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詩作詩,似乎是這個看圖刷視頻的時代日漸離我們遠去的“古早”藝文方式。但好的詩詞“言有盡而意無窮”,自有難以取代的表達意境。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會計學教授蘇錫嘉,得閑時喜歡翻閱詩作,隨筆一篇聊聊與詩有關的野史趣聞,為這個夏日添一份詩情意趣的詼諧。
中國是詩的國度,歷朝歷代,偉大和不偉大的詩人多如天上的繁星,詩作、詩論、詩話汗牛充棟,良莠不齊。讀詩的人各有所好,屈原、“李杜”、“元白”、“蘇辛”各有自己的擁躉,容不得別人說半句不中聽的話。像我這種沒有立場、得閑隨便翻翻看看的,詩沒讀懂幾首,與詩有關的趣聞倒是關注了不少。今天不談詩(不是不想談,是沒有資格也沒有底氣談),八卦一點,我們來聊聊與詩有關的趣事。
01
好詩與壞詩
英國人阿瑟·韋利(1889—1966)以譯漢詩成名,他精通古漢語,在歐美漢學界廣受推崇。雖然屢被邀請訪華,但他從未到過中國,理由是:“我認識的中國人都在唐朝宋朝,我來中國能做什么?”韋利雖然以漢詩權威聞名,但他對漢詩的見解卻被錢鐘書譏評為“妄欲別裁,多暗中摸索語,可入《群盲評古圖》者也”。
但錢對韋利“欲觀惡詩,須閱《隨園詩話》”的斷語十分認同,認為“自有談藝以來,稱引無如隨園此書之濫者”(錢鐘書《談藝錄》卷五十九)。為證明隨園引詩的不堪,錢特以書中介紹的青田才女柯錦機的五言絕句《調郎》為例,認為此詩“極糞土之汙”。
照理,寫到這里,為證明自己的說法合理,錢應該把原詩曬出來讓大家都看看。結果,一個字也沒有出現,也許是錢鐘書認為此詩汙到連引用一下都會玷污了自己的名聲。我沒有錢先生的潔癖,不妨把原詩找出來看看到底汙到什么程度。
柯錦機《調郎》
午夜剔銀燈,蘭房私事急。
薰蕕郎不知,故故偎依立。
小兩口閨房之中如廁的事,原不宜喧之于口,亦有點不雅,但以今人的眼光看好像還算含蓄,至少不算“穢作”。相比某些現代詩,甚至還算得上體面。比如,我們來看看當代詩人賈淺淺(著名作家賈平凹的女公子)的詩《雪天》:
我們一起去尿尿,
你,尿了一條線,
我,尿了一個坑!
再看《朗朗》:
晴晴喊
妹妹在我床上拉屎呢
等我們跑去
朗朗已經鎮定自若地
手捏一塊屎
從床上下來了
那樣子像一個歸來的王
當然,以這兩首詩來判斷賈淺淺的品位顯然過于武斷,對作者不公平。畢竟,她有好多正經也出彩的詩作,這兩首并不能代表她的全貌。但僅以這兩首詩而言,對比之下我覺得柯錦機怎么說也還算含蓄,稍顯斯文。
一首好詩,多少年后讀起來還是會令人擊節贊嘆。然而,好詩的形成過程卻可能一波三折,痛苦不堪。許多詩人說起來都是刻骨銘心般的體驗:“一更更盡到三更,吟破離心句不成”(唐·杜荀鶴);“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唐·賈島);“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唐·杜甫);“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唐·盧延讓);“六十馀年妄學詩,工夫深處獨心知。夜來一笑寒燈下,始是金丹換骨時”(宋·陸游)。
