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5年，被遺忘的荷蘭訪華

使團與一段中西相遇史

? [美]歐陽泰 上海財經大學/埃默里大學

? [譯]張孝鐸 史政類圖書編輯、譯者

【導讀】1793年，英國派遣馬戛爾尼使團訪問中國慘遭失敗，歐洲輿論一片嘩然，這也幾乎塑造了我們對帝制時期訪華使團的全部記憶。

然而，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失敗，并沒有讓所有歐洲國家裹足不前。僅僅兩年后，179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以恭賀乾隆皇帝登基六十周年為名，派遣使團來華為乾隆皇帝慶祝，成為鴉片戰(zhàn)爭前最后一個被中國皇帝正式接見的真正的歐洲外交使團。

一個是有著“海上馬車夫”之稱的貿易強國——荷蘭，一個是正值康乾盛世的文明古國——清朝。他們的相遇會對世界產生怎樣的影響？為何相隔僅兩年，英國使團和荷蘭使團出訪的結果迥然相異？又為何荷蘭使團這段圓滿的出訪會被曲解，甚至隱于塵囂？

《最后的使團》通過講述荷蘭使團旅途中的奇聞異景，歐陽泰融微觀史敘事與宏大歷史思考為一體，對外交史中傳統(tǒng)的“文化沖突論”進行了反思，不再把18世紀末的中西交往簡單歸結為“開放”與“封閉”、“進步”與“落后”的文明沖突。

以下內容摘自《最后的使團：1795年荷蘭訪華使團及被遺忘的中西相遇史》一書結語部分，小標題為編者擬。

▍“朝貢體系”是中國衰落的根源？

我并不是要表明荷蘭使團的出使大獲成功。事實上，盡管使團受到熱情款待，但很難說它取得了任何實質性的成果。它沒有改善荷蘭人在廣州的處境，也沒有幫助荷蘭人扭轉與英國人競爭的頹勢。原因很簡單，荷蘭共和國已不復存在，荷蘭東印度公司已破產消失。荷蘭的時運直到拿破侖戰(zhàn)爭結束后才開始好轉，但彼時乾隆皇帝早已去世，繼位者嘉慶帝正實行激烈的改革，應對一連串生態(tài)危機和軍事危機。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從長遠來看，這次出使是否有助于改善貿易條件，因為已經沒有長遠的未來了。

關鍵在于，荷蘭使團與通常的中歐互動敘事——文化沖突敘事——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對比之強烈，讓對此有深入了解的學者也無法完全理解使團在其時代背景下的意義。對他們來說，荷蘭人滿足于一次不提出具體要求也不進行談判的出使，這是完全沒道理的，因此他們以為這是一場失敗。

然而，今天我們的標準敘事正在改變。在西方外交秩序中，各民族國家由其駐在他國首都的外交官代表，建立聯盟，締結協(xié)議；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很難想象西方外交秩序勝利軌跡之外的路徑。但現在國際關系學者提出，傳統(tǒng)的“中國的世界秩序”或許比西方模式更具優(yōu)勢。例如，康燦雄就認為，等級制下的“朝貢體系”帶來的結果比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更和平、更穩(wěn)定，西方這一體系是以法律上平等的國家之間脆弱的平衡為基礎的。布蘭德利·沃馬克則認為，中國與鄰國之間的“非對稱關系”往往是穩(wěn)定與和平的，因為它們促進了共存：“底線是相互（但不平等的）尊重。”中國和其他地方的政治學家認為，中國傳統(tǒng)的國際關系體系比西方模式更可取，因為它是基于一種和諧的理想：中國被視為“理應安定一統(tǒng)的天下的中心”。

