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女性可以不戴頭巾了？教士們突然想開了還是被迫妥協？

大家好，我是烏鴉。

11月3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向學生和烈屬發表講話時表態，除非美國停止支持以色列、撤出中東軍事基地、放棄干涉內政，伊朗才可能考慮跟美國“合作”，“近期”絕無可能

此番表態可稱強硬，但有時候得承認，越缺什么越喊什么。伊朗當前國內的情況，未必能這么強硬，至少從趨勢上說并沒有這么樂觀。

前段時間，伊朗“權宜辨識委員會”正式宣布，將不再強制執行婦女必須在公共場合佩戴頭巾的《貞潔與頭巾法》

消息傳出后，伊朗各大城市出現了一股婦女拋下頭巾的景象。

(來源：Nbcnews)

這看來是一件小事，但這是在伊朗，頭巾這個問題不是一個人的個性問題，也不是一個婦女權益問題，而是嚴肅的政治問題，無論對于其哪個政治派別，頭巾政策上的變化都具有巨大的象征意義

頭巾的松綁，背后其實是伊朗兩派的一場博弈，而且，展示出“保守派”做出了妥協。

在總統佩澤希齊揚為首的勢力推動下，伊朗國家安全委員會和議會早在今年5月就已經宣布擱置了《貞潔與頭巾法》，那時候就已經有很多婦女出門不戴頭巾了。近期這一次，則是在擱置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全面凍結了頭巾法。

而這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直接受命于最高領袖的機構。

(權宜辨識委員會委員會，也叫“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

而這個“權宜辨識委員會”，也是一個由高級教士為骨干組成的協調機構，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在世俗議會和教士組成的“憲法監督委員會”出現分歧時進行裁決，本質上也是“保守派”占優勢的平臺。

所以很多時候真是不能看人說什么，要看ta實際做什么。所謂“改革派”和“保守派”在伊朗之爭，相信很多朋友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只是未必能預計到如今兩者的勢力對比已經發生了這么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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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列維王朝以后，接手政權的霍梅尼在伊朗建立的新秩序核心思想，是宗教監督世俗，即“法基赫監護”

在這一機制下，伊朗的憲法和法律需要從宗教的角度出發。由什葉派教士組成的專家會議，憲法監督委員會事實上擁有超過世俗議會的權力，并對最高宗教領袖負責。

而圍繞在這些高級教士身邊的革命衛隊，以及革命衛隊附屬的巴斯基民兵則成為了他們的武力支撐。這就形成一個穩定的利益共同體，也就是所謂的伊朗“保守派”陣營，試圖對內強化伊朗的宗教純潔性，對外一邊輸出革命，一邊與美國、以色列徹底決裂。

那么所謂“改革派”是什么呢。

咱們說那場“伊斯蘭革命”，聽起來無疑是宗教勢力主導，但事實上推翻巴列維王朝的這整場革命，更應該說是一場全民活動，這里面不只是教士在發力，世俗各方也廣泛參與，甚至，原本親巴列維王室的勢力也并不純粹，很多在革命后也并未遭遇清算，融入到伊朗的正常政治生活當中。

那么在眾多紛繁復雜的勢力中，強烈反對宗教集團政策、與所謂“保守派”針鋒相對的也大有人在（甚至包括宗教集團當中的一些異見勢力），這就形成了所謂的伊朗“改革派”

這股勢力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隨著兩伊戰爭結束，以及霍梅尼和哈梅內伊的權力交替而逐漸形成。

彼時他們實力羸弱，沒什么話語權。從1979年至1997年，伊朗完全跟著保守派的腳步走，教士、民兵和革命衛隊組成的聯盟似乎牢不可破。

但隨著穆罕默德·哈塔米的崛起，“改革派”登上政治中心舞臺，齒輪從這里開始轉動。

(哈塔米)

