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說真話的前提是，先讓人能說話

十八大后，多家官媒改變"報喜不報憂"的刻板形象。《人民日報》1月1日開始改版，周一至周五每天推出一個評論版，稱要"說真話、寫實情"。除了宣傳"偉大、光明、正確"的官方報道外，該報用一定篇幅報道網民關注的官場負面事件，如日前在頭版追問山西南呂梁山事故中當地的瞞報。

《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等中央媒體近月作出多個親民舉動，并紛紛承諾擔當監督公權力的角色，就地方部門失職、貪腐等問題作出具批判性的報道和評論，引起外界關注。然而，也就是這個時候卻發生《南方周末》新年獻詞風波及《炎黃春秋》網站被封事件。是什么力量或影響該為這樣的事件負責呢？是某些個別官僚的習慣和惰性在作祟呢？還是控制媒體的一貫政策并不打算有所改變，"開放"和"說真話"只是策略上的表面文章？

說真話首先得讓人說話，說真話是讓真實的情況顯示出來。有些話讓說，有些話不讓說，這是對真實的強橫、不講理的限制，它的目的就是不讓說真話。在完全沒有理由，或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強行規定哪些話可以說，哪些話不可以說，這是出于對真話的恐懼。這種恐懼是非理性的，它經不起人們用真話對它提出質疑，它又怎么可能真的愿意讓別人說真話呢？明明不能允許別人說真話，卻又在嘴上高談提倡說真話，這不是假話和謊言，又是什么呢？

只是選擇性地說真話，本質上是一種耍手段、使陰謀的造假，并不是真的說真話。只是選擇性地說真話充其量是一種"半真話"（halftruth），希伯來諺語說，"半真話，便是全謊言"。美國女詩人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Rich）說，可以用字詞來說謊，也可以用沉默來說謊，逼人沉默，不讓人發聲說話，就是逼人說謊，逼人成為謊言者的共犯。

謊言有"黑"、"灰"、"白"三種。黑色的是一種編造的、顛倒黑白的謊言，也是奧維爾在《一九八四》中描繪的那種最"經典"的極權謊言。黑色宣傳是所有謊言中最富有"創造性"的，也是最強勢的。這種謊言需要有一個成功的極權制度作保證。它依靠一個封閉的信息、話語環境。它的先決條件是聽話者心甘情愿地相信說話人的消息來源和內容。《一九八四》中的"戰斗就是和平"、"愚昧就是力量"、"奴役就是自由"、"專制就是民主"，就是典型的黑色宣傳的例子。

與黑色謊言相對的是白色和灰色的謊言，后面謊言兩種有著不同程度的"真實"成分，如提供不實信息的確實信息來源、借貌似中立的媒介散播誤導性的信息、有選擇地摘取只對自己有利的話語、創造性地誤讀和斷章取義、把自己的話強塞到別人的嘴里、將自己的意思移花接木到別人的文字之中、裝正經，裝正派，鬼鬼祟祟地推卸說謊的責任。當然還有許多不同程度的"半真話"。白色和灰色謊言的目的與黑色謊言無異，都是要故意混淆某些問題的實質，以騙術和欺詐來讓人上當受騙。

白色和灰色謊言與黑色謊言的另一個區別是，說謊的人特別心虛，因為他們說謊，自己心知肚明，他們還知道，他們的謊言并騙不了人，別人對他們說的慌也是心知肚明，只是迫于他們的淫威，不敢作聲罷了。說謊是他們的工作，就像美國著名演員約翰·庫薩克（JohnCusack）所說，"墻上的鐘明明是10點，他們告訴你是9點。你看看墻上的鐘，怎么也不明白他們為什么要說謊"。他們說謊，"只是因為說謊是他們該做的事"，而不是因為他們真的以為有人會把墻上的鐘看成是9點。這樣說謊必須把說謊當作一種職業，對他們來說，說謊不是一種劣行，而是一個工作，他們說起來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其實只是一些以說謊為飯碗的食客而已，正因為如此，他們往往會把事情越弄越糟。

十八大后，說真話被當作一種政治新氣象的舉措提了出來。要人民對這一舉措的承諾有信心，有信任感，就不能允許以說假話為職業的人來把事情越弄越糟。報刊上的每一句真話，每一次讓人說話，都是幫助樹立人民信心和信任感的一次擔保；而每一句假話，每一次不讓人說話則都是對承諾的一件推翻性事例。

在任何一個社會里，每一種信任之所以能夠得以建立，都是因為有足夠多的實際事例的擔保，而不只是因為有了權威機構或權力人物的信誓旦旦。在今天的社會里，無論是對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際交往，還是對社會、政治制度，都需要保持足夠程度的有所不疑。這種有所不疑不是無條件的，更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隨著擔保的減少，隨著推翻性事例的增加，而變得不可持續，進而被徹底動搖，甚至完全毀掉。

來源：愛思想網，轉自：https://www.aisixiang.com/data/605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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