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不求上進的玉子》）

2013年，山下敦弘導演的電影《不求上進的玉子》，以近乎「反勵志」的姿態呈現了一個日本年輕女性對主流成功學的疏離。沒有激烈的對抗，也沒有悲情的控訴，只是平靜地展示了一種「不參與競爭」的生活可能。

23歲的小鎮女孩玉子在東京讀完大學后返回故鄉，成為了終日懶散度日、百無聊賴的家里蹲。每天不是吃就是躺，無所事事地看電視、看漫畫，嫌爸爸啰嗦生氣吵架，無精打采地敷衍鄰居，怨天怨地怨社會就是不怨自己。

很多觀眾都羨慕玉子這種心安理得的松弛，大概是因為這樣的生活狀態，在國內幾乎不可能被公開的允許。

從職場加不完的班，到學生做不完的作業，再到商戶打不完的價格戰，我們每個人仿佛都陷入了一個永無休止的競爭漩渦。

而在這些現象的背后，有一個問題總是被反復提及：當時代的紅利消退、上升通道收窄，舊有的模式難以為繼時，個體為什么還是無法停止內卷？為什么歐洲人能夠過上從容的生活，而我們依舊在為基本的權益爭取空間？

答案也許并不在個體的選擇上，而在于歷史進程、制度和思想發展階段的不同。

回顧歷史，歐洲在工業革命初期也曾經歷過類似的「內卷狂歡」，而當下我們的「內卷」，更像是過去四十年發展邏輯的自然產物。

|01 努力曾經真的改變命運

當努力能夠帶來確定性回報，人們自然會選擇向前奔跑。

從1978年改革開放起，中國的經濟發展一路高歌猛進。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978-2022年間，我國GDP年均增長約為9.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343元增長到49283元，增長足足超過了140倍。

在這條快速上升的增長曲線上，投入與回報的關系清晰可見。尤其是千禧年后的20年，房地產和互聯網兩大行業成為經濟增長最關鍵的引擎，也讓無數寒門子弟實現了階級的躍遷。

以房地產為例，2000年全國商品房每平米均價約為2112元，2020年上漲至9860元。而一線城市的房價漲幅更是令人嘆服，貝殼研究院《中國住房市場報告》數據顯示，北京住宅均價從2000年的4千/平，上漲到了2020年的6萬/平。

2019年，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調查報告》顯示，住房資產比重已經占據居民家庭總資產的59.1%，遠高于美國的24.8%。這意味著，買房不僅是居住行為，更是財富積累的核心方式。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拼」是理性的策略。年輕人通過沒日沒夜的工作攢下首付，家庭通過置換更優的房產來實現資產的增值。整個社會默契地達成了一個共識：只要足夠努力，就能夠搭上時代的列車。

互聯網行業更是如此。2010年后移動互聯網開始興起，平臺經濟迅速擴張，創造了一個又一個行業「小鎮做題家」的致富神話。

2012年，百度上地大廈的一場Summer Party中，李彥宏親自給三個表現超出預期的團隊頒出了「百度最高獎」，28 名基層員工，分走了300萬美金。

2016 年，騰訊手游《王者榮耀》上線僅兩個月，全球注冊用戶破億。當年團隊年終獎人均140萬，核心員工甚至分到了290萬，最低分紅也有60萬。

經濟學家周其仁曾在北京大學國發院的一次演講中指出：

過去四十年最強大的激勵，不是口號，而是現實——你真的可以通過努力改變命運。

因為看見，所以相信。這種可預期的上升通道，使得「卷」成為個體主動的選擇，而非被動的承受。

4年前，字節在考慮取消「大小周」時做過一次內部調查，其中三分之一的員工支持，三分之一的員工反對，反對的主要原因是取消大小周后會損失掉很大的一部分收入。

即便從2020年以來，形勢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房地產進入調整期，開始跌跌不休。互聯網行業也步入了存量競爭的階段，招聘需求急轉直下，裁員事件頻發，從業者開始感受到職業不確定性的增加。

雖然「卷」的邊際效益在下降，但慣性仍在持續。因為過去三十多年形成的生存邏輯，很難在短時間里就扭轉過來。

|02 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

想要實現歐洲那種低欲望、慢節奏的生活，是需要更深層次的社會變革。

其中，我覺得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社會階層趨于穩定，卷的天花板很低，動力自然減弱；二是「職業教育」體系改革與社會支持的提升，緩解家庭對「面子」和「出路」的焦慮，社會「唯學歷、輕技能」的認知被打破。