這里面咱們得知道一個背景，那就是“伊斯蘭革命”之后至今，伊朗長期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制裁，其國民經濟發展態勢很大程度上受美西方制裁的收緊或松動影響

哈塔米上臺之際，正是伊朗經受了兩伊戰爭和外界經濟制裁后，失業率高漲，經濟缺乏活力，而全球形勢卻因為冷戰結束，處于經濟繁榮期的時代。

彼時的伊朗，60%的人口處于30歲以下，現實的經濟困境，顯然有著超越信仰的趨勢。

這也是哈塔米雖然名望不顯，卻能在1997年以70%的得票率贏得總統選舉的原因所在。在他競選期間，伊朗的18個“改革派”黨團全都站在了他這邊。這些支持者里面，既有大量的世俗知識分子、婦女和工人，也有像他一樣，雖然穿著長袍，戴著頭巾，卻不支持“教法化”的宗教人士。甚至連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的弟弟哈迪·哈梅內伊也為他全力站臺。

當時，橫在他面前的第一道壓力，就是當時已形成的“政治正確”——法基赫監護是不變之法，最高領袖的指令不能違背。

(薩義德.哈賈里安)

對此，“改革派”的理論家薩義德·哈賈里安表示，最高領袖日理萬機，既要管理宗教事務，也要處理世俗問題，那他老人家肯定也不能只代表宗教利益，也有照顧世俗利益，維護國家利益的義務。因此，在有利于國家利益的前提下，符不符合教法是次要問題。

換言之，這就是把一個顛撲不破的絕對權威，轉化為“國家利益”的解釋權問題。

他還建議哈塔米通過主抓輿論權，與群眾運動結合，以此獲得與“保守派”討價還價的能力。

哈塔米踐行了哈賈里安的路線，大刀闊斧地進行了改革。在地方事務上，哈塔米一改以往伊朗各地事務被教士和保守派軍人掌握的局面，要求各省搞地方議會。

在財政上，哈塔米把改革的矛頭對準了伊朗大大小小的宗教基金和革命衛隊控制的企業。畢竟，從1989年哈梅內伊上臺以來，這些企業和宗教基金一直都享有不納稅、不接受審計、不對外公開經營信息的特權，控制了伊朗能源、通訊、基建相關的不少產業，每年還要享受來自財政部的撥款。

(先知印章建設公司，由革命衛隊控制的伊朗最大土建企業)

哈塔米要求，以后革命衛隊和宗教機構必須向接受透明化管理才能拿到政府的預算，納稅，審計和透明化經營，一樣也不能少。

哈塔米還試圖推行政治改革，尤其是多次提議修改憲法，限制憲監會的權力。這個方向簡單說就是政教分離，因為憲監會憑宗教人士就能裁決世俗議會的法案，甚至審查議員，總統和各地省長的競選資格。

不僅如此，哈塔米還極力主張放松對文娛作品，新聞傳媒方面的審查，鼓勵女性接受大學教育，并在經濟上也推行自由化。

一通操作之下，伊朗保守派一度贏得了1999年大部分省份的多數席位，許多80年代被審判的人也得到了大赦。

但“改革派”成分上的復雜性逐漸顯露出來，實際上哈塔米的支持者們對改革的最終目標究竟是什么，并沒有一致的意見，哈塔米本人也不贊成在改革上更進一步，因為他擔心這樣會帶來混亂，更何況他本人其實還是法基赫監護的擁護者。

在這種情況下，“保守派”很快就對哈塔米發起了反擊。

(1999年抗議活動)

1999年7月，由于“改革派”媒體《薩拉姆》指責革命衛隊涉嫌腐敗，“保守派”將其關閉，引發了大量的“改革派”支持者抗議。保守派在此期間組織了一場強有力的反擊，不禁用巴斯基民兵壓下了抗議活動，還指責哈塔米政府“離經叛道”。

