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稻孫其人并不為當今學界所熟悉，更有甚者，學人有的不知道在歷史上曾有過錢稻孫這樣一個人物。

何天伊曾撰文指出：《中國醫(yī)籍大辭典》的編撰者不知錢稻孫其人，在介紹日本人鲇川靜所著的《中醫(yī)治療經驗》節(jié)譯本時，將錢稻孫節(jié)譯誤為“錢稻孫節(jié)”譯。

出身名門，青年時已學貫中西

說起錢稻孫，因他本人歷史不光彩，盡管是一個大翻譯家，但在解放以后一點也不著名。錢稻孫（1887—1966），浙江吳興人，出身官宦世家，也是書香門第，家學淵源，祖父錢振常是清代同治舉人，曾擔任禮部主事，做過紹興龍山書院山長（院長），晚年湛深經學，精于考據。

錢稻孫小時候隨祖父學習傳統經學，后因其父在清末曾任湖北留日學生監(jiān)督，1900年隨著錢氏家族留日求學大軍進入日本慶應義熟小學學習，畢業(yè)后升入成城學校，后又入日本東京高等師范學校附屬中學學習，完整地接受了日本的基礎教育，之后便赴歐洲留學，畢業(yè)于意大利羅馬大學。

其父是清末比較開明的外交家錢恂（1853—1927），于舊學新知都有所了解，曾任中國駐日、英、法、德、俄、荷、意等國使館參贊及公使。武昌起義后，錢恂領導了湖州光復活動，任湖州軍政分局民政長。

母親是單士厘（字受茲，浙江蕭山人），是我國最早邁出閨門、走向世界的知識婦女之一（比秋瑾、何香凝出國都還早），著有《癸卯旅行記》、《歸潛記》、《清閨秀藝文略》等。

是把俄國作家托爾斯泰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位女作家；也是最早把歐洲神話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人。

學術成績不菲，堪稱翻譯大家

錢稻孫早年翻譯的《神曲一臠》，被視為我國歐洲中古文學翻譯的開拓者，他也是國內翻譯介紹但丁第一人。

1921年，錢稻孫以離騷體翻譯的《神曲一臠》發(fā)表在《小說月報》上，后由商務印書館于1924年出版。

他的譯文讀來極有韻味，并且進行了極具趣味和知識性的詮釋，介紹了許多意大利乃至西方文化，被有人稱為20世紀早期“漢譯歐洲中古文學中的一枝奇葩”。其實錢稻孫最大的翻譯成就則是對日本古典文學的翻譯。

翻譯界有人士認為：錢稻孫有著深厚的日本語言和文字功底，他對日本文化的深刻理解不在周作人之下。

因此，他譯出了《萬葉集選》，受到中日學界的一致好評。所譯《東亞樂器考》，難度甚大，而錢譯之精妙，被一些學者稱為“不可思議”。

所譯近松門左衛(wèi)門、井原西鶴的作品，是公認的艱深難譯的日本古典名著。錢稻孫譯文則被認為“化俗為雅，俗中有雅”。

要說錢稻孫的成就，除了翻譯方面以外，他在音樂、醫(yī)學、歷史等學科方面都有杰出成就，如前面提到的《東亞樂器考》，被學界認為是研究東方各民族的音樂和東方文化史的極具參考價值的書籍。

早期關于史學、考古學的譯著，如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論》、原田淑人的《從考古學上觀察中日文化之關系》，另外還撰寫有《東方文化史叢考》、《日支交涉史話》等研究論文，在學術界都極具開創(chuàng)價值。

相識多為俊杰，卻獨與周作人為伍

錢稻孫1911年回國后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主事，同時為北京大學醫(yī)學院的日籍教授做課堂翻譯。日籍教授回國后，即在醫(yī)學院教人體解剖學課，以后又任北京大學講師，講授日文和日本史；

后升為北京大學教授，兼任國立北京圖書館館長；后又應聘為清華大學教授，講授東洋史，是位備受學術界尊重的名教授、學者、翻譯家。

他交游甚廣，早年在教育部時和魯迅是同事，兩人交往頗多，關系密切。魯迅在他日記中多次提到與錢稻孫一起吃飯喝酒，游逛琉璃廠書肆，互贈書籍等等。在魯迅任教育部僉事的日記中，像這樣記述他與錢稻孫的活動比比皆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在一起設計了中華民國的國徽。

1912年8月周樹人、許壽裳、錢稻孫三人接受負責設計國徽的任務。他們三人中許壽裳長于政治與哲學研究；

魯迅對歷史、文學極有造詣；錢稻孫是長于繪畫。三人配合，甚為得體。

1912年8月28日魯迅日記中記錄：“同擬國徽告成，以交范總長。一為十二章，一為旗鑒，并簡章二，共四圖?！?/p>

國徽的圖案為錢稻孫所繪，說明文字出自魯迅手筆。隨著魯迅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錢稻孫和魯迅交往也漸漸地少了，倒是他的叔叔錢玄同又成為魯迅的親密朋友。

1938年5月5日，由李公樸、胡風、光未然、胡繩、金仲華、陽翰笙等人參加的武漢文化界抗敵協會通電全國文化界，嚴厲譴責周作人和錢稻孫：

“請緣鳴鼓而攻之，聲明周作人、錢稻孫及其他參與所謂‘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諸漢奸，應即驅逐我文化界之外，借示精神制裁?！?/p>

這是針對周作人和錢稻孫參加了1938年2月9日由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出面召開，有著日本軍方背景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后，國內文化界對其首次聲討。

在此之前，錢稻孫就已經是北平地區(qū)有數的文化漢奸，日軍占領北平后，北大、清華等校教授、學者及其他文化界知名人士紛紛南下，開展抗敵救國活動。

與之相反，錢稻孫迅速投入日軍的懷抱，連像周作人那樣的“矜持”都沒有表現一下。錢稻孫先后擔任了偽北京大學秘書長、偽北京大學校長、文學院院長，替日本占領者網羅文化界人士，替他們開展奴化教育。

在充當漢奸期間，錢稻孫很多時候與周作人“同臺表演”，如1941年錢稻孫和周作人一起赴日本東京出席“東亞文化協議會”文學部會，并一同前往湯島第一軍醫(yī)院、橫須賀海軍病院慰問在侵華戰(zhàn)爭中負傷的日本傷病人員，周作人還向兩處捐款各500元。

在整個淪陷時期，錢稻孫很“活躍”。他在偽北京大學任職時，曾以偽北京大學校長身份“誘聘”陳寅恪，因為陳寅恪痛斥而遭拒；他還跑到天津想拉攏準備南下的鄭天挺、羅常培、羅庸等，也遭到了嚴詞拒絕。

與此同時，他還積極參加日本侵略者開展的各種“文化活動”，如組建代表團到日本參加“大東亞文學報國會”，在會上，發(fā)表為侵略者歌功頌德的言辭。另外，他還出任過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成立的“華北編譯所”審稿委員、偽華北作家協會委員等職。

錢稻孫的附逆行徑遭到文化界、學術界同人的鄙視，也使他從此身敗名裂，在抗戰(zhàn)勝利以后，錢稻孫與周作人的人生軌跡就極為相似——都被判刑入獄，釋放后從事翻譯工作。1966年，錢稻孫去世。

縱觀錢稻孫一生，盡管他是一位學貫中西的大學問家，更是留下珍品譯作的大翻譯家，但在抗戰(zhàn)時投靠日本侵略者，又是一個喪失了民族氣節(jié)的漢奸，為學界所不齒，為歷史所唾棄，值得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