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們日常以調侃為主討論特朗普，但我今天決定換個角度。在美國啟動關稅戰半年的時刻做一個小結。

拋開特朗普的一切荒唐言行，2025年的特朗普關稅戰用半年時間試出了世界各國的底線，某種意義上其實是一個高效率的戰術。考慮到美國總統是個沒法做長遠計劃的職位，半年時間試出了應該如何與世界各國相處模式和底線，當我們選擇理性看待的時候，不能不說，這確實是一個高效率的、符合特朗普本人人設，且有效的辦法。

哪些是離不開美國的，會無條件投降；

哪些是會妥協投降的，被虛空造牌挾制；

哪些是會在口頭反制或有效反制手段的；

哪些是美國不但打擊不到，甚至還惹不起的。

雖然大概的結果和世界的格局也沒有太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但重要的是以前的認知只是意識形態里面的認知，而不是用實力驗證的結果，也不是各國用各自的妥協條件和談判底線彰示出來的結果。

備注：美國的G2說法，對國家來說也許沒有意義，因為這是美國想走的路，不是中國發展的方向；但對中國的個人來說很有意義，特別對一些相信祖國崛起了但沒那么堅定的人，對一些受歐美主流敘事影響太深，還有迷信和猶豫中的人；對另一些還生活在“外國的月亮比較圓”的幻夢中的“大殖子”們來說，則更很有意義。

某種意義上也再度證實了國人對“川建國”稱呼的預見性，因為我國同樣在這場關稅戰中看到了世界的底線。畢竟被美國傷害后，很多國家加強合作的對象確實都是中國。相當于美國用自毀聲譽的方式幫助我們取得了全世界的進一步認同。

下面我們進入正題。

2025年初，隨著特朗普政府以“公平貿易”為名重啟高關稅政策（覆蓋鋼鐵、半導體、新能源等6大領域），世界各國面對美國貿易大棒的壓力測試，展現出了截然不同的應對策略。

這場關稅戰如同一面照妖鏡，映照出各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真實地位和戰略選擇。

無條件投降派：安全依附國的必然選擇

在特朗普宣布關稅政策后，一批國家幾乎未作任何抵抗便接受了美國的條件。

越南在關稅政策公布次日（1月15日）即與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簽署《雙邊貿易便利化協議》，主動降低對美汽車關稅（從35%降至15%），并承諾3年內對美國云計算、AI服務市場開放度提升至90%。

以色列的反應更為典型——1月10日（早于美國正式實施關稅3天），以總理內塔尼亞胡宣布“即刻取消所有美國進口商品關稅”，其在社交媒體稱：“與美國保持零壁壘貿易，是以色列經濟安全的基石。”

柬埔寨在3月美國對其紡織品加征“對等關稅”（從10%升至25%）的當天，即簽署《美柬貿易調整備忘錄》，擴大對美大米出口配額（年增20萬噸）以換取關稅豁免。這些國家的共同特點是軍事上深度綁定美國同盟體系（如越南加入美印澳“四邊機制”、以色列為美在中東核心盟友），經濟高度依賴對美出口（越南對美出口占其總出口28%、以色列占35%），缺乏與美國博弈的籌碼。它們的無條件投降，暴露了安全依附關系下的戰略脆弱性。

談判妥協派：利益交換的現實主義

第二類國家試圖通過談判爭取更好條件，但最終仍在壓力下做出實質性讓步。

歐盟作為美國傳統盟友，1月20日宣布對260億美元美國商品（波本威士忌、皮卡等）加征25%反制關稅。但經過6輪談判（4-9月），歐盟最終接受年內向美投資6000億美元（重點投向半導體、新能源）+ 未來5年采購7500億美元美國LNG的方案，換取關稅戰“休戰”。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稱：“這是避免兩敗俱傷的現實選擇。”

日本和韓國在經歷短暫猶豫后，也走上了談判桌。

日本3月承諾開放大米、小麥等農產品市場（對美關稅從15%降至5%），并宣布未來3年對美直接投資5500億美元（主要集中于電動車電池產業鏈）；

韓國4月以“暫停對美芯片出口限制調查”為條件，換得汽車關稅維持15%（原擬提至25%）。

這些國家的妥協揭示了中間路線的困境：既想維護戰略自主（如歐盟強調“去風險”而非“脫鉤”），又不愿承擔與美國全面對抗的代價（日韓均擔憂美軍基地撤離風險），最終選擇了以經濟利益換取市場準入的現實主義道路。