讓詩人寢食不安的往往就是在詩句中找不到一個妥帖的字。有一次蘇東坡與蘇小妹、黃庭堅(自號山谷道人)一起論詩。蘇小妹說,“輕風細柳,澹月梅花”這兩句,中間要加個字作‘腰’,成五言聯句,你們覺得該加哪個字?蘇東坡說:“輕風搖細柳,澹月映梅花。”蘇小妹說:不錯,但非最佳(“佳矣,未也”)。黃庭堅說:“輕風舞細柳,澹月隱梅花。”蘇小妹仍然覺得雖不錯但還不是最好(“佳矣,猶未也”)。二人便問:你的答案是什么?答曰:“輕風扶細柳,澹月失梅花。”蘇黃兩位大詩人聽罷,心服口服(二人撫掌稱善)。(清·褚人獲《堅瓠集》)
北宋文人陳從易有一次偶然得到一本殘破的杜甫詩集,其中文字多有脫落。《送蔡都尉》有“身輕一鳥”句,最后一個字脫落。陳與幾個客人開動腦筋,試著補上一字。有說“疾”,有說“落”,有說“起”,有說“下”,難以定奪。后來找到杜詩舊刻本,原句卻是“身輕一鳥過”。陳深深嘆服:“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宋·歐陽修《六一詩話》)
會作詩有時能帶來官運,這或許是詩人的意外收獲。宋時,武毅公曹翰平江南后侍衛京中數年而未能升官。有一天參加宮中宴會,侍臣皆奉命賦詩,唯有曹翰因是武官而未能參與。他便要求說:臣年少時也學過詩,請讓我也應詔賦詩。宋太宗說:你是武官,就以刀字為韻吧。曹翰便賦詩寄意說:“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云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蟠花舊戰袍。”
一個武將能寫出這么中規中矩又剛健有力的詩,實屬不易。太宗由此連續給他升了幾次官。(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引自輕言《歷代詩話小品》)
嫌某人的詩不好,最損的評價是什么?東晉名將桓溫小時候與殷浩要好。殷浩曾把自己寫的詩拿給桓溫看,桓溫讀完把詩收好,然后說:你以后千萬不要惹著我了,如果惹我急了就把你的詩拿給別人看。自己寫的詩竟然成了別人手里的把柄,這樣的詩不寫也罷。(宋·惠洪《冷齋夜話》,引自輕言《歷代詩話小品》)
有人素不喜歡東坡詩,朋友舉東坡絕句“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說如此好詩你怎么能說不好?那人憤然回答道:“鵝也先知,怎么能只說鴨先知?”抬杠到這種地步,對詩人的喜惡真沒道理可講。
吹毛求疵、苛求詩人的近代也有。據說某人寫詩,詩中有一句“一輪明月照姑蘇”,有人惡評道:“一輪明月何以獨照姑蘇?應該是‘一輪明月照蘇州、無錫等地’方為周全。”
民國時有沈姓人士,為兩江、兩廣督撫沈葆楨的曾孫,能詩善畫。作詩常以“陳后山(即宋朝著名詩人,蘇門六君子之一的陳師道)第二”自居。有人讀了他的詩后恭維他說:“神似陸放翁(即陸游),佳作也。”
沈勃然大怒曰:“放翁是什么東西,吾豈能仿之耶。”(陳巨來《安持人物瑣憶》)狂妄到這個地步,卻是一首詩也沒有流傳下來。還好,陳巨來筆下留情,把他的大名隱去了。
02
名人作詩的逸聞軼事
若論產量最高的詩人,乾隆應該有機會問鼎這個桂冠。計入《四庫全書》的就有三萬三千九百四十首。雖然群臣恭維,這么多詩卻沒有一首傳頌于民間、流傳于后世。乾隆對自己詩作的淡而無味、不入品流應該不是完全沒有自知之明的。
據《春明夢錄》(清·何剛德)記載,乾隆下江南時曾到訪白龍寺,紀昀(字曉嵐,謚號文達)隨侍左右。到白龍寺時正鳴鐘,乾隆手癢,伸紙作詩,才寫了“白龍寺里撞金鐘”七字,紀曉嵐便大笑。乾隆聞笑不免大怒,說:“朕詩雖不佳,汝亦豈能當面大笑?”
