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定居西湖畔，軍統中統輪番來訪，意欲何為？

作者：馬駑

上一篇講到，郁達夫和王映霞結婚后，不顧包括魯迅在內的朋友們勸阻，遷居杭州。他們花巨資打造“風雨茅廬”，成了有產階級。“金錢”、“美人”都有了，又如何寫得出反映普羅大眾生存狀態的作品呢？

不僅如此，時代的影響，性格所決定，他們生活中發生了許多跌宕起伏的事情，令人莫名驚詫！

六、蹊蹺的來賓

“風雨茅廬”建成后，高朋滿座。其中有兩個重要人物，不得不提：一個是“CC系”的許紹棣，一個是“復興社”的戴笠。

許紹棣是浙江省教育廳長，他和他夫人及三個女兒，成了“風雨茅廬”的常客。這時戴笠還不如后來那樣權勢熏天，每次來必帶重禮，由浙江警察局長趙龍文陪同。

表面上看，他們是來附庸風雅的，其實他們是帶著“任務”來的。“任務”就是“爭取”郁達夫。

王映霞晚年反思道：“他們（戴笠和許紹棣）從不同時兩派同來我家，說話之間也至微妙，粗心人是體會不出來的。當時不說，我不會聽出來，就連郁（達夫）也不會理解的。”

何謂“爭取”？想必大家都懂。

跟這些達官貴人來往，使郁達夫處境十分尷尬。他雖然是“左翼作家聯盟”的發起人之一，但左派人士認為他與官僚結交，生活腐化。國民黨方面則把他劃為親共左翼之人，“其心必異”，連一個可以養家的職務都不肯給他。搞得郁達夫兩邊不落好，白天要陪同夫人與“名流”們應酬，晚上還要挑燈伏案，寫稿維持家用。

可惜，時代變遷，郁達夫文壇地位已不復當年。

筆者個人淺見，郁達夫以頹廢、苦悶的知識分子形象出現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壇，獲得巨大成功。三十年代時，他擁有了“名譽、金錢和美人”，卻失去了“自我暴露”式的“沉淪”，再難引起青年共鳴。

郁達夫的創作進入了“瓶頸期”。和王映霞結婚后，特別是遷居杭州后，生活環境和人際交往的變化，幾乎窒息了他的文學天才。舊的苦悶仿佛解決了，新的苦悶卻讓他瀕于崩潰。于是他放蕩形骸，去追尋曾經的藝術泉思。

王映霞對此有清醒的認識：“（青少年時期的）環境給他養成了一種苦悶的頹廢的性格，不習慣于有規律的家庭生活。”

從他這一時期的創作中可以看出，他的“暴露”，更多是個人生活，成了“自暴家丑”式的宣泄。而這種宣泄，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妻子王映霞！

1936年2月，郁達夫受福建省主席陳儀邀請，去福州就任省參議。陳儀久仰郁達夫大名，本想重用他。可郁達夫一派“名士”風度，與官場格格不入，一直任個閑職。

同事錢履周回憶：“郁達夫每逢值日，一次也不去巡視，邊寫字邊喝啤酒邊哼詩。寫到天亮，滿值班室都是字，桌下立著一二十個啤酒瓶。”

“逃離”杭州“風雨茅廬”，郁達夫感到莫名輕松，甚至王映霞想到福州來，他推三阻四，一直不允。他在日記中說：“（王映）霞的回電已到，說不來了，如釋重負，快活之至，就喝了一大碗老酒。”“女子太能干，有時也會成禍水。”

從王映霞的“幻滅”，到郁達夫的“如釋重負”，可以看出，他們正經歷著“七年之癢”——這時他們結婚已經9年，有了4個孩子，不久又有了第5個孩子。

七、武漢風波

人是時代的人。對他們影響最大的變故，無疑是抗日戰爭。

八一三戰事吃緊，王映霞趕緊帶著一家老小，暫避郁達夫老家富陽。后來傳言富春江將會被日軍封鎖，趕緊又由富陽去麗水。這一路逃難，全靠郁達夫的朋友、浙江省財政廳廳長程遠帆幫忙，先用汽車送王映霞母子到金華避難，聽說日軍將攻打金華，全家又逃往麗水，租住在麗水燧昌火柴廠二樓。

