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迭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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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相關事故數量在過去兩年陡增。2024年全國已知事故中，徒步占比最高，涉及822人，事故數量較2023年增長近兩倍。

這個國慶，一如往年，是徒步愛好者奔赴山野的“出游旺季”。但今年的熱度，卻在一場場突發險情中驟然降溫。

10月5日中午，青海省海北州門源縣公安局接到報警，多名徒步者在祁連山老虎溝區域被困。接警后，青海省迅速啟動應急響應，歷經多地多部門連續近72小時的緊急搜救，最終成功轉移251名被困人員，其中1人不幸遇難。

據中國探險協會《2024年度中國戶外探險事故報告》不完全統計，徒步項目已成為戶外事故的“重災區”。2024年全國已知事故中，徒步項目占比最高，涉及822人，占總事故人數的73%；登山則是死亡率最高的項目，24起事故中造成17人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數的20%。過去四年的報告顯示，登山和徒步事故均呈上升趨勢，其中徒步相關事故數量在過去兩年陡增——從2023年的83起，飆升至2024年的244起。

今年7月，國家體育總局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戶外運動安全管理的通知》，要求多措并舉強化群眾性戶外運動的安全監管。此前，總局已陸續發布《體育賽事活動管理辦法》《關于進一步加強體育賽事活動安全監管服務的意見》《關于進一步加強高危險性山地戶外運動賽事管理的通知》《體育行業安全生產重大事故隱患判定標準（2023版）》等文件，從防控體系、救援體系到賽事準入機制，試圖為戶外運動的安全與可持續發展筑起制度防線。

祁連山老虎溝的這起事故并非孤例。它幾乎可以被定性為，在明確禁令、惡劣氣象、救援成本極高的情況下，由跨省多人、多路線、分散進入所引發的大規模違規徒步失聯與被困事件。類似的戶外運動事故已屢次發生。

“AA制約伴”的黑箱在制造監管真空

中國登山協會《2020年中國大陸登山戶外運動事故分析報告》顯示，低海拔登山和徒步運動因門檻低、裝備要求少、參與人數多，成為最受大眾青睞的項目。也正是這種“易上手”，讓社交平臺成了危險的放大器——那些被算法推送的“徒步圣地”“秘境穿越”，往往隱藏著信息斷層與風險陷阱。

目前市面上主流的徒步組織形式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具備正規資質的戶外旅行社，提供交通、住宿、向導、營地等標準化服務，行程安排成熟，安全保障較為完善。另一類則是通過社交媒體發起的AA制“約伴”團隊，費用相對便宜但保障有限。

近年來，因一句“不去天堂，就去雨崩”，雨崩這個地處偏遠、交通不便、經濟落后的小村，成了許多徒步新手心中的“應許之地”，雨崩村所在的云南迪慶梅里雪山也吸引了大量初次入門的徒步愛好者。在社交媒體平臺上，一些“替代線路”被瘋狂“種草”，組織者在平臺分發招募，“找搭子”“老手帶新手”的關鍵詞在網上迅速蔓延。

以梅里北坡路線為例，在行程時長相近的情況下，商業團費用通常在4000至7500元之間，包含門票、后勤及營地服務等。

而通過社交媒體發起的AA制“約伴”團隊，費用僅需2000至3500元，難有資質、無須報備，也無需承擔后果；而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往往無從追溯。

祁連山老虎溝事故便是典型一例。禁令明確、氣象惡劣的情況下，多支隊伍仍分散入山，未報備行程，經驗不足，裝備、物資也準備不足，被諸多媒體報道及安全下撤的徒步者口述認為是事故的重要誘因之一。

國慶期間，類似事件仍在不斷傳出——四川丹巴黨嶺，一名女游客高反失溫，“搭子”不見蹤影；甘肅扎尕那，一支10男2女的徒步隊被困四天后獲救。事后參與者坦言，此番進山的隊伍是網上組隊，9月22日從措美峰穿越扎尕那景區，自己是第一次去，未進行報備，屬違規穿越。

《中國大陸登山戶外運動事故分析報告》曾指出，個人與親友結伴、AA制模式下的事故占比高達八成。這種“去組織化”的出行方式，缺乏責任主體、風險預案與裝備標準，任何意外都可能被放大為災難。

10月7日，在完成老虎溝搜救后，青海省相關部門已表示將加大網絡巡查，重點監控社交平臺上的違規探險招募信息。目前小紅書平臺的相關徒步“找搭子”的筆記里，官方也已標注“筆記含有危險行為，請勿模仿”“貿然前往該地存在安全隱患，請注意防護并遵守當地政策規定”的提示。

監管困境，多重障礙構成“高墻”