皇上嘴里說出這樣的怒責重話,紀曉嵐如答不好,輕則丟官,重則性命難保。還好,紀曉嵐應對得當,說:“臣非敢笑也。特因古人詩中有‘黃鶴樓中吹玉笛’一句,積年苦不能對。今觀御制七字,恰是天然對偶,不覺喜而失笑耳。”有急智如此,難怪可以完美逃過一劫。
壞人能寫出好詩嗎?一般人都會很自然地以為人品好,詩品才會好。其實大不然。汪精衛和梁鴻志(字眾異)都是世人皆知的大漢奸,卻都是當時詩界公認的作詩高手。尤其是汪精衛,他的《雙照樓詩詞稿》里有不少詩作廣受好評,陳寅恪、錢鐘書都是眼界很高的大家,卻不約而同地對汪的詩作給予相當高的評價,如“掃葉吞花足勝情,鉅公難得此才清”(錢鐘書《題某氏集》),“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陳寅恪《阜昌》)。
汪的某些詩一度甚至到了舉國傳頌的地步,如汪精衛的《被逮口占》之三:“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之四:“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燐光不滅,夜夜照燕臺。”他的《獄中雜感》中更有“一死心期殊未了,此頭須向國門懸”的豪言。讀到這里,我情不自禁地想,如果當時清廷把汪問斬,我們的歷史肯定會多一位頂天立地的大英雄。奈何,命運就是這般捉弄人!
漢奸梁鴻志的詩名似更在汪精衛之上。抗戰結束后梁被捕入獄,百無聊賴中仍作詩自遣。但人在獄中,手邊已無詩韻可查,只能步舊韻或和前朝人之韻,就這樣在獄中還寫了不少詩。行刑前還密托人帶出監獄,交家人妥為保藏,家人不敢保留,付之一炬。據看過手稿的陳巨來說,內有七首七絕,題為《七無詩》,詠獄內無燈、無凳、無筷、無褲帶等狀況。
有時,詩人率性而作的一首詩,可能對當事人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
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坊間謠傳事變當晚,張學良與影星胡蝶在北京六國飯店跳舞,不理關外發來的告急電報,以致沈陽失陷,東北淪亡。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秘書長、時任廣西大學校長的馬君武激憤之下寫了題為《哀沈陽》的兩首詩,轟動全國。
(一)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沈陽。
(二)
告急軍書半夜來,開場弦管又相催。
沈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
這兩首詩讀來瑯瑯上口,很快便傳遍大江南北,不僅張學良得了個“不抵抗將軍”的罵名,詩中提到的三位女性也立刻成為大眾憎恨的對象。
可惜,馬君武寫詩依據的僅僅是道聽途說的傳言,詩中的描寫與事實完全不符。詩中提到的三個女性——趙四、朱五和胡蝶都實有其人。但除了趙四小姐與張相伴左右外,其他兩位名女人(朱湄筠,其父朱啟鈐曾任北洋時期的交通總長和內務總長;胡蝶是當時最紅的女明星)都與張學良并無往來,且事發當日人都不在北京。
以訛傳訛的一組詩,讓朱、胡二人,尤其是胡蝶,飽受輿論轟炸,甚至受到炸彈威脅。
其實,馬君武雖然這兩首詩寫得實在不靠譜,但他本人卻是一位飽學之士。他早期留學日本,回國后因參加同盟會活動被清政府追捕,逃亡德國,在柏林大學學冶金,得工科博士學位,是中國留學生中第一個得到工科博士學位的。
馬還精通日、英、德、法文,編撰了《德華字典》,翻譯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是中國新詩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他任廣西大學校長時,不論文科、理科還是工科,哪一位教授請假,他都可以代課。請問,今天哪一位校長有這個本事?
03
用統計學研詩之高低
唐詩宋詞是中國詩詞文學的巔峰,偉大的詩人接踵而至,偉大的作品讓人目不暇接。問題隨之而來:到底誰更偉大?