口頭反制派：雷聲大雨點小的表演

部分國家最初反應強烈，宣布各種反制措施，但最終未能轉化為實際行動。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1月曾強硬表態“加美傳統關系已經結束”，并宣布對美國汽車零部件加征10%反制關稅。3月14日卡尼接任總理后，延續了對美強硬姿態，但隨著美國威脅“切斷對加關鍵礦產出口”（加拿大稀土產量占全球15%依賴美國加工技術），9月卡尼政府已悄悄取消大部分反制措施，僅保留對美威士忌的象征性關稅。

墨西哥1月推出《國家產業振興計劃》（含18項本土工業補貼），聲稱“減少對美制造業依賴”。但受美國海關“延長通關時間”“提高原產地核查標準”影響，墨西哥對美出口1-10月同比下降12%，計劃實效有限。

印度1月宣布對美國蘋果、Harley Davidson摩托車加征20%報復性關稅，但在美國4月“豁免印度仿制藥原料進口關稅”后，6月印度主動下調部分農產品關稅（大豆、玉米），換取美放寬H-1B簽證配額。這類國家的特點是言辭強硬但行動謹慎，反映了它們既想維護國家尊嚴（如印度強調“戰略自主”），又不愿與美國關系徹底破裂（依賴美軍事援助、技術轉移）的矛盾心態。

堅決有效反制派：中國

在2025年的關稅戰中，中國是唯一實施堅決且有效反制的國家。

面對美國1月將部分中國商品關稅提高至84%（涵蓋機電、紡織等），中國立即宣布對等反制：對美農產品（大豆、豬肉）、汽車、芯片加征84%關稅；

10月美國進一步提升部分商品關稅至125%后，中國同步對美能源（液化天然氣）、飛機、半導體設備加征125%關稅。

這種“對等+精準”的反制策略效果顯著：美國農業部數據顯示，1-10月美對華農產品出口同比暴跌42%；美國商會10月報告稱，在華美企因關稅戰損失超200億美元利潤，超60%企業呼吁政府緩和關系。

中國之所以能實施有效反制，核心在于全產業鏈優勢（聯合國產業分類41個工業大類全覆蓋）、14億人口的超大規模市場（內需對GDP貢獻率超80%），以及“不依賴美國安全保護”的戰略自主性（國防現代化自主率超90%）。

當美國關稅大棒遭遇對等回擊時，其殺傷力被顯著抵消。

半年小結：中美握手“言和” 世界松一口氣

10月30日，特朗普在APEC峰會期間公開表示：“G2模式或許可行——與中國合作解決全球問題。”這一表態被視為對“中國不可替代”地位的默認。

隨著關稅戰進程的深入，世界各國對美貿易關系的光譜已清晰可見：從越南、以色列的“無條件投降”，到歐盟、日韓的“妥協談判”，再到加拿大、印度的“口頭反制”，最終凸顯中國的“有效反制”。

每個國家的選擇，本質上都是綜合國力、戰略自主性與利益權衡的結果。某種意義上，美國通過這場關稅戰驗證了一個現實：除中國外，沒有國家能或愿承受與美國全面貿易對抗的代價。

而中國用行動證明：“G2”可以是美國的憧憬，但中國的戰略目標是“多邊共治”下的平等合作。

備注：G2（Group of Two）概念由美國經濟學家弗雷德·伯格斯滕2009年提出，原指中美組建非正式伙伴關系共同領導全球事務；中國始終強調“多邊主義”，反對“中美共治”的排他性框架（見2025年中國外交部《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白皮書）。

關鍵信息與數據來源（2025年1-10月已公開事實）

越南與美國簽署《雙邊貿易便利化協議》：越南工貿部1月16日公告。

以色列取消美國商品關稅：以色列財政部1月11日聲明。

歐盟對美投資6000億+采購7500億LNG：歐盟委員會9月談判成果文件。

中國對美反制關稅措施：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1月、10月公告。

美國在華企業損失數據：美國商會《2025年在華美企白皮書》。

G2中國立場：中國外交部2025年《全球治理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