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旗下公司要將巴拿馬運河的兩個港口以及分布在全球23個國家43個港口的運營權轉讓給美國貝萊德牽頭的財團，這種明顯危害到中國經濟安全與戰略利益的交易，還能在中文互聯網引發一場持久的大論戰，有那么多賬號用“在商言商”、“交易自由”等理由，為李嘉誠公司的這筆交易進行辯護，這本身就不正常，說明逆向民族主義的話語權依然很強大，我們距離輿論反擊戰的根本性勝利，還任重而道遠。

理清這場論戰的是非曲直，并不難，只需要搞清楚五個相關要素：這場論戰的焦點、爭論的這筆交易發生的特殊背景、李嘉誠的支持者有什么特征、這些人使用什么理論依據，又使用了什么手段為李嘉誠辯護。

我們按順序分析。

首先，這場論戰的焦點是，當企業的商業行為與國家戰略利益與安全產生沖突時，是否應該對交易自由進行限制，即企業交易自由是否有邊界？

這個問題按說就不應該有多少爭議，因為世界上本就不存在絕對的交易自由。被很多人視為自由主義經濟理想彼岸的西方，包括美國在內，同樣如此。貿易戰發生之前，美國就多次限制中國收購美國的企業。貿易戰爆發之后，美國限制交易的動作就更多了，禁止英偉達對中國出售高端算力卡，阻撓荷蘭的阿斯麥向中國出口高端光刻機......，類似的限制交易的案例比比皆是。

這種限制也出現在美國與盟友國企業的的交易當中。新日本制鐵想收購美國鋼鐵公司，日本方面的出價讓美國這家公司的股東比較滿意，但這筆交易被拜登政府阻止了，理由是這筆交易“將給美國國家安全帶來嚴重威脅”，使“美國最大的鋼鐵生產商之一置于外國控制之下，國家安全和供應鏈都將面臨風險”。

你看李嘉誠的支持者，他們有幾個質疑過美國的做法？

支持李嘉誠的這些人有很多都做過美國的鐵粉，他們只要看看老美的做法，就沒有理由對大公報質疑李嘉誠公司與貝萊德交易的文章，說三道四。

所以有人總結的好，美國不允許光刻機賣給中國，不準高端芯片賣給中國，不準西方國家用華為，這幫人就跟睡著了一樣，李嘉誠賣港口，會危害到我國航運和造船企業的利益，我們剛一質疑，他們就集體炸毛了。

有這么不要體面的雙重標準，你還能相信這些人會有客觀理性的觀點嗎？他們中有很多人習慣了親美、反中，按照立場選擇站隊。

為支持李嘉誠，這些人更是故意忽略與貝萊德這筆交易發生的背景：美國正在窮盡一切手段，用經濟戰手段遏制中國。其中，就包括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的計劃，要對停靠美國港口的中國造船只征收最高150萬美元的費用。。

經濟戰也是戰爭，是現代立體戰的一種重要形態，而且是中美決戰的主戰場。

美國對中國實施的制裁措施，也會損害到美國企業的利益，這是無法用貿易和市場規則進行解讀的，只有從戰爭的角度，才能找到寧可自傷一千，也要對我們發動制裁的決策邏輯。

在經濟戰的背景下，交易自由的邊界更要從嚴掌握。那些有助于美國升級針對我們的經濟戰從而會危害到我們國家總體安全和民族整體利益的交易行為，當然不能放任。如果那些出售給貝萊德的港口加入到美國打擊中國造船業的行動中，受損的可是中國的企業。

這場爭論的雙方都很清楚貝萊德是美國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字面意思的富可敵國。很多赫赫有名的美國跨國公司，持股比例前三的股東名單里就有貝萊德的名字。貝萊德和美國政府有著很高的配合度。美國出錢出槍，支持烏克蘭打代理人戰爭，消耗俄羅斯，貝萊德成為大贏家。2023年5月，烏克蘭政府與貝萊德簽署協議，成立“烏克蘭發展基金”，貝萊德公司接管烏克蘭的能源基建、電網、農業投資和國企。特朗普與拜登政府勢不兩立，但絲毫不影響他們與貝萊德保持合拍，貝萊德出面收購和記的港口，43個港口很多位于中國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上。

大公報三批李嘉誠，文章被港澳辦轉載，用這種方式多次提醒交易的賣家，正是因為這筆交易會危害到國家安全，影響到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經濟戰格局。

這種特殊情況下，如果李嘉誠旗下的公司還繼續一意孤行推動交易完成，和戰時的資敵行為有什么不同？豈是“在商言商”等話術能夠洗白的？

為李嘉誠辯護的人其實很清楚這筆交易對中國的戰略危害性。如果這筆交易對中國有利，他們就可能要切換到對待華為、比亞迪一樣的態度了。李嘉誠的辯護士，和平時有事沒事喜歡攻擊上了美國嚴選名單的中國企業的那些人，重合度很高。

