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世界博覽」原創內容

如果說《無依之地》映射出美國廣闊平原上的游牧文化以及當代中西部鐵銹帶的社會現實，那么在大西洋另一端，英國的船居者則體現著這個國家的河運文化，以及新自由主義背景下普通人的生存困境。

文｜王騰遠

圖 | 視覺中國

倫敦大聯合運河上的窄船

在船上漂流的人類學者

在英國縱橫交錯的內陸河道上，正有越來越多的人放棄陸地上的固定住房，選擇過一種依河而生的船居生活。2021年的數據統計，有將近9000英國人將船作為自己的住所。英國人類學家本杰明·O.L. 布羅澤（Benjamin O.L. Bowles）就曾是其中一位。

布羅澤18歲時，坐著朋友的船在英國內陸運河上旅行兩個星期，那是他第一次接觸船居生活。那兩個星期“不能洗澡，沒有手機，沒有Facebook，最后都屈從于水道的節奏”。從此，布羅澤對這種生活方式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并將船居者作為自己畢業論文的題目。2012年，他加入船居者群體，花2萬英鎊買了一艘11米長的“窄船”（narrowboat，一種專為從前英國狹窄河道設計制造的渡船）。之后的6年里，他都住在這艘船上，在倫敦和英國東南部的各條河道上漂流、生活，同時展開自己的田野調查。在2024年，布羅澤的著作《倫敦的船居者——水道上的另類生活》（Boaters of London：Alternative Living on Water）出版。

倫敦北部攝政運河上的船居者在聚餐。

在沉浸式田野調查中，布羅澤深度采訪了18位船居者，以及運河管理局的工作人員。他發現這些船主選擇這一生活方式的原因五花八門。對一些人來說，這是一種降低在倫敦生活成本的途徑，他們可以逃避房租或房貸，辭去不喜歡的工作，而在船上經營小生意；對一些人來說，這是一種與大自然重新建立聯系的方式；對另一些人來說，能夠一直旅行而不被“困”在一個地方非常重要，他們渴望脫離網格化的生活秩序，但同時能與想法相似的其他人建立聯系。布羅澤提到，在他的調查筆記中，他用各種顏色的貼紙標記不同關鍵詞的位置，最后發現，標注“社區（community）”一詞的貼紙很快就用光了。幾乎所有受訪者，或積極或悲觀，或富裕或貧困，都會提到關于“社區”的體驗和思考。因此，“社區”成了布羅澤在這項研究中的焦點。除了身體力行的觀察與訪談，他查閱歷史檔案，梳理相關文獻，借助福柯的“異托邦（heterotopia）”理論、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政治學理論，以及杰拉德·德蘭蒂（Gerard Delanty）的社區理論，對船居者們進行了富有洞見的分析與闡釋。通過呈現這一群體的故事，布羅澤希望為讀者提供一種視角去理解當代倫敦以及世界其他大城市的社會生活、人與環境的關系，以及邊緣流動人口的生存與創造。

一種超越空間限制的后現代社區

英國內河航運興起于18世紀中葉。隨著工業革命的來臨，政府修建運河，將煤炭和其他礦產運往各地的工廠。船運因安全性和載貨量繁榮一時。然而，隨著公路和鐵路的不斷發展，河運被逐步替代，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迅速衰落。1946年，英國民間成立內河航道協會，主張修復被破壞的運河，作為傳統英國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在他們的努力下，河道被修復，并主要用于休閑觀光。20世紀80年代，全球新自由主義興起，英國社會福利減少，房價飆升，越來越多城市貧困人口無法支付日漸高昂的生活費用。或是尋找替代方案，于是一些人開始回到運河上，過起了船居生活。

