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案件中當事人的辯解對其定罪量刑都會產生重要影響：

要么起積極作用，幫助其妥善處理刑事危機；

要么起負面作用，直接加劇刑事危機；

要么辯解本身沒有意義，當事人白白浪費最佳的辯解時機，不利于案件辯護，對其定罪量刑也會產生影響。

沒有用的辯解很普遍，且有很多種類型。

例如，當事人在立案前、立案后乃至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都抵觸調查詢問，以“不知道”“不記得”或者沉默不語來應對，這就白白浪費了進行有效辯解的機會。

又如，在部分案件中當事人對指控的事實和內容沒有作任何辯解，僅辯解背后還有老板，老板對犯罪行為完全知情，想讓更多人承擔刑事責任，但這并不能免除其自身的刑事責任，充其量只能在罪責大小方面有所體現。

如果當事人的辯解僅限于此，效果會比較差，浪費了對于罪與非罪、此罪彼罪、重罪輕罪等問題的辯解機會。

例如，樊某涉嫌組織賣淫罪案：

辦案機關調查發現，樊某作為賓館經理組織賣淫人員在賓館客房提供賣淫服務，賓館按嫖資的一定比例向賣淫人員收取費用。歸案后，樊某對于組織賣淫罪及協助組織賣淫罪、容留賣淫罪等缺少法律意識，在缺少有效法律幫助的情況下，他無法對指控的事實和罪名提出異議，難以作出有效的辯解。

在訊問筆錄中，樊某的主要辯解是，對于賓館內存在賣淫行為老板是知情的，收益也是被老板拿走，應該追究老板的刑事責任。

最后，法院判決樊某在明知賓館存在組織賣淫嫖娼行為的情況下，仍然擔任經理職務，負責日常管理工作，為嫖娼者推薦、介紹賣淫人員，并以提供食宿、統一收費、定時結算等方式管理、支配賣淫人員，在賣淫活動中處于組織者的地位，符合組織賣淫罪的構成要件，判處樊某犯組織賣淫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萬元。

老板是否知情、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何罪，應另案處理且爭議極大。

我們發現，該案認定樊某構成組織賣淫罪存在爭議。根據同案人的辯解，案發過程是：“當時賓館沒有什么生意，這時有一些女性過來賓館說可以在KTV處喝酒，同時可以跟他人上樓去做賣淫生意，我們想著賓館的生意會好一點也就同意了其在該賓館進行賣淫行為。一般有客人來該賓館要求嫖娼時，就聯系賣淫人員為客人提供性服務，結束后，嫖客就在賓館一樓的前臺收費處付錢，由樊某負責向嫖客收錢，收取一定費用后將余款給到賣淫人員。”

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有組織、管理賣淫人員的行為，但這種行為屬于典型的有償容留賣淫行為，認定容留賣淫罪會更加合適。

組織賣淫是指通過招募、雇傭、引誘、容留、強迫等手段，控制多人從事賣淫的行為，主要體現在對賣淫人員的統一管理和控制。本案中，樊某的行為并不符合組織賣淫的行為特征：

(1)不存在招募、雇傭賣淫人員的行為。本案中4名賣淫人員主動找上門想要在涉案賓館賣淫，作為經理的樊某同意，雙方達成合意，賓館有償容留賣淫人員賣淫，賣淫人員并非賓館招募、雇傭而來的。

(2)不存在對賣淫人員的培訓管理制度。本案有客人需要嫖娼時，樊某都會聯系賣淫人員到賓館房間服務，沒有管理、培訓等組織行為，實際上樊某與賣淫人員之間只是介紹、合作關系。

(3)沒有為賣淫人員統一提供食宿情況。原審判決認定“賓館為賣淫人員統一提供食宿”,缺乏相關證據。在案證據只能證明賣淫人員在涉案賓館賣淫，樊某代表賓館收取部分提成。關于賣淫人員住在哪里、在哪里食宿，案卷材料沒有證據能證明樊某為賣淫人員提供統一的食宿，樊某只提供賣淫的房間，賓館按照一定比例收取房費。

(4)沒有控制賣淫人員的人身和財產。樊某及賓館與涉案賣淫人員之間沒有形成一定的人身和財產的控制關系，賣淫人員在行動上是自由的，均是自愿、主動要求賣淫的，樊某未對賣淫人員進行有組織的管理、控制，不存在人、財、物的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不存在人身控制和依附關系，其與賣淫人員之間完全屬于介紹、合作關系而非管理關系。

綜上，樊某在客人有嫖娼需求時，介紹賣淫人員，允許賣淫人員有償使用賓館客房賣淫，在賣淫人員和嫖客之間實施了牽線搭橋的居間介紹并從中收取賣淫場地費用的行為，不存在以招募、雇傭、強迫、引誘等方法控制涉案賣淫人員的行為，完全沒有對賣淫人員的組織性、管理性、控制性的特征，這是典型的容留、介紹賣淫的行為。

但由于各種主客觀因素，樊某沒有作出有效辯解，對相關罪名的區別“無感”,主要辯解就是老板知情或者匯報過老板、老板同意之類的。雖然樊某的辯解讓賓館老板面臨刑事危機，但其自己的罪責并沒有因此減輕，相關罪名適用的爭議，也沒有在辯解中予以體現，辯解質量一般，裁判結果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