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十天前，一批宣揚“西方偽史論”的賬號，突然遭到了跨平臺封禁，尤其是頭部那幾位，從微博、抖音、公眾號到視頻號，幸存者寥寥。

對此，作為領軍人物之一的黃河清教授痛心疾首，他怒斥這是“西方偽史的衛道士們有預謀、有組織的統一行動，并非官方行為。”

黃教授當然是在裝傻，他很清楚這就是官方行為，只是這一沉重打擊太過突然，讓他多少有些錯愕：自己明明在抵抗西方意識形態的戰場上沖鋒陷陣、無畏殺敵，何故卻遭友軍背刺。

懷有這個疑惑的不只黃教授，還有不少偽史論圈內以及圈外人。畢竟這是一個可以提升民族自信，呈現方式也比低劣謠言要高明的東西。

想要解答這個疑惑，可就說來話長了，一切得從2012開始說起。這一年黃忠平（生民無疆）發表了他的曠世奇作《包裝出來的西方文明》。次年，堂堂前社科院高級研究員何新，則出版了《希臘偽史考》。

雖然在當時，這兩本書并未激起太大浪花，甚至在民科中都只能算邊緣學說，前面還排著“轉基因”“地溝油”“馬航”等顯學，但其意義不言而喻，算是正式掀開了西史證偽的大幕，因此，2012年亦可稱為西方偽史論在新中國社會的元年。

接著在2015年，來自湖南大學的杜鋼建杜教授拋出了更加驚世駭俗的“湖南文明中心論”，論證了人類的文明源頭在湘西，世界其他地區的民族都是從湖南出走的移民。網民們耳熟能詳的“英國人和英語起源于湖南”便是出自他手。隨后，杜教授趁熱打鐵，據此理論出版了他的著作《文明源頭與大同世界》。

同年，董并生的《虛構的古希臘文明：歐洲“古典歷史”辨偽》出版。兩年后，諸玄識的《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也相繼問世。

雖然對于以上著作，媒體與網民惡評如潮，但這波黑紅也在客觀上為西方偽史論的傳播提供了助力，讓一些相關思想開始進入了大眾視野。

到了2018年，一部由俄羅斯國際電視臺出品，名叫《福緬科：歷史發明家》的紀錄片橫空出世。該紀錄片主張：我們熟知的歷史都是偽造的，歐洲人于16—18世紀大規模重寫了古代史，目的是為了維護宗教、殖民正當性與民族優越感。

盡管該紀錄片持俄國本位的立場，甚至福緬科連長城的真偽也一并質疑了，但因其與國內的偽史論者在情緒和訴求上的不謀而合，一時間引得偽史圈內大量轉發討論。至今仍有不少偽史論者所引述的論據來自這部紀錄片。

至此，西方偽史論已經隱隱有了沖出亞文化圈的跡象。直到疫情爆發，該領域的發展終于迎來井噴。

2019年，偽史論陣營得到了北京太人經典中醫技術有限公司CEO向前靜的資助，搞起了“西史辨偽和中華文化復興學術研討會”。到場的除了黃忠平、何新、董并生、諸玄識等“老一輩”，還冒出了不少新生后輩，其中尤以黃河清最為知名，甚至作為浙江大學教授，他的影響力還要在其他幾位“前輩”之上。

有了這個平臺，西方偽史論逐漸發展壯大。隨著越來越多人的加入，各種新“發現”、新觀點不斷涌現，該理論可謂日新月異，一日千里。

如果說以前的西方偽史論還只能在民族主義的小圈子里獲得認同，那么全新的2.0版本則正式破圈，受到了包括民族主義、反西方主義、反智主義、文化本位主義、陰謀論者以及流量自媒體的共同青睞。連一些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學者都忍不住來摻和一腳，比如人民大學的金燦榮教授、北京大學的王岳川教授，還有北師大的陳志新教授。特別是陳教授，他在B站開課四天，便漲粉138萬。

這一現象充分說明，這股來自民間的狂風已漸漸出現失控之象且實質性的影響到了到公眾認知，尤其是年輕的學生群體。可以想見的是，一旦他們接受了這個理論，那教育的根基恐怕都要被動搖。與此同時，國內的這一思潮也引起了國外媒體，如《聯合早報》、《亞洲時報》的關注，自娛自樂不僅成了國際笑話，還可能會有損中國形象。

在國內惡劣影響與國外負面評價的雙重壓力下，官方自然不能再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于是借著今年的“清朗”專項行動，捎帶手就把西方偽史圈的幾位領頭羊給處理了。

其實早在2019年，《人民日報》便發文批評過西方偽史論，去年《解放日報》也下場駁斥，將其定義為反智。這兩大報紙的態度，已經明確了官方對于“西方偽史論”的基本定調，封禁只是遲早的事。

那么，現在回過頭來再看這場西史辯偽運動，其發展軌跡基本遵循“民科引領→學者跟進→社會關注→官方介入”的傳播路徑，乍一看好像是一套非常標準的對官學的無情揭露。但仔細考量一下其中的風云人物就會發現，他們之中竟沒有一個擁有正經的學術背景。

黃忠平，無可靠學歷背景，民間學者；何新，大學肄業的野生歷史學家；杜鋼建，法學碩士；諸玄識，民間學者、野生歷史學家；董并生，民間歷史愛好者；黃河清，藝術史博士，稍微沾一點邊，但不多；金燦榮，主攻國際政治；王岳川，書法家；陳志新，信息管理專業。

要知道，古代史研究是一項高度跨學科的學術工作，不是看幾本歷史書，讀幾篇公眾號文章，或去西方走馬觀花一趟就有能力發表高論的。真要嚴肅驗證西方歷史的真偽，最基本的歷史學訓練要有吧，考古學與實物分析要懂吧，古代地圖學和地理學要了解吧，宗教與哲學史、古典制度與法律要涉獵吧，還有最最核心的古典語言要精通吧，比如古希臘語、拉丁語，不然怎么閱讀原始史料和文獻？

然而這些專業技能，上述眾人皆不具備，光是這一點，他們的所述所論就已經不值一看了。說好聽點他們所謂的“研究”是閉門造車，說難聽點就是意淫，屬于“幻想史學”。別說他們了，就是在史學界內，一個文獻學家想指點考古學，也得先掂量掂量自己懂不懂田野考古方法、會不會科學測定年代、熟不熟悉地理環境知識、有沒有文物鑒定與分析能力。

因此，與其說他們是反官學，不如說是反科學。

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是：現在是21世紀，不是幾百年前那個拍拍腦袋就能出成果的年代了，以當今的學科細分程度，別說隔行如隔山，就是同一專業的不同分支都可能存在屏障，就像何祚庥院士說的，院士在院里是，出了院什么也不是。

而如今一群毫無學術背景，甚至連邏輯能力都成問題的人突然冒出來說，自己推翻了史學界近三百年的研究成果，說出來你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