如果再把圍繞這筆交易而進行的論戰與近期關于胡適的論戰聯系起來，有些事就可以看得更清楚。為李嘉誠旗下企業向貝萊德出售港口資產的交易百般辯解的那些人，基本是胡適的擁躉，二者同樣具有很高的重合度。

胡適的最大問題是在抗戰的民族危亡之際，兜售投降妥協主張，打擊中國人的抗戰信心，瓦解中國人的抵抗意志。而李嘉誠家族旗下的和記公司，在中美經濟戰進行到關鍵時刻，美國要用港口限制中國的船舶時，向美國的財團出售那么多具有戰略價值的港口。這是什么性質？

對胡適在抗戰時期投降言論的評價以及對李嘉誠旗下公司與貝萊德之間交易的看法，基本上可以用來觀察和判斷一個人對中國的真實立場。

抗日戰爭為什么打得那么艱苦，付出的代價那么大，不僅僅因為落后的農業國面對工業化而存在的生產力和武器代差，也因為中國當時有一個龐大的投降派群體，國難當頭，有的當了文化和經濟的買辦，有的做了軍事上的偽軍，讓日本可以實施“以華制華”策略，抵消中國的抵抗力量。

現在，我們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擁有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在科技領域也在迅速奔跑，實現趕超，硬實力已不輸給任何國家，不怕任何來自外部的威脅與打壓。對手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國還有一大推崇胡適的投降派。

這不是危言聳聽。2019年新華社發文《讓“投降論”成為過街老鼠》，批判以“崇美”、“恐美”、“跪美”為主要特征的投降論。彼時，因為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和科技戰，中文互聯網平臺的投降主義甚囂塵上，有一個自稱“生命財富安保專家”的馬臣寫了一篇文章，稱“現在向美國投降是代價最小的時候”。

時間雖然過去了六年，但形形色色的投降論并沒有銷聲匿跡，對胡適的各種吹捧依然隨處可見。

胡適主張割讓國土，承認偽滿洲國，換取“五十年和平”，和汪精衛的“曲線救國”，并沒有什么本質的不同，區別主要是投降主義的包裝。汪精衛那套賣國理論已經破產，沒什么人提了，但胡適用自由民主的話術作為投降主義的偽裝，至今還有很大的空間。雖然很多思想鋼印已被打碎，但最頑固的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神學還在嚴重束縛著我們的頭腦，影響著很多人的認知和判斷。

這些胡適的鐵粉為李嘉誠公司的交易辯護的主要理由就是“在商言商”，“交易自由”那一套自由主義的話術。

對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神學產生崇拜，開口哈耶克、閉口米塞斯的人，比較容易條件反射一樣站在李嘉誠這一邊。一個人一旦被西方資本灌輸的這套自由主義學說深度洗腦成功，就會忠于西方資本，自動站到了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對立面。自由主義的信徒，恨國黨含量出奇高的原因，正在于此。

凡是對中國有利的，他們基本都要反對。凡是對中國不利的，他們大都支持。

這些人的支持，也算是給這筆交易對中國存在客觀危害性提供了間接證據。

經過這么多天的辯論，即使有些人一時犯糊涂，現在也應該清醒了。那些還在為李嘉誠辯護的人，現在不過是在很努力地跟我們裝糊涂。他們使用謠言，設置邏輯陷阱，偷換概念，混淆是非，操縱議題，目的是要讓我們真糊涂。

其中，特別劣質的一個謠言是說我們的政府和國企不想出錢購買，就想白嫖李家的財產。真相是。2015年，李嘉誠旗下的和記黃埔被港媒爆料計劃出售40%的港口資產，有意接盤的招商局國際、中遠太平洋、中海碼頭和國開投資組成內地財團，按息稅前利潤的10-12倍給出收購價，而李嘉誠企業的報價是息稅前利潤的26-28倍。這次和記公司與貝萊德談定的價格就是息稅前利潤的12倍上下，跟2015年大陸企業收購的報價差不太多，就能取得港口運營公司的控股權和控制權。

這些人還上綱上線。用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的片言只語，把國人反對李嘉誠不顧中國國家利益出售碼頭泊位，說成是集體主義損害了市場經濟的基石，要不就說成是損害了民營企業家的家的信心。

搞輿論戰，這幫人是專業的。那句“手段的卑鄙證明了目的的卑鄙”，很適合拿來描述這些人。

這兩場關于胡適和李嘉誠的輿論戰，還在繼續。我們的對手進行了輿論總動員，是因為這兩場論戰，對他們都不容有失。文化的胡適和經濟的李嘉誠，已經成為他們的兩個精神符號。

打贏這兩場輿論戰的意義重大。胡適已經洗不白了，文化領域的逆向民族主義就要裸奔在陽光下。如果他們給李嘉誠的辯護失敗，很多國人就會突破西方經濟神學的思想束縛，為給那些以“純粹商業邏輯”為名，實際追求“資本無國界”、“商人無祖國”的交易設立邊界創造輿論環境，從而讓更多領域的逆向民族主義也失去了掩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