改革派的理論家哈賈里安遭到暗殺，一度瀕死。連哈迪·哈梅內伊等支持改革的教士也多次遭到街頭襲擊，差點被打死。而哈塔米也因為在一系列的對抗活動中無能為力，讓支持者大失所望，威信掃地。

緊接著，哈塔米內閣的多名成員被議會罷免，他任命的內政部長阿卜杜勒·諾里因為涉嫌“侮辱宗教價值觀”，被送進了監獄。哈塔米有關限制憲監會權力，增強總統職權的提案也被否決。

(哈迪.哈梅內伊遭到100多名暴徒毆打的新聞檔案 來源：耶魯大學圖書館)

哈塔米雖然到2005年才卸任下臺，但他的政策實際上在1999年就已經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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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塔米卸任后，“保守派”正式“收復失地”，艾哈邁迪·內賈德連續贏得了2005年和2009年的總統選舉，保守派力量在世俗政壇卷土重來。

內賈德執政期間，“改革派”支持者不服2009年的大選結果，一度發起了時長數月，波及全國的綠色革命，顯示他們的政治存在。

2013年，隨著哈桑·魯哈尼當選總統，“改革派”又迎來了第二春。

(魯哈尼當選，接替內賈德)

魯哈尼和哈塔米一樣是教士出身，他曾經擔任過哈塔米的國家安全顧問，負責與歐盟國家進行核談判。他繼承了哈塔米的大部分政策主張，所任用的人馬，大多也是哈塔米時代的改革參與者。

魯哈尼上任時，因為國際油價下跌，加上伊朗國內通貨膨脹嚴重，伊朗的經濟發展面臨巨大的困難。而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又發生了一系列的“阿拉伯之春”顏革

在這種局面下，魯哈尼試圖從外交上尋找突破口。他主張將核問題作為談判籌碼，先和西方世界改善外交關系，解除制裁，甚至吸引外資，從而提升經濟活力。再慢慢地在社會面貌，政治方面進行推動。

幸運的是，魯哈尼第一個任期，正好遇到了奧巴馬時代。美國當時正急于從中東抽身，愿意與伊朗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

最終，2015年，伊朗在維也納與國際原子能機構達成協議，同意限制核活動。與會的美國、歐盟也在隨后取消了對伊朗的經濟制裁，伊朗與西方世界，以及海灣阿拉伯國家的關系得到改善。

伊朗國內的經濟形勢也一度因為伊核協議的達成受到正面反饋。協議的達成直接讓伊朗獲得1000多億美元的資產解凍。

2014年至2017年期間，伊朗的外貿總額從1500多億漲到了1770多億美元。通脹率從40%降到了10%，人均GDP也從，伊朗甚至還在此期間吸引了數十億美元的外資，經濟活力明顯增強。

社會方面，魯哈尼時期使伊朗互聯網普及率從40%提高到70%，女性參與政治選舉和公共活動的頻率也大大提高，尤其是2017年大選，伊朗女性的投票率首次超過了60%，伊朗一度被認為在“走向復蘇”，以至于外界紛紛認真討論起了伊朗是否能把人均GDP從當時的5700多美元提升到1萬美元。

(伊朗歷年GDP，可見國際制裁的影響)

然而，伊朗“改革派”的問題就在于，其“內政成績”極大程度賴“外交關系”

隨著特朗普首入白宮，并在2018年最終撕毀伊核協議，重啟對伊朗制裁，伊朗的外部形勢又變得惡劣起來，外資，外貿，貨幣匯率等領域紛紛傳來噩耗，魯哈尼的“改革成果”，瞬間跌回了原點。

等到2020年疫情爆發，經濟形勢雪上加霜，魯哈尼的日子更難過了。

保守派也乘機發力。他們一邊指責魯哈尼的改革是“表面文章”，一面在2020年通過憲監會，剔除了大量的改革派議員，從而贏得議會多數席位，使得魯哈尼根本沒辦法通過他的改革法案。