一位名為克萊爾（Claire）的船居者的船屋內部。

當布羅澤第一次踏上他的窄船時，對各種機械設備和改造工程一無所知。附近熱心的船居老手紛紛前來幫他修整。一個名叫Tim的鄰居，幫他安裝完第一節燈管后，很不客氣地讓布羅澤上來跟著自己學習這項技能。后來作者發現了這一群體的等級秩序。擁有熟練技能是一種地位，甚至是一種內在的文化資本，而那些不熟練的新手往往會處于一種邊緣地位參與并學習。這些共同的任務和目標導致了內部社會結構的形成，這一結構推崇特定的價值觀和做事方式。船居者們圍繞這些共同任務和目標（比如提升技能）形成身份認同，進而形成“實踐共同體”。

船居生活每年的開支主要包括船只的牌照費、停泊費、保險費、柴油、發電機用的汽油、煤氣罐及生活垃圾處理費。就布羅澤自己的船來說，每年支出約1400英鎊，“在倫敦只相當于一個月的房租”。因此水上生活對于許多低收入群體充滿誘惑。然而，這種生活并非毫無經濟風險。船只會出現故障，需要維修保養。河道管理局規定，船只在同一停泊點不能超過兩個星期，否則就會被吊銷執照，船只則被扣押。有些船居者因此失去了自己的船，最終淪為無家可歸的流浪漢。船居者維持生計的方式多種多樣。因為城市河道的停泊費昂貴，所以極少人有岸上的固定工作。他們或者做水上貿易，比如將自己的船同時用作二手書店、酒吧、藥店，甚至還有人開展占星塔羅業務，或者做船舶本身的生意，買賣二手船，幫其他人維修改造船只等。布羅澤認為，在維持生計方面，船居者體現出新自由主義背景下“零工經濟”成為越來越多人的生存策略。

一位名為巴尼（Barney）的船居者在船內廚房做飯

作者指出，在英國更廣泛的語境中，“社區”一詞，要么大致等同于“地區”或“鄰里”，要么是指某個特定族裔群體。然而，在水道上，“社區”是一個動詞。它意味著你要親手實踐，而且必須和其他人一起實踐。在水道的背景下，社區不再是一個穩固的地理空間，而是一種脆弱的溝通紐帶。互助是維持這一紐帶的關鍵。船民們在應對水道生活所帶來的各種政治和社會挑戰時，必須通過明確的修辭和表演努力構建和強化互助的價值觀。如此一來，船居者的河域空間便成了一個基于行動和依賴的社區場所。這種地理上的流動和價值上的穩固，體現了德蘭蒂的“流動（flux）”的概念——一種超越空間限制的后現代社區。正如一位船居者所言，對他來說，“‘社區’就是幫助明天會遇上的其他船居者劈柴。”

政府與船居者的關系并非僅是統治與被統治那么簡單。船民將自己的船只暴露在政府的監視之下，同時也是尋求庇護的一種方式。這一監視與合作的辯證關系，來自船民與岸上居民的對立。有些岸上居民對于船居者充滿好奇。船居者時常受到人們的圍觀、拍照，甚至有人未經邀請就上船參觀。他們將船民社區看作一種懷舊性表演、一種區別性獨特情調。另一類岸上居民則具有攻擊性和破壞性，尤其是偷盜者。為此船居者們自發組織起來，發放口哨，在危機時刻呼叫彼此，形成一種相互守衛的網絡。

在全球加速的今天，倫敦的船居者們進行了一次“減速”的嘗試。他們從不斷加快的城市節奏中，退回到緩慢流動的河道。介于城市與鄉村、自然與人工、永恒與短暫之間，船居社區深受水域空間的流動性和過渡性塑造。作為一個“另類”群體，他們既是全球新自由主義的產物，又是其抵抗者。這一流動的社區在大城市中打造出邊緣空間，在當代英國緊縮政策和住房危機的歷史背景下，正孕育出新的可能。

2022年3月26日，船居者們聚集在倫敦小威尼斯的運河與英國河流保護組織Canal & River Trust（CRT）處，抗議在利河（River Lea）上劃制新的“禁止停泊”區，并在船道上增加付費停泊點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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