在歷史學科中，標準模式也受到了質疑，其中最重要的模式是“朝貢體系”，這是在美國建立中國研究的先驅費正清根據費正清及其合著者——特別是鄧嗣禹——的說法，“朝貢體系”是中國用來組織其外交關系的一套話語和實踐。（他們也將這套制度稱為“中國的世界秩序”。）其基本思想是，中國被認為文化上優(yōu)越于“四方諸夷”，這些“蠻夷”可能自然而然地意識到他們自身的劣勢，并向天朝靠攏，以尋求文明的好處。他們這樣做時，自然會認識到中原君主是天地之間最高的調停者（共主），并跪拜在他面前，獻上貢品——通常是他們的方物。共主會回贈精美的物品，并正式冊封他們本土的國王或首領。費正清提出，這種“朝貢體系”是儒家秩序的一種地緣政治表達。就像子女尊重父母、父母關心子女一樣，各藩屬國國王應該尊重皇帝，皇帝應該關心各藩屬國國王。費正清認為，驅動周邊諸國的并不一定是中華文明的吸引力；它們參與這個體系是出于貿易目的，因為中國的統(tǒng)治者堅持將朝貢作為商業(yè)往來的條件。

他認為朝貢體系對中國不利，因為它鼓勵了中國的排他性，致使其未能做好準備面對現代世界。由于對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直接經驗和了解極為有限，中國無法適應。因此，“朝貢體系”是中國衰落的根源。這種觀點與吧龍和其他英國作家的觀點非常相似：中國的問題是傲慢、缺乏開放性、無法適應變化。費正清接受了這樣的英國觀點。

▍對華外交，幻想充當了潤滑劑？

今天，歷史學家對“朝貢體系”模式持謹慎態(tài)度。這種從接受到不安的態(tài)度轉變在費正清一位學生非凡的學術生涯中便有跡可循。衛(wèi)思韓20世紀60年代在哈佛跟隨費正清學習。盡管費正清關注的是1800年后的英國人和美國人，衛(wèi)思韓還是決定在他門下研究1800年以前清朝與其他西方國家的關系。

起初，衛(wèi)思韓認為“朝貢體系”是一個有用的概念，他在兩篇論述清朝外交關系的重要文章中大量引用了它。他的核心問題很簡單：如果外交文化存在如此深刻的沖突，那么在西方力量占主導之前，西方和中國的政治家到底是如何交往的？他的回答是，幻想為雙方的互動充當了潤滑劑。歐洲人執(zhí)著于一種幻想，即對華外交可能像在西方那樣，通過一系列會議和談判就貿易或其他事項達成協(xié)議和條約。因此，他們往往沒有意識到，其使節(jié)在朝貢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本身就使他們成了皇權的正統(tǒng)性證明。清朝領袖也抱有幻想，認為西方使節(jié)接受了他們在“朝貢體系”中的角色，他們叩頭就是肯定了該體系的原則，證明了中華文明的吸引力和天子的地位，而不是為了經濟利益他們才勉強接受禮儀上的要求——這往往才是實際情況。與費正清一樣，衛(wèi)思韓認為雙方自欺欺人的做法是危險的，尤其對中國而言：“對禮儀的關注，以及因此產生的對表象的關注，造就了一種危險的、對幻想的依賴，而這會成為中國外交政策里長期存在的缺陷。”

但衛(wèi)思韓是一位謹慎的歷史學家，非常注重豐富的文獻資料來源。他逐漸感到，雙方并沒有表面看上去那般受到幻想的束縛，于是對“朝貢體系”思想越發(fā)大失所望。在漫長的暮年，他徹底放棄了費正清的模式。他宣稱，它是一場“毀滅性的失敗”，需要被取代。他四處尋找替代方案，與其他歷史學家交換意見，其中很多人也有同樣的擔憂。

這當中最著名的是何偉亞，他對馬戛爾尼使團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表明，與其說英國的失敗緣于文化之間的沖突，不如說是與帝國之間的沖突有關。何偉亞在他具有驚人獨創(chuàng)性的工作中指出，像費正清這樣的學者過于依賴英國視角。他認為，只有在講述英國人的說法同時，也講述清朝的說法，這才是公平的。誠然，清廷確實采用了“以中國為中心”的話語體系，但清朝的賓禮話語體系和實踐必須從他們本國的角度來審視。賓禮幫助清朝統(tǒng)治者在禮儀活動的空間中精心調和與眾多藩主的互動，這有助于維護復雜的統(tǒng)治系統(tǒng)，將多種政治結構編織成綿延長久但不斷變化的形態(tài)。他尤其欣賞清朝統(tǒng)治者的方式，他們不局限于中國的禮儀體系，將皇帝作為溝通天人之際的最高媒介，還與其他禮儀和信仰體系合作，并將其納入自己的統(tǒng)治之中：佛教的“普遍王權”，蒙古—突厥的可汗制度，以及回部的首領體系。他贊賞清朝的“包容性政治”（“差序包容”，politics of inclusion）。