國人向有“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的說法,意思是文章的好壞全憑個人喜好,而每個人的喜好各不相同,很難形成一致的意見。比如,李白和杜甫是唐詩的兩座豐碑,各有自己的風格和成就,也各有自己的崇拜者,后世學人因此而分成了“揚李抑杜”和“揚杜抑李”涇渭分明的兩派。
明人王世貞說:“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后,青蓮較易厭。”他是崇杜的。
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是高調的“揚李抑杜”,揚到有點強詞奪理。比如,一般人都認為李白嗜酒,“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郭沫若卻說“杜甫嗜酒實不亞于李白”。依據是什么呢?他做了一個統計,杜甫存世的詩和文有1400多首,說到飲酒的有300首,占21%強。而李白的詩和文有1050首,說到飲酒的僅170首,占16%。郭認為雖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杜甫更嗜酒,但兩人在愛喝酒這件事上不相上下應該離事實不遠。
即使都喜歡李或杜,見解也可能大相徑庭,各不相讓之下臉紅耳赤是難免的。清朝文人錢載(號萚石)和翁方綱(號覃谿),“每相遇必話杜詩,每話必不合,甚至繼而相搏”。錢鐘書感慨地說:“使飽孤老拳,中君毒手,二人及早絕交,萚石集中,或可省去數首惡詩耶。”(錢鐘書《談藝錄》卷五十四)
試圖用統計數據分出詩人高低的遠不止一個郭沫若。香港的中和出版公司2012年出了厚厚的兩本書:《唐詩排行榜》(王兆鵬、邵大為、張靜和唐元著)和《宋詞排行榜》(王兆鵬、郁玉英和郭紅欣著)。作者以歷代選本入選次數、歷代點評次數、當代研究文章篇數、文學史錄入次數和互聯網鏈接文章篇數為依據,計算每首唐詩宋詞的綜合分值,依得分高低排出前100名的唐詩和宋詞。
唐詩排名前五位的是崔顥的《黃鶴樓》、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王之渙的《涼州詞(黃河遠上)》、王之渙的《登鸛雀樓》和杜甫的《登岳陽樓》。在前100首中,杜甫的詩占17首,王維占10首,李白占9首,三人占去排行榜的36席。所謂“詩圣”“詩仙”“詩佛”這幾個頭銜真不是浪得虛名。杜甫的名篇數幾乎是李白的兩倍,這足以說明杜甫在歷代文人和詩歌愛好者中得到的關注度要明顯高出李白。
宋詞排行榜的前五名分別是:蘇軾的《念奴嬌(大江東去)》、岳飛的《滿江紅(怒發沖冠)》、李清照的《聲聲慢(尋尋覓覓)》、蘇軾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和柳永的《雨霖鈴(寒蟬凄切)》。百首宋詞名篇為30位詞人所作,篇數排名前幾位的有:周邦彥15首,辛棄疾12首,蘇軾11首,李清照10首,姜夔7首。
周邦彥雖然入選的篇數最多,但排名最靠前的一首才排第19位。前10首中蘇軾和辛棄疾的各占兩首,影響力應該是最大的。李清照留下來的詞作一共不過40多首,卻有10首進入百大排行榜,精品率差不多是1:4,可謂極高(相比之下,辛為12:629,蘇為11:378)。
唐代詩人中王之渙和張若虛也是精品率超高。王之渙存詩共6首,有2首進入前10;張若虛存詩僅2首,《春江花月夜》被譽為“孤篇壓全唐”。
這兩份排行榜的作者還揭示了一個事實,即近現代人和古人對詩詞好壞的偏好有顯著的區別。比如,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如今差不多是無人不知。而這首詩在古代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卻很小,選家基本不選,詩評家也不予理會。