當時浙江省政府臨時在燧昌公司辦公。由程廳長幫忙，為王映霞一家要到兩間房，與浙江省主席黃紹竑、教育廳長許紹棣同住一層樓，成了鄰居。沒想到，這一緊急避難之舉，竟成了造謠王映霞與許紹棣之間不清白的“風口”。

如前所述，1938年3月，郁達夫去武漢任職，從福州來到麗水，接上一家老小啟程。到達武漢后，李家應如約拿來孫多慈的照片，王映霞寫信給許紹棣，許紹棣有幾封回信。

不久，臺兒莊戰役勝利，郁達夫參加北上勞軍團前往慰問。當他回到武漢，看到許紹棣的信，頓時疑心大起，醋勁大發。

據郁達夫的好友、武漢時的鄰居汪靜之回憶：7月的一天，他到郁家拜訪，正好碰見郁達夫夫妻兩人激烈爭吵。郁達夫拿出三封信，哭著對汪靜之說：“萬萬沒有想到，她會這樣的不要臉，這三封情書里面寫了她和許紹棣到碧湖過夜的整個過程。”——“碧湖過夜”所指為何？下文將進一步闡明。

郁達夫對汪靜之說的“情書”，就是許紹棣的回信，王映霞隨手放在桌上，郁達夫看到后，把信拿去照相館，拍照“存檔”。

據孫百剛回憶，他曾去探望王映霞，正要告辭時，“她忽然拿出一束信給我看。在暗淡的燈光下，我抽讀了三四封，原來都是當時浙江省教育廳廳長許紹棣寫給她的。信的內容非常平淡，大致說些戰事的發展、前途的推測、杭州的空襲、機關的疏散等。我對信的內容當然不感興趣。”

王映霞十分苦悶：“書信的往來他要懷疑，一般的應酬與游玩他會猜忌。而我的個性，既驕又嬌，總不愿用什么和順的言辭去向他解說。”這樣誤解越鬧越大，到了不可開交的地步。

（抗戰時期武漢）

二人口角再起，以往都是郁達夫出走，這次王映霞也來個離家出走。她找到好朋友、陳誠秘書曹秉哲夫婦家。曹秉哲說：“你就在這里休息幾天，然后我叫郁達夫接你回家。”

郁達夫見妻子離家，懷疑去浙江找許紹棣了，一沖動，竟然寫信給蔣介石和陳誠，要他們管管部下許廳長。

更有甚者，郁達夫在《大公報》登出啟事：“汝（指王映霞）與某君之關系，及攜去細軟衣飾、現銀、款項、票據等，都不成問題，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王映霞看到啟事后更為生氣，當朋友出面調解時，她要求郁達夫公開道歉。不久，郁達夫又登出“道歉啟事”：“我精神失常，逼走妻子王女士，經朋友解說，知全系誤會。”

事情發展成這個樣子，真是讓人哭笑不得。著名學者曹聚仁說過：“一位詩人，他住在歷史上，他是個仙人；若住在你的樓上，他便是個瘋子。”他在《也談郁達夫》中說：“（易）君左和我一樣，都覺得達夫有點精神虐待狂。”

當然，我們不能把責任全推在郁達夫身上。王映霞自我評價：“我是個個性倔強的女子，對于自己的愿望與理想，只在意會而不想言傳。要我從口頭上表示出甜甜蜜蜜，我是怎么也做不出來。”

——這讓我想起袁殊那句話：“她犟我暴”。這里的“她”，指的是袁殊的妻子馬景星。他們后來也是勞燕分飛。（感興趣的讀友可翻看《這個間諜神通廣大，其貌不揚，卻讓大地主女兒寧愿倒貼跟著他》）

這場風波后，由郁、王的朋友，杭州市長周象賢和《東南日報》社長胡健中主持，簽署了一份“和解協議”。

協議中寫道：“達夫、映霞因過去各有錯誤，因而時時發生沖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獄，旁人得乘虛生事，幾至離開。現經友人之調解與指示，兩人各自之反省與覺悟，擬將從前夫婦間之障礙與原因，一律掃盡，今后絕對不提。兩人各守本分，各盡夫與妻之至善，以期恢復初結合時之圓滿生活。夫妻間即有臨時誤解，亦當以互讓與規勸之態度，開誠布公，勉求諒解。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錯誤事情，及證據物件，能引起夫妻間感情之劣緒者概置勿問。”