其他多位歷史學家也通過不同的范式批判性地探討了“朝貢體系”的概念。其中一些人關注清朝的中亞特征，認為朝貢體系話語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作用于這個龐大的多民族國家的不同區(qū)域和諸多鄰國。其他歷史學家則表明，清朝統(tǒng)治者并沒有被“朝貢體系”的話語所束縛，而是有能力根據情勢進行調整，改變他們的目標、手段和理想，有時會通過與西方國際關系十分接近的方式與他國交往。

這并不意味所有歷史學家都拋棄了“朝貢體系”這個術語，甚至連何偉亞也認為它仍是有用的。一些人認為，“朝貢體系”或“中國的世界秩序”這兩種表述可以視作一種“語言游戲”和一套話語體系，為不同使用者的不同目的服務。有些人使用“朝貢體系”這個術語的方式與費正清截然不同，例如，認為它是將東亞世界接合成一種文化和經濟單元的一系列外交和經濟實踐，其中較小的衛(wèi)星國“朝貢體系”完全反映著以中國為中心的體系。其他人則強調小國運用“朝貢體系”的方式，顯示出它們如何調整它，從而使其適應本國的地緣政治目標。

還有些學者表明，即使在東亞內部，“朝貢體系”也存在爭議，有些國家看似接受了在“中國的世界秩序”中低下的角色，實際上卻對這種稱臣納貢的位置提出異議或故意利用其模糊的含義。

有時，一個國家可能派出了一名地位對等的使節(jié)，卻按照以中國為中心的論調受到接待，從而產生挫敗感。有時，一個國家可能會堅決不允許其使臣被稱為“貢使”，正如葡萄牙人在1752年所做的那樣：他們在澳門張貼告示，宣稱葡萄牙使團并不是來“進貢的”，但他們在首都所受的接待仍然是按傳統(tǒng)的“朝貢”話語框架安排的。在這種情況下，通常雙方都允許此種模棱兩可的狀態(tài)繼續(xù)存在。

但這種模糊性不應被理解為幻想。有意的模糊是維持朝貢體系框架和東亞外交秩序穩(wěn)定的關鍵之一。例如，德川幕府抵制以中國為中心的秩序，堅持認為日本既不低人一等，也不是中國的藩屬。那么，清廷與德川幕府如何交往呢？通過間接迂回的變通辦法——“靜默外交”，讓各自的臣民能夠進行貿易，甚至允許一些高層次的交流。與此同時，幕府試圖以其駐地為中心，建立自己的“朝貢體系”。國內各地藩主被要求每年前往江戶朝見（參覲交代），荷蘭人也要如此。幕府試圖將琉球人和朝鮮人也納入這種“朝貢體系”的安排之中，但琉球和朝鮮派往日本的使臣采取了模糊的處理方式。例如，朝鮮人確曾出使江戶，但他們堅持認為兩國最多也只是平等關系。問題在于，朝鮮在以清廷為中心的秩序中接受了藩屬地位，這意味著，說朝鮮與日本地位平等就是說日本地位低于清朝，而這是幕府無法接受的。因此，他們通過偽造、虛構尊稱等方式來巧妙處理兩國關系。模糊性在朝鮮和日本的關系中至關重要。

這樣的安排奏效了。在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東亞體系保持了穩(wěn)定和相對和平。或許，幻想是有用的。這是衛(wèi)思韓晚年得出的結論。他寫道，人們不應該像他曾經所做的那樣，貶低外交關系中的幻想，因為“調整出雙方都能接受的場面是真正的政治藝術”。