這兩本書還只是用最簡單的統計方法做沒有多少技術含量的排序。另外幾位大學會計學和經濟學教授(你看,會計學教授不務正業的大有人在!)用唐詩和唐代官員的量化數據驗證了作詩與做人做事的關系(陳冬華、李真、楊賢和俞俊利:“詩歌、道德與治理:基于唐代科舉的量化歷史實證研究”,載《文學研究》2017年第一期)。
他們的研究想證明中國古代詩人的作詩造詣和詩人的道德品質是否有正相關關系。為此,他們首先需要構造詩人作詩造詣的量化指標——他們的做法是把唐代官員的詩歌水平分為三個檔次:入選《唐詩三百首》的為一等,詩人在《新唐書》中被明確為進士出身的屬二等(因為進士考試中有詩賦方面的內容),非進士出身的為三等。
道德水平的計量則采用史書(如《新唐書》《唐登科記》《舊唐書》等)對這些人的描述用詞,凡用上“忠誠”“仁義”“功德”“信禮““正直”一類詞匯的歸為品德高尚。反之,凡用上諸如“奸佞”“貪腐”“讒陷”“曲附”“忿狷”一類詞匯的則視為品德低下。
作者構建了一個回歸模型,仔細甄選了樣本,控制了環境因素,最后得出結論:詩歌造詣越高的詩人,品德也越高。四位作者中有三位都是我熟識的老朋友,盡管我認同這項研究的認真和可靠,但對詩人是否因為道德高尚而適合擔當治理責任卻高度存疑。詩人一般而言浪漫而率性,熱情奔放但情緒多變,喜歡仰望天空,不善腳踏實地,坐上大位未必能勝任,李后主便是很好的例子。
04
舊體詩的愛恨情仇
民國時期的文人大多是能寫詩也喜歡談詩的,尤其是舊體詩。民國詩人中,寫作最勤、聲譽最隆的應該要算郁達夫了。郁達夫才氣高,感情也豐富,而且名士做派十足。他自己也承認,“我本逢場聊作戲,可憐誤了多情你”,“佯狂難免假成真”。
有婦之夫的郁達夫毫無顧忌地瘋狂追求王映霞,從熱戀到結婚,感情之熾烈轟動一時。看看他那時寫給王的詩:“朝來風色暗高樓,偕隱名山誓白頭。好事只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
郁王二人1927年結婚,1936年郁達夫在杭州建成“風雨茅廬”,但不久就開始鬧婚變了。至于婚變原因,夫妻二人各執一詞,外人難辨誰是誰非。這時,郁達夫寫下了著名的《毀家詩紀》,含20首詩,而且執意公開發表。詩是好詩,卻把妻子寫得十分不堪,本來還有救的婚姻和家庭算是徹底毀了。
民國文人轟轟烈烈寫詩追求的還有一例,就是名教授吳宓對毛彥文的狂轟濫炸。毛彥文是吳宓熟識的朋友,也是其妻陳心一的閨蜜。吳宓和陳心一育有三個子女,看上去是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誰知吳宓發現自己不可藥救地愛上了毛彥文,于是公開發表情詩:“吳宓苦愛毛彥文,三洲人士共驚聞。離婚不畏圣賢譏,金錢名譽何足云。”
毛彥文尷尬不已,但不為所動,轉身嫁給了年已65歲的前北洋總理熊希齡。得知婚訊的吳宓肝腸寸斷,一連賦詩38首,表達自己的痛苦和凄涼。如果吳宓不會寫詩,無法發泄自己的痛苦,估計是要跳樓的。寫詩居然有這等好處,實在值得推廣。
詩人被后人記住,往往不是因為某首詩,而是詩中的某一警句。民國才子袁克文寫過很多詩,少有能被人記住的,但他當年勸諭其父袁世凱不可稱帝的兩句詩“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卻打動了很多人。
郁達夫寫了這么多詩,自己最得意,也經常揮毫書贈朋友的還是一幅詩聯:“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害美人”,頗有夫子自道的意味。唐代詩人楊憑的一位表弟竊用其詩篇登進士第,楊憑得知后大發脾氣,責問他說:“一一鶴聲飛上天”句還在嗎?表弟回答說:我知老兄最愛此句,所以不敢奉偷。楊憑的怒氣這才緩和了些,說:“猶可恕也。”(清·王士禎《帶經堂詩話》,引自輕言《歷代詩話小品》)。
唐朝詩人趙嘏并不出名,但他的“長笛一聲人倚樓”詩句卻不同凡響,為他贏得了“趙倚樓”的美名。