八、戴笠的傳聞

當時還有一個可怕的謠言——并且，這個謠言流傳了幾十年——就是王映霞與戴笠有染。更有甚者，說王映霞為戴笠墮胎！

戴笠素有“孟德之癖”，但在武漢這段時間，是否真和王映霞不清不白了呢？

還是看汪靜之的回憶：1938年春夏的某天，王映霞來到他家，請他陪同自己，去醫院墮胎。因為戰局動蕩，武漢危急，懷著孕逃難，甚為不便。于是汪靜之陪王映霞過江，到了漢口，在一家私人小醫院做了手術。過了一段時間，汪靜之又去拜訪郁達夫，郁達夫在前線還沒有回來，王映霞則告訴他，自己昨天到戴笠府上做客，并眉飛色舞地描述了一番戴府的富麗堂皇。

筆者以常理推斷，王映霞不要胎兒，請郁達夫的朋友陪同，是表示不避郁達夫。與戴笠的關系，她主動告訴汪靜之，可見心懷坦蕩。即使戴笠有賊心亦有賊膽，但當時武漢淪陷在即，王映霞手術后不久，是否有時間和空間“完成”戴笠的心愿，值得存疑。

從時間線上算，說胎兒是戴笠的，更是穿鑿附會，不值一駁。

如果這些傳聞吹到郁達夫耳中，不知道會惹發多大的風波！相反，撤離武漢時，郁達夫還叮囑王映霞，有困難可找戴笠幫忙。

在武漢的這回重大沖突，二人總算沒有當即決裂。不過事已至此，矛盾并未解決，后面會鬧得更大，郁達夫徹底把自己的家庭隱私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

九、麗水波濤

武漢戰況緊急，軍民撤退疏散。郁達夫一家先到常德，后去漢壽。9月底，福建省主席陳儀急召郁達夫前往。

郁達夫去福建后，王映霞在漢壽苦等郁達夫來接，卻久無音信。這時戰事逼近，王映霞想起郁達夫請戴笠幫忙的話，趕緊給戴笠發去電報。沒多久，戴笠派車來，把王映霞送到長沙。

剛到長沙，發現這里已是人心惶惶，不敢停留。他們繼續往福建跑。逃難的人太多，只好人先行，行李托運。沒想到，長沙“文夕大火”，把一家人的行李衣物，燒個精光。

更讓王映霞又氣急又悲傷的是，就在她和全家顛沛流離之際，郁達夫卻一個電報接一個電報，向浙江所有認識的朋友詢問：王映霞是不是到了麗水，與許紹棣同居？

據說，郁達夫產生這樣的狐疑，是一個“朋友”向他“透露”消息：許紹棣為了得到王映霞，給了她37萬港幣。

郁達夫一氣之下，寫信責問王映霞。王映霞對此莫名其妙的指控，“氣得手足都涼”了。

王映霞晚年仍對此事耿耿于懷。據郁、王的朋友胡健中著文說：“（郁）達夫的猜疑，導因于其中尚夾雜著一個神秘第三者。”王映霞懷疑，這個“第三者”，乃是軍統的人。他利用郁達夫易沖動的弱點，既挑撥郁、王感情，又攻擊隸屬中統的許紹棣，一箭雙雕。

經王映霞駁斥，郁達夫也不再相信這個謠言。因為最基本的一條：許紹棣根本拿不出這么多錢。

王映霞和全家趕到福建境內，與郁達夫聯系上了。郁在電話中安排：“你帶了大的孩子，明天馬上來福州，還有兩個小的，可以交給你母親帶往云和縣（王映霞弟弟處），暫時由她撫養。”

郁達夫有此安排，是他接到新加坡《星洲日報》邀請，前去擔任文藝副刊編輯。船票已經訂好，王映霞一到，立即上船，駛向海外。

十、《毀家詩紀》

異國他鄉的生活，非但沒有修補他們的關系，反而鬧到決裂程度。郁達夫更是客死他鄉。種種波折，至今讀來，仍令人無盡唏噓。

矛盾激化的誘因，是郁達夫在香港《大風》雜志1939年3月5日發表的組詩：《毀家詩紀》——真是一語成讖，成了“毀家”的導火索。

王映霞看了詩作后，第一印象是：“如果撇開了事實而專看這十幾首詩的話，實在是寫得清新流利，哀婉動人，是近代以來，中國詩壇上難有的杰作。”可是，她沒有心情欣賞。因為詩本身，和郁達夫作的注釋，含有大量對她的無端指責和無情污蔑。