徒步活動目前不存在統一的安全標準和服務質量評級。各地徒步線路的開發與維護標準不一，組織方資質參差不齊，加之自然環境與天氣條件多變，使得徒步活動在安全管理與應急措施上往往存在明顯差距。

依照國家體育總局《國內登山管理辦法》規定，在除西藏以外的地區，要登上超過3500米的獨立山峰，必須提前1個月申請，并組成符合要求的團隊：由法人單位發起；隊員2人以上，參加過省級以上登山協會組織的登山知識和技能基礎培訓及體能訓練；配備持有相應資格證書的登山教練或向導；配備符合要求的防寒、通訊、生活、醫療等基本器材裝備。徒步、露營等戶外活動常被認為不在報備范圍內。

機構在組織徒步活動中面臨的不確定因素主要來自天氣與地方管控。極端天氣頻發、自然條件復雜，使得戶外風險不斷上升——但對許多人而言，這種“未知”正是構成了戶外運動的魅力。

成熟的戶外運動國家已形成完善的標準體系。例如在瑞士，徒步是夏季最重要的戶外活動之一。當地配套的路線手冊會標明線路時長、最大坡度、海拔變化曲線等關鍵信息，道路上也設有統一標識，確保安全與可達性。

國內行業正在嘗試彌補監管與專業隊伍建設的空缺。由中國登山協會組織起草制定的《山地戶外運動安全軌跡追蹤系統要求》規定了山地戶外運動安全軌跡追蹤系統的組成、要求及標識和使用說明，適用于山地戶外運動培訓、訓練、比賽使用的運動軌跡追蹤系統。

同時，中國登山協會也面向登山戶外運動相關從業者、愛好者推出了“山地戶外指導員培訓”課程，分初級和中級等級，費用分別為3230元/人和4850元/人。初級課程共計5天培訓1天考核，側重單日（非露營）山地徒步活動的相關知識、技能和技術，以及組織管理能力；中級課程共計9天培訓1天考核，報名設有門檻，聚焦多日山地戶外活動組織管理能力，強化戶外運動知識、技能和技術，以及風險管理技術等綜合能力。上述報名與培訓信息均可通過中國登山協會官網獲取。

2025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體育總局聯合發布的《關于建設高質量戶外運動目的地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要加強戶外運動項目安全屬地監管和分級監控，構建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社會應急救援力量和救援志愿者隊伍等多主體、多部門協同緊密合作的戶外運動救援體系，推動高質量戶外運動目的地建立政府主導的戶外運動安全體系。

追責與“有償救援”

值得關注的是，我國針對非法組織戶外活動的懲罰性賠償機制正逐步完善。各地司法機關和主管部門已開始通過民事公益訴訟與行政追繳等方式強化執法。

9月16日，陜西西安公開審理一起個人非法組織穿越秦嶺核心保護區的民事公益訴訟案，這是陜西首次就個人組織非法穿越行為提起此類訴訟。經查，被告人蘇某自2024年1月至2025年6月，為牟取不正當利益，多次組織人員進入海拔2000米以上的秦嶺核心保護區，開展穿越和登山活動，共組團25次，招募148人，收取報名費3萬余元。活動過程中存在踩踏植被、生火做飯等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違反《陜西省秦嶺生態環境保護條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例》中“禁止任何人進入自然保護區核心區”的規定。

法院最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組織進入秦嶺核心保護區的登山穿越活動，承擔生態環境修復費用1萬元，并在省級媒體公開道歉。自2025年3月以來，陜西已有7家戶外公司和1名個人因非法組織穿越秦嶺核心保護區被追究民事責任。

類似案例也出現在江西。4月17日，江西省應急管理廳通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旅游法》第八十二條第三款規定，對3月2日前往廬山西海未開發區域走失的六名徒步探險人員追繳救援費用2萬元，并對組織者鄧某某追繳救援費用4000元。經調查，鄧某某組織39人前往廬山西海叢林游玩，未簽訂旅游合同，僅收取58元往返車費。途中6人因體力不支掉隊迷路，向領隊求助未果后報警求援。救援隊伍連續搜救13小時，于次日早晨找到被困者。經核定，6人進入嚴禁涉足的未開放區域，救援費用共2.4萬元，已全部追繳到位。

從地方案例來看，非法組織戶外活動造成的生態破壞與公共資源浪費，正被納入司法與行政追責范圍。監管層通過明確責任主體與經濟懲戒，正在逐步構建更具威懾力的戶外活動法律框架。

今年6月，北京昌平區應急管理局起草《昌平區戶外登山涉險救援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明確對因戶外登山活動涉險導致動用公共資源救援的，相關部門依法保留追繳救援費用等權利。

《昌平區戶外登山涉險救援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還提出，被救援人員主動參加社會服務、公益活動、公益宣傳的可免于追繳救援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