▍跪拜叩頭之禮，是否意味著屈服？

然而，在1795年，無論是荷蘭還是清廷，似乎都不需要借助于幻想。德勝、范罷覽以及他們的上司理解并接受了東亞外交的原則。他們明白，向皇帝或幕府進獻禮物并行跪拜叩頭之禮，并不像在歐洲文化背景下那樣意味著屈服或支配的關系。叩頭這一姿態(tài)所顯示的，不僅是對個人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對宇宙秩序的尊崇。實際上，叩頭正是在積極維護這種秩序，正如皇帝向上天和祖先叩頭，有助于彰顯世間的和平一樣。不必擔心這樣做會形成國家間的等級制度，這反而有助于建立一個和平、仁慈的世界。正如布蘭德利·沃馬克所指出的，接受在東亞背景的差序格局中處于較低的位置并不意味著失去尊重。相互尊重是東亞差序格局運行的關鍵，而禮儀則是維護尊重、保護弱勢一方和明確強者責任的關鍵。

荷蘭人明白這一點。德勝和范罷覽認為向北京叩頭沒有問題。問題在于，其他歐洲人未必持相同看法，因此他們對荷蘭人的默許做出了負面的描述。范罷覽的一位法國熟人就曾寫道：“當他跪下來，臀部以優(yōu)美的方式上下晃動時，所有官員都在場……他贏得了當局的贊賞，但據說他練習了六個月。”

歐洲的情況在發(fā)生變化。19世紀上半葉，早期現代外交的靈活性催生了一個行事更加一致、更具普遍性的新時代，職業(yè)外交官以我們以為現代的方式代表他們的君主。正如克里斯蒂安·溫德勒所言，這是外交實踐的“鞍形期”。即便如此，歐洲國家（或代表它們的國家）直到19世紀晚期才能單方面強制推行其外交準則：外交是跨文化的接觸，外交實踐和規(guī)范在多元環(huán)境中不斷演變，是特定互動和妥協(xié)的結果。英國人處于這種變化的前沿，開始堅持建立一種基于自身利益進行交往的理性主權國家新秩序。直到最近，學者們都認為他們這樣做是正確的。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不同的過去，也能看到一個不同的未來，這是荷蘭遣使這類事件值得重新審視的原因之一。它有助于展現一個與我們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歐洲模式尚未普及、“文化沖突”尚未被預設為必然的世界。這里涉及的文化比英國主導的敘述所說的要靈活得多、容易滲透得多。率先對荷蘭和英國使團進行細致比較的帕特里夏·奧尼爾提出，如果聯省共和國沒有垮臺，荷蘭人可能會指引出通往未來的另一條道路：“在以中國為中心的語境下與中國建立關系。”我們無從得知她的看法是對是錯，但很明顯，荷蘭人比英國人更愿意適應其他方式，至少在東亞如此。荷蘭人已經這樣做了將近兩個世紀，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中，他們還將繼續(xù)在日本的朝覲之旅。因此，1795年的使團確實指向了中西方關系的另一種模式。

但我認為，這也讓我們想到了其他事情：外交并不總是為了達到特定的目的，它也可以是維護關系的一種方式。在東亞，遣使不是為了談判，而是為了紀念和慶祝：慶祝新的一年，祝賀新的皇帝、國王或將軍，紀念逝者，等等。盡管有時會派遣使臣進行具體的談判，但理想情況下，使臣不應該只是為了達成交易而來，就像我們不喜歡無事不登門的朋友一樣。理想情況下，外交是建立和維護關系。

這并不是說使臣和東道主皆非別有用心。在日本，荷蘭人明白他們在幫助幕府家族合法化方面要扮演一定角色，而幕府則將外國使團作為向其臣民宣揚自身合法性的手段。同樣，在1794年，清廷渴望接待德勝，因為他的到來顯示了清室以及皇帝本人的魅力已蔓延至整個世界。至于荷蘭人，他們的動機是與清朝建立更緊密的關系，展示比英國人更佳的形象。他們還希望利用此次訪問來改善廣州的局面。