例如，郁達夫的第四首詩：“寒風陣陣雨瀟瀟，千里行人去路遙。不是有家歸未得，鳴鳩已占鳳凰巢。”訴說自己被鵲巢鳩占，有家難回。

在該詩注釋中，郁達夫寫道：1938年1月初，我從福州來到麗水（接家人去武漢），王映霞拒絕和我同宿。到了第三天，許紹棣從金華回來，于下午6時去碧湖，王映霞“突附車同去”，與許在碧湖過了一晚。次日午后，始返麗水。于是我請她自決：或隨我去武漢，或跟許君永遠同居下去？王映霞亦似與許交涉了很久，許君似不肯正式履行結婚手續。所以過了兩天，映霞終于揮淚別了許君，和我一同上了武漢。

言之鑿鑿，仿佛王、許私情，已是昭然若揭。

且慢！——筆者考據癖被惹翻了。

第一，軍委會設立政治部，陳誠任部長，周恩來同志為副部長，時間是1938年2月1日。最初編制是三個廳轄六個處。籌備中間，蔣介石要求第三廳增加第七處，主管對敵宣傳。負責籌建第三廳的郭沫若，這才向郁達夫發電報，請他來任第七處處長。郁達夫說他1月初就到麗水，這時政治部尚未成立，不可能發出邀請電。

（陳誠）

第二，郭沫若回憶，陳誠請自己去武漢，是“正月六日”（1938年2月5日農歷正月初六）。郭沫若一開始并不想上任，到長沙躲避了一個月，挨到4月1日才組建起第三廳。這再度印證不可能“預見”性地在年初就邀請郁達夫。

第三，據《郁達夫生平》記載，郁達夫離開福州是3月9日。3月27日，武漢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郁達夫被推為理事。那么，郁達夫最遲須在3月20日左右離開麗水。從郁達夫自己的注釋中可以看出，他在麗水的時間不會超過十天。如果是1月初即到麗水，那就住了兩個半月，顯然說不通。

第四，武漢方面催得急，郁達夫不會在麗水待多久。郭沫若說，本擬委任郁達夫為第七處處長，但郁達夫到達武漢遲了，工作急迫，只好另委他人，郁為設計委員。

第五、會不會是筆誤，郁達夫注釋錯把3月寫成了1月？看首句：“寒風陣陣”。3月的福建、浙江，已是“春風又綠江南岸”，何來“寒風”一說？郁達夫還說這首詩是他求到的簽，更不值一哂了。

第六、據王映霞回憶，她和家人從金華再遷麗水，是在春節之前。據查，1938年春節是新歷1月31日，那么，王映霞全家搬麗水，應當是在1月中下旬，郁達夫又如何在1月初就到麗水呢？王映霞說，郁達夫來麗水，是“春二月”，而《郁達夫生平》中說的3月9日，正是農歷二月初八。

第七、如果王映霞與許紹棣有私情，她還會把孫多慈介紹給許嗎？她會隨手把“情書”放在桌上，讓郁達夫一眼看到嗎？

郁達夫為何要如此“藝術加工”？請看后文他的好友的評論。

話說王映霞看了《毀家詩紀》，心中大忿，立即寫了兩篇文章，寄給《大風》。文章中她歷數各項事實，并怒斥郁達夫：“更憑著你那巧妙的筆尖，選擇了字典中最下流、最卑賤的字句，把它聯成了詩詞，再聯成了千古不朽的洋洋大文，好使得一切的同情與憐憫，都傾向于你，懷疑、怨恨與羞辱的眼光，都射向我身上來！”

文末署名：“永遠不會吃虧的映霞”。

二人感情生活將會怎樣？他們的結局又各自如何？且看本故事的最后一篇。

（本文作者：馬駑，“這才是戰爭”加盟作者。未經作者本人及“這才是戰爭”允許，不得轉載，違者必追究法律責任。

編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后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于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于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