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了豆包一個問題，十年后中國的生育率是多少？豆包說：

2035 年中國生育率將大概率穩定在1.0-1.1的極低水平，人口總量進入加速負增長通道。這一趨勢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也反映了政策干預的局限性。要實現生育率的溫和回升，需在經濟減負、性別平等、托育服務等領域進行系統性改革，同時通過技術創新緩解老齡化對經濟的沖擊。然而，即便政策力度空前，生育率在2035 年回升至 1.3 以上的可能性仍較低，人口結構深度老化將成為長期常態。

那為什么生育率這么低呢？豆包說了很多客觀因素，有經濟因素比如房價高、撫養成本高，有人口結構因素比如育齡婦女越來越少。此外，還有文化因素：

女性發展瓶頸：職場性別歧視、育兒假與托育服務不足，導致女性生育機會成本攀升。

婚姻與家庭模式轉型：2024 年結婚登記數同比下降 20%，單身、丁克家庭比例上升，傳統家庭結構對生育的支撐力減弱。

代際價值觀差異：Z 世代更注重個人發展與生活質量，“少生優育” 成為主流選擇，生育從 “義務” 轉向 “選擇性消費”。

那么，還有救沒？豆包回答了三條政策優化空間：

經濟減負：試點“生育住房券”、教育費用稅收抵扣等精準措施。

性別平等：強制企業落實育兒假、推廣“父育假” 制度，降低女性職場歧視。

托育基建：2035 年前實現社區普惠托育全覆蓋，將 3 歲以下入托率從當前 5.7% 提升至 50% 以上。

為啥我們先談談這個生育率的推測呢？是因為我前面有篇文章本意是陳述我所觀察和理解的當代女性的觀念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但很出乎意料的引發了很多男士的批判。

不過也怪我自己，或許不該去分辨和討論那個女性十八項特權，容易引發割裂。因為社會公共事務很多時候是價值觀問題，是個群體力量博弈問題，并不是個科學問題，所以沒有絕對的標準。

這個文，男人女人的閱讀感受迥異，而且很極端，從留言來看，女性都很支持，但男人都氣壞了。由于這個批判風暴太反常，與往常的文章很不一樣，我到后臺看了一下讀者數據。發現了癥結。

以往的閱讀受眾，35歲以上群體是絕對的主流，35歲以上讀者比例大概占到80%。但這篇“耙耳朵”，35歲以下群體是主流，35歲以下讀者占到約70%，而且男性讀者占到83%。我隨便選一篇和它作對比：

然后我就在想，年輕一代的男性與女性之間到底發生了什么？如果大家相互這么敵對的話，人們有關男權、女權、男女平權之類的兩性觀念究竟會怎么演變？

剛好有篇文章部分程度解答了我的疑惑。

研究者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克勞迪婭·戈爾丁，她是兩性平等有關經濟研究方面的學術大拿，獲得了202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因為對女性勞動力市場方面的研究獲獎。

下面我用自己的理解簡單概述一下戈爾丁的研究成果，有些表述是我自己的感想，不是論文表述。

東亞國家的生育率低是不爭的事實，東亞各國2024年生育率，新加坡0.97、臺灣0.95、韓國0.75、中國1.07。

以往我們把生育率低歸于房價高、生活壓力大，但是這個解釋沒有普適性。比如說，如果我們社會不卷、壓力小、房價也不高，是不是生育率就會高呢？

結果也不是。比如，希臘1.26、意大利1.18、葡萄牙1.3、西班牙1.12。

還有些理論認為，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進入勞動力市場，生育孩子就不是一個經濟劃算的事情，因此生育率就低。

結果發現這個解釋也不客觀。不少國家的女性就業水平與生育率之間反而是正相關的關系。此外，在丹麥、法國、德國、瑞典、英國和美國這些國家，女性就業水平在上世紀是隨時代發展而增長變化的過程，但生育率并沒有隨之波動。

可見女性勞動參與率并不是影響生育的普適性因素。

那到底什么原因能同時解釋了東亞和南歐的生育率崩盤呢？克勞迪婭·戈爾丁提出了一個簡單的模型：

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家，如果家庭內部的決策結構沒有隨著社會轉型及時調整，生育率就會急劇下降。什么是家庭內部的決策結構？聽起來很拗口。實際上簡單理解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對家庭和婚姻的觀念是否協調一致。

