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歌手鄭智化，在深圳機場登機時，體驗相當不愉快，忍不住在微博上炮轟，在短短一段話里，兩度指斥深圳機場對待殘障人士的態度是“沒人性的”。

在這番話引發熱議之后，他再度發布長文，解釋他為何這次發怒：因為這并非一時偶發事件，而是他多年在大陸各地巡演，再三親身經歷的痛苦體會，甚至屢屢因身為殘障者遭到不友善的另類對待乃至刁難。像這次深圳機場遠機位無廊橋， “升降車不是幫你上飛機，而是刁難你上不了飛機”。

他說，自己完全理解安檢程序的必要性，但遇到的許多工作人員似乎就沒把殘疾人當人， “殘疾人也是人，我們是旅客，不是罪犯！”有的機場人員更是態度苛刻、缺乏同理心，“這些近乎刁難的行為，真是舉世罕見、讓人腦洞大開。”

讓人沒想到的是，不到48小時，他又發文澄清，表示道歉，還贊許并向深圳機場的一些服務人員致謝。這番表態又讓一些支持他的人感到難過乃至困惑：鄭智化做錯什么了嗎？為什么要道歉？

之所以有這樣的疑問，我想是因為：在權威主義倫理學中，“道歉”意味著“認錯”，所以人們就很難理解，既然沒做錯，為何要認錯。也就是說，這是一個非黑即白的零和博弈。

然而，鄭智化這份致歉聲明所表達的意思并非如此。

認真讀下就會發現，他并不是要推翻自己原先的立場：他此前批評的是深圳機場對殘疾人的態度“沒人性”；現在他道歉也不是否認這些問題不存在，只是說用詞不當——也就是說，當時的體驗確實不好，只是自己態度不該那么情緒化、那么激烈。與此同時，為避免一棍子打死，他也贊許了一些做得好的服務人員，“希望不要因此對服務人員造成不好影響”。

在我看來，這份聲明與其說是“低頭認錯”，倒不如恰好印證了他確實是一個“有涵養的人”：盡管他體驗不佳，以至于當時氣憤難當（這當然情有可原），但事后他還檢討自己的表達不夠彬彬有禮，擔心當時的批評是否累及無辜的普通工作人員。

這既不是認輸，看著也不像是違心話，相反，這份人格力量更值得我們尊敬，當然也值得被人性化地對待。

鄭智化

鄭智化指出的問題，是毋庸諱言的事實，且遠不止深圳機場如此。再有一個半月，12月8-15日，全國第12屆殘疾人運動 暨第九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將在粵港澳三地舉辦，閉幕式就會在深圳舉辦，然而對殘疾人來說，深圳卻遠遠談不上是一個“無障礙友好城市”。

別看深圳城市建設日新月異，但無障礙設施長久以來都是其短板。曾登上“世界屋脊”的“飛輪小仙女”陳小萍，前些年卻死在深圳一個路口的無障礙通道上。盡管此事也曾引發震動，但這方面的改進，可遠不只是鋪好幾個盲道而已，因為這涉及到社會思維的深刻轉變。

三年前，我曾寫過一篇評論，發現國內城市的公共服務，基本上都是“”的。無論是設計理念，還是許多服務人員的態度，似乎都默認殘疾人“應該像正常人一樣”，如果你做不到，那是你的問題。

事實上，這次鄭智化遭遇的輿論反撲，最洶涌的一種抨擊就是指斥他要求太多。項立剛強調，鄭智化并不是完全癱瘓，拄著雙拐可以走路，在他申請輪椅后，機場已安排兩個服務人員幫助他：

本來作為一個殘疾人，得到這樣的服務和照顧，是應該向相關服務人員表示感謝的。不但不知感謝，而且把在大家協助下順利登機，描述成連滾帶爬，對機場和服務人員進行抹黑，這讓人很難接受。

他進而認為，鄭智化“無視工作人員的付出。讓相關工作人員受了大委屈”，反過來指責這才是“不知感恩，沒有人性的行為”。

這真是很有意思。鄭智化說深圳機場“沒人性”，背后的意思是指自己沒有充分享受到生而為人的權利；而在項立剛看來，你身為一個殘疾人，已經得到特殊照顧了，那就應該心懷感恩之心，受人恩惠還不知感恩，你還是人嗎？

這完全是雞同鴨講。鄭智化的觀點，是基于現代權利意識；而項立剛所立足的，則是一種權威主義倫理學：身為弱小，就應該“安于本分”，不能要求太多，別嘟嘟囔囔還嫌這嫌那了，都給你一口飯吃了，還不知足？

別看我們常說“人人平等”，但在我們的社會現實中，很多人默認“人和人不是平等的”，實際上，儒家一向認為那種井然有序的等級制才是更“自然”社會安排——兒子怎么能和爹平起平坐？女人哪能和男人對等？殘疾人能和正常人一樣嗎？

在電影《小小的我》中，患有腦癱的劉春和對他喜歡的女孩子說：“我是個正常的二十歲成年男性。”這句話正可見他內心的自尊：盡管他被困在那具身體里，但無論是欲望、精神還是人格，他和同齡人一樣正常。反過來說，這話之所以值得特意說出來，正是因為他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這樣的對待。

然而，這種弱勢群體對自身人格尊嚴的捍衛和基本權利的訴求，在那些認同等級制度（他們往往就是這一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看來，無異于要求得到超越本分的特殊照顧——問題就在這里，對前者來說的“權利”，在后者看來卻是“特權”。

這里面有一種特殊的平等觀，強調的是不應對任何人予以任何特殊扶持。早有人發現，美國的華人比白人還反感對少數族裔的扶持政策，認為那都是“拿納稅人的錢養懶人”。在國內，男權主義者鐘愛的辯論策略之一，就是堅稱女性如果想要求平等權利，那就必須像男人一樣勞動，以此掙得那份“資格”。

這是一種“績效平等”：人和人之間的平等不是基于人格的天賦權利，而是你要憑借自己能力去證明的。既然如此，那么人格平等就無從談起，因為那些弱勢的人得不到任何協助，難免處于下風。績效的差異又會被反過來證明人和人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進而論證“人分三六九等”的合理性。

到頭來，這就像在一個大家庭里，一個對這個家沒啥貢獻的“沒用”人，憑什么和那些“有用”的人一樣？那甚至潛藏著一種怨恨：連“正常人”都沒得到的照顧，你一個邊緣人憑什么要求特殊？你得到什么對待，不是因為那是你應得的權利，而是得看人臉色，取決于大家長的善意。

這種心態的普遍存在，正可見我們這個社會距離現代權利意識還有很長一段路要。當弱勢者站出來吁求，那其實是為我們所有人，因為我們所有人，在有生之年，都有可能成為弱勢者。我們之所以要求被人當人看待，既不是因為有什么了不起，也不是因為如何有用，而是因為一個簡單的事實：我們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