警句的出彩常常到了“有句而無篇”的地步,甚至到了為奪句而謀命的程度。唐代詩人劉希夷的《代悲白頭吟》一詩中有“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的名句,據《唐才子傳》記載,他舅舅宋之問為奪此詩而殺了自己的親外甥。其實,宋之問奪詩殺人僅是傳言,但因為宋之問的人品實在太差,歷代大多數人還是愿意相信這一傳言為真。
十大元帥中陳毅和葉劍英都以擅長作詩聞名。其實,朱德和劉伯承都善寫詩,且都有不少詩作傳世,只不過詩名不如陳、葉二位為人所知罷了。陳毅一句著名的調侃“在元帥這邊我說我是詩人,在詩人那邊我說我是元帥,靠著這招兩邊都接受了”,讓他詩名更盛。但陳毅寫的基本都是新詩,在格律上不受約束。
寫律詩更擅長的還是葉劍英,他的《遠望》和《八十書懷》被人稱道,“老夫喜作黃昏頌,滿目青山夕照明”讀來就有老驥伏櫪的奮進感。還有一首很幽默的詞據說也出自他手:
調笑令·會場素描
葉劍英
頭重,頭重,
四個小時聽眾。
腰斜眼倦腸饑,
左手頻看時計。
時計,時計,
有點猿心馬意。
其文筆妙趣橫生,經常開會的人讀了很難不產生共鳴。只是我找不到這首詞的出處,有識者請告我。
05
新詩之風
在近代詩方面,三聯出版社2016年曾出版過一本很特別的書《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澤東時代的舊體詩》,作者是日本人木山英雄。
胡風、聶紺弩、楊憲益、黃苗子、荒蕪、啟功等十余位舊文人,在解放后尤其是文革中命運多舛,一點怨恨和不安只能用詩詞唱和來婉轉表達。木山英雄抓住這一視角探討中國文人在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境遇,讀來不免讓人感慨萬千。其中非常含蓄的一句“把他們當作單純的‘受害者’也未必正確”道出了歷史的酸楚。受害者也往往是落井下石的人。幸好,歷史的這一頁已經翻過去了。
五四運動帶來了對傳統文化的反叛,也帶來了新文化的各種嘗試。于是,新詩便應運而生。為新詩破繭的是胡適,有所成就的卻是郭沫若、徐志摩、康白情、朱自清、俞平伯、聞一多等人。我們來看一看胡適的第一首白話詩《蝴蝶》(原名《朋友》,引自《梁羽生妙評民國詩詞》,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么,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讀來味淡如水,不知你們是怎么想的,我反正是讀著讀著就產生妄念:這種詩我也會寫呀。或許,胡博士的本意就是想讓沒有詩才的人一讀就蠢蠢欲動。
胡適是白話詩開風氣的領頭人,他的詩今天已經沒有人讀了。新詩作者中時至今日還有相當影響力的我覺得就是徐志摩了。
徐志摩最出名的是《再別康橋》。詩共六節,世人最熟悉的是第一節和最后一節:“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云彩”;“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
英國劍橋大學的校園里現在還設立了《再別康橋》的詩碑,專供中國人來朝圣。我去劍橋大學時也未能免俗,轉彎抹角找過去瞻仰了一番。
五四運動后新詩熱鬧了一陣,后繼乏力,新詩慢慢沉寂。沒想到20世紀80年代新詩再次掀起高潮,出現了四大詩人:北島、海子、顧城和舒婷。
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顧城的“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去尋找光明”,北島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以及舒婷的朦朧詩《致橡樹》都是激勵過那一代人的名作名句,伴隨著一代人的青春長留在歷史的記憶中。除此之外,還有海峽對岸的余光中,90年代在大學生中還流行過讀汪國真。
06
趣說打油詩
打油詩是格律詩一個有趣的變種。打油詩的始作俑者據說是唐人張打油,他的《詠雪》(一說為張孜所寫)一詩開創了一種新的詩風:“江上一籠統,井上黑窟窿。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
