習，生活如何也是母親非常牽掛的事情。一次母親買了一只鴨子燉了，又盛了一碗米飯，用布裹好，挎著籃子，帶著我到窯埠，坐上小船過江了，其實我也不知道柳高在哪，母親愣是打聽到，通過門房，叫出了二哥，在門口趁熱吃了。母親心里裝著的惦記的永遠都是孩子。1989年，小孫兒在跟前長大，也已12歲，我也從河津調回侯馬。母親生命垂危，突然跟我說，給小利蒸一碗雞蛋，我也沒多想說他不吃，也就沒有蒸。事后我才明白，是母親想吃。可她這一輩子，直到病危，也沒有說過，自己想吃什么。令我遺憾終生，接連好幾年的忌日，我都用蒸雞蛋供祭。退休后，我學習詩詞創作，填詞《點絳唇》以念之：

點絳唇·母親

少米年時，

母憂兒餓兒憂母。

餐桌推阻，

惹母常心堵。

儉用平生，

歲月催垂暮，

臨危處，

思孫貫注，

無己朝誰訴？

年輕時支持抗日斗爭，支持父親工作。孩子長大，又支持孩子服從國家需要保家衛國。心里想的是服從需要，想的是別人，唯獨沒有自己。在生命的最后，還是想著別人，又能朝誰去傾訴呢？在漫長的歲月中母親含辛茹苦把我們哥仨養大成人。八個月大就把大孫子延祥從大同抱來了。隨著歲月流失，身體也越加不盡如人意，亞杰和小利也在身邊相繼長大，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又把身心獻給孫輩。母愛是最偉大的。母親的一生，燃燒了自己，照亮、溫暖和成就了別人。生命的芬芳，在一生中綻放。1989年7月20日母親因腦溢血離開了我們。

隨著國家改革開放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各項政策逐步得到落實。母親用盡一生精力業已支持的父親迎來了新的轉機。父親的工作年限往前推進了十年。從1942年當村財糧委員到1950年當了六個村（東新戶、西新戶、侯各莊、高莊子、桑園、邢各莊）的支教站站長，再到1952年去北京參加公司工作。1974年62歲退休，1994年經上級黨組織批準享受離休干部待遇。令人特別遺憾的是母親沒能看到這一天。

母親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2024年4月2日

責編：正義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