但是，派遣1795年使團的荷蘭官員明白，談生意、獲利益不應該是他們的首要目標。他們滿足于派遣一支“禮節(jié)性使團”。

▍荷蘭使團：寒暄式外交的一次實踐

禮節(jié)性使團，這個想法在許多學者看來簡直匪夷所思。一個西方國家——哪怕一個代表國家的組織，怎么可能浪費時間和財富在這樣一件毫無用處的事情上？然而，荷蘭領導人非常清楚禮節(jié)有多么重要，特別是在東亞。向幕府將軍叩頭，然后維持唯一獲準在日本從事貿易的西方人的地位。向皇帝叩頭，然后讓他想到荷蘭人與清朝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系。

英國人也知道禮節(jié)的重要性，馬戛爾尼使團的表面目的正是“補充和調和”。但是，他的指令和舉動則表明，他的主要目標是把事情辦妥。正如何偉亞所展示的，馬戛爾尼僅僅將此次訪問的禮節(jié)性部分視為過程的前半段，后半段就是生意時間。當談判開始時，他就能夠取得——他希望如此——自由通商的權利，并在中國沿海獲得常住地。生意時間從未到來。對清廷來說，遣使的意義在于禮尚往來：筵宴、表演、火戲。最終，馬戛爾尼堅持要討論他荒誕不經的要求，這令人惱火，以至于皇帝和軍機處決定將他攆出京城，并在他惹出禍事之前盡快將他打發(fā)回自己的國家。英國人不斷要求和索取，就像一個壞朋友。

人類學家布羅尼斯瓦夫·馬林諾夫斯基在思考語言的眾多用途時，著迷于看似平平無奇的慣用語，比如“你今天怎么樣？”或“天氣不錯，對吧？”。這些話語并沒有實現任何明顯的信息共享或表述功能，但它們似乎非常重要。他認為，它們的目的是維持“聯合的紐帶”，創(chuàng)造“社會交往的氛圍”。他感到它們需要一個名稱，于是他發(fā)明了“寒暄交談”一詞，以此來強調它們通過某種社交情感或其他方式“將聽者與說話者綁在一起”的作用。

或許，我們可以使用“寒暄式外交”來指代具有類似功能的外交行為：在國家之間建立聯系紐帶或制造交往的氛圍。在這個意義上，東亞外交的理念是以應酬交際為導向的。各國使節(jié)前來慶祝、道賀、紀念。這并不是說東亞國家沒有進行其他類型的外交活動。在東亞的使團也可以實現常見的工具主義目標：通商、情報搜集和結盟。在東亞，外交活動有時以非常西方的方式進行。同樣，在西方，外交官也參與應酬式外交，送上賀詞，參加慶祝活動，贈送社交禮品。西方和東亞的外交文化各自包含了多種元素。

重點在于，理想形式下的東亞外交突出了寒暄交際。遣使最重要的目的是將世界各國聯系在一起，形成某種群體。這就是為什么人們常用描述家庭關系的詞語來形容這些關系，中國是父親或兄長，其他國家是孩子或幼弟。外交是儒家的“禮”在國際層面上的表達。萬邦同心，天下一家。

大多數派遣使節(jié)前往中國的國家都明白，外交并非只是討價還價、換取讓步和簽署條約。正如衛(wèi)思韓晚年所寫，遣使訪華的亞洲國家展現出“一種政治藝術，其重點不同于歐洲外交，不在于通過談判達成可履行的承諾——至少在原則上如此——而在于維護一種交流和互動的制度，雙方都認同這種制度的合法性，并且能夠在情況變化時做出調整”。

1795年的荷蘭使團是寒暄式外交的一次實踐，它有助于我們對中西方的外交互動形成新的認識：這不是一場沖突，而是一種彼此滿意的互動。我們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傾向于從戰(zhàn)略、自身利益、權力和支配的角度思考問題，這是有益的；但我們不能忘記歷史和生活中還有更多東西：相互關聯的喜悅，活著的喜悅，對我們存在于這個世界本身的喜悅。

