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丁仕旺先生的新書《故情縈懷》以其質樸而深沉的筆觸，勾勒出鄉土中國在時代洪流中的變遷圖景。其開篇之作《兒時的記憶》與《歸燕覓舊林》兩篇散文，恰似一枚硬幣的兩面：一面鐫刻著物質匱乏年代里熠熠生輝的人性光芒，一面映照著物質豐裕后難以填補的精神空巢。當這兩幅跨越時空的畫卷在讀者面前徐徐展開，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位游子的懷舊心曲，更是一部濃縮的鄉土中國斷代史——那里曾回蕩著草房梁上燕子的呢喃，如今卻只見水泥森林前徘徊的孤獨靈魂。
前篇《兒時的記憶》早已揭示了貧窮記憶的悖論價值，而后篇《歸燕覓舊林》的返鄉之旅則觸碰到更深的時代隱痛。昔日的村莊雖貧瘠如“三條褲子輪穿”，卻有“打白條”借肉的絕對誠信、千層底布鞋上密匝的慈母溫情、撥浪鼓聲中以物易物的原始人情網絡。然而今日故園，“村莊凋敝，四十多人的同姓莊子只剩老叔老嬸留守”，空屋荒草沒膝，唯余一只母雞帶雛歸來的奇跡，無聲訴說著人氣的消散。作者以其政府工作者的敏銳，精準捕捉到現代化進程中的“雙重斷裂”：機械轟鳴取代了耕牛犁田，卻無法復刻農人選苗插秧的精細智慧；磚房水泥頂替代了草屋房梁，竟讓“喜鵲報春，巧燕來歸”的古老諺語成為絕唱。當燕子因“大門緊閉，窗有玻璃”而無處筑巢，這絕不僅是生態的變遷，更是傳統鄉土倫理在現代性鐵壁前失語的深刻隱喻。
那只無處棲息的“歸燕”，正是貫穿兩篇散文的靈魂意象。 前篇中，爺爺那句“燕子壘窩的地方風水最好”，草房屋梁上親昵呢喃的大小燕子，曾是清貧歲月里最珍貴的詩意閃光；后篇中，作者驅車千里返鄉，卻只尋得“現在的燕子已經沒有棲息地”的悵惘。燕蹤杳然，不僅是自然景觀的消逝，更是精神家園解體的象征——當村莊淪為“只有老人留守的孤島”，當堂妹指認“莊上無人住，幾十年的果樹漸漸枯萎”，維系鄉土社會的血緣地緣網絡已然分崩離析。作者在秧田里直不起腰的窘迫，與童年光腳撿狗糞的自如形成殘酷對照，無聲宣告著身體與土地之間古老聯結的斷裂。這種斷裂深入骨髓，以至于四嬸需靠“小名”方能辨認親人，“兒童相見不相識”更需祖母中介指認，血緣的紐帶在時空的疏離中也變得模糊。
丁仕旺先生體制內工作人員的身份，賦予其文本珍貴的雙重透視。他既非沉溺于苦難敘事的底層代言人，亦非將鄉愁浪漫化的知識分子。他記錄“打白條”的信用法則，帶著近乎社會學田野調查般的精確；描繪石子路通車時奶奶天真詢問“它吃啥呢”，自然流露出城鄉認知的鴻溝。這種“體制內視角下的民間立場”，使其文字兼具《暴風驟雨》式的歷史縱深感與“狗不嫌家貧”的樸素倫理溫度。尤為動人的是，前篇中“我嘮嘮叨叨說著貧窮卻未感不幸”的坦然，與后篇目睹留守老人“不想向兒女伸手”的堅韌，形成了兩代人在貧困中淬煉出的生命哲學的隔空對話與接力。
歷史的吊詭在此刻顯現：當城市終于兌現了童年“廣播響，電燈亮”的夢想，鄉村卻在物質的豐裕中陷入更深的沉寂。丁仕旺的返鄉見聞中，插秧婦女日薪130元的“經濟理性”映照著童年“打豬晃”的互助溫情；新房門楣上“百善孝為先”的標語與四嬸半生孤苦的命運并置，構成辛辣反諷。然而，作者拒絕廉價的感傷。他執拗地在麥浪起伏的田埂上，在菱葉漂浮的舊池塘邊，打撈著“鄉民的純樸沒有變”的精神證據，為失落的鄉土守護最后一絲暖意。
兩篇散文如同兩股堅韌的麻繩，緊密絞合成一道穿越時光的精神索道。 前篇關于貧窮的深刻記憶，是理解后篇凋敝圖景不可或缺的基石；而后篇的滿目蒼涼，又為前篇的溫情記憶賦予了沉重的預言性。當作者久久佇立于那棵“樹齡遠大于我”卻不再結果的柿子樹下，這株老樹便升華為鄉土中國的精神圖騰。丁仕旺先生的書寫，早已超越了個人的懷舊，成為一曲獻給在城市化狂飆中消逝的村莊的深沉安魂曲。
請至今還身為農民的書法家李多來題寫《故情縈懷》的書名，可以看出作者對故土農民的深情。歸燕終難覓舊林，但丁仕旺先生以筆為巢，在文字的梁椽間，為我們重建了那個消逝的世界。那些儲存在煤油燈光暈、千層底針腳、撥浪鼓節奏中的記憶密碼，如同不滅的星火，在喧囂時代的裂縫里靜靜閃爍，等待著所有在精神上漂泊的游子，循著這微光，踏上屬于自己的返鄉之路。（李多善/文）
丁仕旺，男，現供職于合肥市廬陽區文聯。長期從事基層工作，筆耕不輟，發表多篇隨筆、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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