為什么兩性之間的觀念協調無法隨著社會轉型及時調整呢？因為中國、韓國、日本、意大利等等這些國家，都是在一代人之間就完成了國民教育的普遍提升和城市化率的顯著提升。而在這迅猛的變化之中，女性的觀念變化遠比男性要大。

因為無論經濟如何快速發展，男性依然和傳統的上一代一樣，是家庭事務的決策者。只不過以前可能是農耕的主力，現在是工業生產的主力；以前受教育讀四書五經，今天受教育是數理工程；以前是在臨近地域遠行，現在是全世界行走。

但女性的變化就非常巨大了，以前局限在家庭，現在開始全面的走向社會。以前是沒有資格讀書，今天甚至可以完成大學教育；以前只能在家帶孩子，但現在可以外出工作、就業創業、擔任領導、商場拼殺。

如果說在視野、行動范圍、社會參與方面，男性面臨的變化不過是量級的提升，那么女性面臨的其實是根本性的變革。于是，男性與女性之間便會產生巨大的觀念分歧。

戈爾丁認為，最主要的沖突在兩個方面：

一是性別沖突。

女人會認為家務、帶娃這些事并非只該女人來干，男人也有義務干。如果男人不干，哪怕你請了保姆干，或者有家里長輩干，女人也會覺得跟這個男人一起養孩子不靠譜，于是傾向于少要孩子甚至不要孩子。

而家庭責任越平等的話，那么要孩子以及多要孩子的可能性就越大。

克勞迪婭·戈爾丁用數據說明，譬如，日本和意大利男女在家庭勞動上（2019年）的日均時間差一個為3.1小時，一個為3小時，兩個國家生育率一個1.36，一個1.27。反之，瑞典和丹麥的時間差距僅為0.8和0.9小時，其生育率則保持在1.7左右。

實際上，戈爾丁甚至認為男人是否愿意在家庭中承擔更多事務，尤其是在家中有孩子的情況下是否愿意承擔更多家庭事務，將很大程度上決定社會的生育率變化。

二是“代際沖突”。

這個代際不是指上一代和這一代的矛盾，而是同樣在男性與女性之間。由于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男性面臨的環境變化不如女性面臨的變化那么巨大，因而導致男性的觀念更為傳統，而女性的觀念則更為傾向于年輕一代。

這些觀念的差異包括家務如何分工、是否愿意與長輩共同生活、對支持各自原有家庭的態度、過年到底回誰家等等都會有分歧。

社會對不同性別往往給出不同的道德評價。就像有女孩說：如果一個男人幫助他的弟弟或妹妹，會被社會視為很有家庭責任擔當，然而一個女人幫助他的弟弟，就可能被冠以扶弟魔的惡名。

那么，這些沖突都會影響家庭的穩定和生育結果。

論文的主要結論我們講完了，有興趣的可以去讀一下這個研究論文。可能有些男士會覺得，研究者本身就是女人，這個結果沒有客觀性，當然是偏向女性。

實際上可能正是因為研究者就是女性，這個研究結果可能值得更加重視。因為生不生娃不會取決于任何一方單獨的同意，而是取決于雙方一致同意。

在邏輯上，女性的心甘情愿是必要條件之一。當然，男性的心甘情愿也是必要條件之一，但問題是，現在女性變化了。是的，不排除有少部分女性被認為過分了、矯情了、壞透了。但是，大多數女性還是和男性一樣的普通人，她們只是需要過得比上一輩更好一點，家庭內更踏實溫馨一點，男人更可靠和尊重她們一點。

而且，由于她隨著時代進步深度參與社會發展，她已經具有了很大的經濟自主權、獨立決策權，我們的時代已經脫離了傳統。

現在，男人既沒法打暈她們直接抱回家，社會習俗也不能強迫她，父母沒法干涉她，哪怕女人再過分，她提的要求再不合理，只要女性不愿意，男人就是沒辦法。

當然，有志氣的男人們說了，我無所謂，我還不在乎呢！

那么，我相信你們一定會取得勝利，你們會得到你想要擁有的尊嚴，以及孤獨。但是，然后呢？

你再想想，這個社會下一代的孩子是來自什么樣的家庭？

他會來自那些最終順應了女性的觀念變化的家庭，來自那些愿意去適應女性觀念變化的男人。而你們自以為無比正確的”傳統“和”尊嚴“，以及對女性的敵意都將被進化淘汰，一起被時間風化為陳腐觀念而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這是進化的結果，它并不在乎誰對誰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