在我們的固有認知里，歐洲人之所以「不卷」，是源于制度保障所帶來的安全感，但其實還有一個潛在的原因，就是社會階層的固化，個體想卷也很難卷出個名堂來。

就拿德國來說，社會結構非常穩定，中產階層占比很高。德國聯邦統計局

（Destatis）

（定義為中位數收入的60%-200%）

但與此同時，代際的流動性又很低。OECD《2018年就業展望》的報告里指出，德國的代際收入彈性約為0.5，高于OECD平均水平0.4，這就意味著德國父母的收入對子女未來的影響很大，想要實現階層躍遷的難度較高，這也導致了德國人「過度努力」的動力不足。

其次，在德國，教育并不必然帶來高收入或者是高地位。2021年《明鏡周刊》曾經報道過，柏林出租車司機中約有35%擁有大學學位，其中包括多名碩士和博士。

德國的教育體系一直是按照分層模式的邏輯在運行，小學畢業后，就會根據學生的能力和發展意愿來進行分流。

學生有三條路可以自由選擇。一是走「學術型」人才的綜合大學

（Uni）

二是走「技術型」人才的路線，這類學校是和行業的需求緊密結合，校企合作，學生一邊實習賺取收入，一邊完成學業，可以說是畢業即就業。下限有保障，但上限低，適合希望快速進入職場、追求穩定收入的學生。

三是走「專業型人才」的應用技術大學

（Fachhochschule）

而德國的教育分流之所以能夠高效地推進下去，一方面是因為選擇自由，即便是學習能力強、思維活躍的年輕人，也會根據自身的興趣和規劃來做出選擇，而不是被動地接受分配。

另一方面是社會擁有強有力的勞動保障體系，保證工人擁有穩定的就業環境。學生在選擇技術路線時，不需要顧慮職業尊嚴和未來的發展。一名熟練技工的平均稅后月收入可以達到3800~4500歐，接近初級工程師的薪資水平，所以不存在當工人沒面子的觀念束縛。

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

（BIBB）

這樣一來，不僅實現了學生的多樣化發展，還確保了社會各階層的和諧與穩定。

相較之下，顯然我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03 思想與歐洲仍有時差

除此之外，關于「996」這類問題的思考，歐洲也已經有了幾百年的思想沉淀。

14世紀的黑死病，造成歐洲人口減少30%-50%，死亡的普遍性促使人們開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17-18世紀，文藝復興開始強調人性的價值，啟蒙運動確立了個人權利的觀念。

到了19世紀工業革命時期，當工人面對每天10多個小時的勞動、惡劣工作環境時，哲學和社會理論開始支持工人提出抗議。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批判了剩余價值剝削，傅立葉、歐文等人構想出合作式的生產模式。這些思想為后來的工會運動、八小時工作制斗爭提供了理論基礎。

1886年芝加哥干草市場事件成為國際勞動節起源之一；1918年德國十一月革命推動八小時工作制立法。這些抗爭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集體意識覺醒的結果。

而中國將現代化進程壓縮到了短短的四十余年。社會學家孫立平曾經說過：

我們在短時間內建立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但大眾的文化心理仍帶有前現代社會特征。

換句話說，我們的物質文明已經邁入了21世紀，但精神文明仍在追趕。

今天的中國年輕人依然普遍相信「讀書改變命運」「進大廠」等于成功。這種信念和19世紀英國工人羨慕工廠崗位的心態是極其相似的，當時工廠可以提供穩定的工資，相比農村的貧困更具有吸引力。但隨著付出的健康代價顯現（塵肺病、早衰），勞動者逐漸意識到系統性的壓迫。

如今，類似覺醒也正在發生。躺平文化的流行，是青年一代對競爭文化的反抗。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與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聯合發布典型案例，明確「996工作制嚴重違反我國法律關于延長工作時間的限制」。

但整體而言，集體意識尚未成型。《新京報·書評周刊》2023年一項問卷調查顯示，在1200名職場人中，52%認為「別人更卷所以我不得不卷」，只有14%表示「愿意參與改善勞動條件的集體行動」。

這種「內部分裂」削弱了議價能力，讓資本得以維持高強度用工模式。

04 不卷才是社會進步的方向

在中國，一個「不求上進」的年輕人，可能要面臨房租的壓力、家庭的催促、職業的斷層……所以，多數人很難復制「玉子」的選擇。

「卷」是中國經濟起飛的產物，曾是時代的饋贈，它承載了一代人改變命運的渴望。但如今，我們似乎不能再依賴過去的那套「奮斗」邏輯了。

社會真正的進步，不是所有人都拼命奔跑，而是允許有人慢下來，但不被懲罰。

或許，正如一位學者所說的那樣：「我們不是不想慢下來，而是還沒學會如何不靠‘卷’來證明自己的存在。」

當有一天，年輕人不再以「進大廠」為榮，工人不再因職業被歧視，加班不再被視為「奮斗」的象征時，或許才是我們真正走出「內卷」了。

但在此之前，「內卷」恐怕仍會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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