所謂打油詩,基本特點是不拘格律但押韻,用詞俚俗,語調輕松幽默。如果嚴格按照這一標準,近世的許多所謂“舊體詩”也接近打油。以寫大量舊體詩聞名的聶紺弩對此有獨到的見解:“詩有打油與否之分,我以為只是舊說。截然界線殊難畫,且如完全不打油,作詩就是自討苦吃;而專門打油,又苦無多油可打。”(引自高旅為聶紺弩詩集《三草》所寫的序言)。
由此可知,含有打油成分的舊體格律詩其實也是詩詞現代化的一個體現,通俗而易上口的“松散”格律詩可能是延續格律詩生命的一條康莊大道。
我們不妨對比一下錢鐘書和聶紺弩,前者是對歷代詩詞深有研究,寫詩格調高雅、用詞精準、深邃華美;后者是半路出家、自學成才,所作的詩極少用典,通俗而富于趣味。二者各有自己的喜愛追隨者,但人數上一定是讀聶詩的多,讓人能記住的也一定是聶詩。
比如聶寫伐木的“四手一心同一鋸,你拉我扯去還來”,又比如他描寫女乘務員的“口中白字捎三二,頭上黃毛辮一雙”,皆輕松易記。黃苗子寫書,很自然地引用了聶紺弩的詩句:“平生自省無他短,短在庸凡老始知。”聶紺弩的舊體詩得到的好評遠超同時代其他著名詩人,其中的道理很值得我們思索。
當然,錢鐘書也有趣味盎然的詩作,如這首題為《予不好茶酒而好魚肉戲作解嘲》的早年詩作:
富言山谷贛茶客,劉斥杜陵唐酒徒。
有酒無肴真是寡,倘茶遇酪豈非奴。
居然食相偏宜肉,悵絕歸心半為鱸。
道勝能肥何必俗,未甘飯顆笑形模。
首句用了兩個典故:北宋宰相富弼嘲笑黃庭堅(山谷)只是一位來自江西的茶客;明代才子劉建反對學子作詩,嘲諷杜甫不過是一個酒徒。我等俗人,差不多也是好吃魚肉之徒,對這樣有趣的詩當然是心領神會。
寫詩可以打油,但切忌寫成“薛蟠體。”薛蟠是《紅樓夢》中人物,典型的混混。他在小說第二十八回中在酒宴中為行酒令作詩,低俗到不堪入目,于是留下這么一個詩歌類別。簡單說,薛蟠體的特點就是語言淺顯,內容直白,主題低俗,格調下流。寫詩的人誰也不想被人說是薛蟠體。
清末民初湖南著名經學家和詩人王闿運收齊白石為徒,當日在日記中寫道:“齊璜拜門,以文詩為贄,文尚成章,詩則似薛蟠體”。王闿運的苛評傳出去后,齊白石的詩一生都無法擺脫“薛蟠體”的惡名,對他很不公正。其實,齊白石的詩很類似后來的聶紺弩,清新而不落俗套,與窮酸文人格格不入,不受他們待見也不奇怪。
詩史留名,可以是李白,也可以是汪倫。“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李白的這兩句詩直讓汪倫的知名度大大超過許多孜孜求名的大小詩人。作詩作到李白、杜甫的高度,難;交朋友交到李白、杜甫這樣的詩人,也難,但好像難度要低一點。
作不了詩又想蹭點詩人余光的,不妨多交詩人朋友,特別是肯把你寫進詩的詩人朋友。你有好詩人可以介紹嗎?
教授簡介
蘇錫嘉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榮譽退休教授,在中歐任會計學教授前,他是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會計學系副主任、副教授。
蘇錫嘉教授畢業于加拿大蒙特利爾市Concordia大學,獲得管理學博士學位;1982年和1987年分別獲得廈門大學經濟學學士和碩士學位。蘇教授主要從事國際會計、審計、公司管理、中國會計與審計等方面的研究。其研究課題主要包括家族企業的公司管理、審計員的崗位輪換、審計質量以及盈余管理。
蘇教授的研究發表于眾多知名的期刊,如《審計:實踐與理論》《亞太會計與經濟研究》《會計與公共政策期刊》《國際會計期刊》《中國會計與金融評論》《國際會計研究》《國際審計研究》《當代會計研究》等。
封面和文中圖片由POOK AI生成。
編輯| 李鈺婷
責編| 岳頂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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