荷蘭賓客在紫禁城和圓明園受到盛情歡迎，不僅因為他們叩頭的舉動強化了王朝秩序，而且因為讓這些充滿異域情調的外來者加入節(jié)日慶典本身就充滿樂趣。請他們觀賞冰嬉，鼓勵他們和滿洲健將一起滑冰。邀請他們參加夜晚的詩會，看燈籠在雪中閃爍。帶他們欣賞私密的表演，在自家的廚房為他們準備最可口的食物。領著他們參觀皇室最美麗的后寢區(qū)。歡迎他們，不僅僅因為你是皇帝，你的慷慨舉世聞名，也是因為你喜歡這個季節(jié)，享受天下各族人民朝見的紛繁熱鬧，以及他們的民族服裝、語言和不同風俗。

使臣們，請你們泰然處之。也許你們會納悶，為什么和皇帝的首次見面是在寒風凜冽的戶外。也許你們不明白，為什么滿族滑冰手要猛摔在地。也許你的雙腳凍僵了。也許你們厭煩了被早早吵醒，坐在顛簸的大車上四處奔波。也許不能坐椅子只能坐墊子讓你痛苦難挨。

不要緊，配合下去，你會開始理解的。沒錯，這里與歐洲有天壤之別，但生活的美妙之處不就在于，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體驗和別樣的風景？

《最后的使團：1795年荷蘭訪華使團及被遺忘的中西相遇史》

作者：[美]歐陽泰（Tonio Andrade）

譯者：張孝鐸

書號：978-7-5217-7735-2

定價：88.00元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

出版時間：2025年9月

【內容簡介】

1793年，英國派遣馬戛爾尼使團訪問中國慘遭失敗，歐洲輿論一片嘩然。然而，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失敗并沒有讓所有歐洲國家裹足不前。僅僅兩年后，179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以恭賀乾隆皇帝登基六十周年為名，派遣使團來華為乾隆皇帝慶祝，成為鴉片戰(zhàn)爭前最后一個被中國皇帝正式接見的真正的歐洲外交使團。

一個是有著“海上馬車夫”之稱的貿易強國——荷蘭，一個是正值康乾盛世的文明古國——清朝。他們的相遇會對世界產生怎樣的影響？為何相隔僅兩年，英國使團和荷蘭使團出訪的結果迥然相異？又為何荷蘭使團這段圓滿的出訪會被曲解，甚至隱于塵囂？

作者回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中，重新審視了頗具西方中心主義的敘事，發(fā)掘東西方文化交流中被遮蔽的豐富紋理。通過講述荷蘭使團旅途中的奇聞異景，歐陽泰融微觀史敘事與宏大歷史思考為一體，對外交史中傳統(tǒng)的“文化沖突論”進行了反思，不再把18世紀末的中西交往簡單歸結為“開放”與“封閉”、“進步”與“落后”的文明沖突。

1795年荷蘭使團的訪華之旅為全面看待18世紀的中國和中西方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幫助我們果決地突破“文化沖突”敘事，為眺望18世紀末的中國和世界打開了一扇窗。

【作者簡介】

歐陽泰（Tonio Andrade），美國漢學家，埃默里大學東亞系主任、教授。耶魯大學博士，師承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歐洲史專家帕克（Geoffrey Parker）。主要研究領域為全球史視角下的中國史、東亞史、社會史以及殖民主義比較研究，尤其對中國軍事史、中西交流史、明清與荷蘭東印度公司關系史等有深入研究。著有《從丹藥到槍炮：世界史上的中國軍事格局》等。

【目錄】

序言 文化沖突？

第 1 章 中 心

第 2 章 中國迷

第 3 章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第 4 章 三角洲

第 5 章 廣 州

第 6 章 前路茫茫

第 7 章 穿越御路：船行南方

第 8 章 步入寒冬

第 9 章 北 京

第 10 章 冰 嬉

第 11 章 備受榮寵的客人

第 12 章 新 年

第 13 章 紫光閣 考終命 游寺院

第 14 章 圓明園

第 15 章 上元節(jié)

第 16 章 再見，北京

第 17 章 取道直隸和山東

第 18 章 航向春天：走運河，下江南

第 19 章 浙江和江西

第 20 章 前途未卜

結語 備受爭議的使團與中西方關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