魯哈尼此后再也難有什么作為，在2021年卸任下臺。“保守派”推出的易卜拉欣·萊希成為總統后，伊朗的保守氛圍反而還變得比以往更為濃重了，外部形勢也更加嚴峻。

直到萊希于2024年意外死于墜機事故，“改革派”才重新得到了機會，把佩澤希齊揚推上前臺，當了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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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不難看出來，從哈塔米開始，雖然宗教保守力量始終占據國家權力的真正主導地位，但是政府的更迭一直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在兩派之間“有次序地”來回來去。那么這屆“改革派”的佩澤希齊揚政府上臺，跟以前的兩派來回翻燒餅能有什么區別呢？

唉，可能還真有點微妙的區別。

和魯哈尼一樣，佩澤希齊揚也是哈塔米的部下，曾出任哈塔米內閣的衛生部長。他的改革目標，也是和哈塔米如出一轍。

佩澤希齊揚上任之初，權力被保守派牢牢壓制，他的內閣班子里，內政部長、司法部長、情報部長等多人都是保守派“塞”進去的。他原本打算任命魯哈尼時代的外長扎里夫擔任副總統，結果扎里夫也因為保守派議會的阻撓，以及對佩澤希齊揚“軟弱”的不滿，兩次辭職。

(佩澤希齊揚和哈塔米)

至于佩澤希齊揚試圖推動的改革，在議會被保守派控制，根本沒什么施展空間。

不過換個角度看，“保守派”一方提前布設這么多的“安排”來防佩澤希齊揚，其實本來也顯示“保守派”的基本盤沒有以前那么穩如泰山了，被動防御的那邊才需要布雷。

形勢比人強。隨著2024年底敘利亞政權更迭，以及今年6月以色列空襲伊朗，伊朗“保守派”經營多年的“抵抗之弧”面臨崩潰的邊緣，這一系列失敗嚴重打擊了他們的威信，而更直接的是，大量革命衛隊高層干部被以色列“斬首”，使其元氣大傷

在這種情況下，佩澤希齊揚從7月開始便不斷造勢，一會兒聲稱要進行貨幣改革，給里亞爾的面值去掉四個零；一會兒又說首都德黑蘭缺水，要盡快遷都到沿海。此外，他還在核問題上主張重啟談判。在社會上給“保守派”形成了巨大的輿論壓力。

保守派在這種局面下，也不得不在世俗與教權之間尋求平衡，用社會和經濟問題上的妥協，避免觸動更深層次的變革，咱們一開始說到的關于女性頭巾的政策變動，就是這個道理。

而佩澤希齊揚的改革，目前來說也沒敢步子邁太大，并非觸及革命衛隊權力、法基赫監護等保守派的核心利益，“保守派”出讓的利益還在自己的可接受范圍。

從總體上說，跟哈塔米、魯哈尼時期比起來，現在伊朗的“改革派”政治能量確實要強大很多。要知道，哈梅內伊不僅事實上接受了社會層面的一些“改革”，他本人也年過八旬，萊希之前意外殞命，之后“保守派”這邊的路是更不好走

不過話說回來了，還是那句話，伊朗所謂“改革派”的內政，受外交影響極大。當年魯哈尼碰上了懂王1.0，現在好巧不巧佩澤希齊揚又碰上了懂王2.0。人家特朗普對伊朗打“核問題牌”是一點不感興趣，跟你是什么“改革派政府”還是“保守派政府”沒啥關系，直接繼續對伊“極限施壓”就完事；而同樣的理念，還來自以色列利庫德集團的政權。

想投降也沒地方投，這可能是伊朗“改革派”最后永遠難以攻克的一道坎了。

參考資料：

澎湃新聞：《伊朗正式廢除女性強制佩戴頭巾規定？還沒》
戰略洞察：《2004年選舉后的伊朗政治》
半島電視臺：《政治內斗頻發：伊朗應對制裁和揮之不去的戰爭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