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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哭過三次：一次是看程硯秋演的《荒山淚》，一次是謝富治之死，一次是看到內參上登的陳景潤的事跡。

江青還有一次哭，就是1972年夏天，江青請一位年輕的美國副教授托維特克，看嘉寶演的《瑞典女王》，影片演完了，眼淚蒙住了江青的眼睛。

江青說：“我非常喜歡嘉寶。她氣質高貴，性格有一點叛逆，她的表演毫不做作，也不夸張，在19世紀資產階級電影中絕對是一流的。”

她因此為美國不頒給嘉寶金像獎而打抱不平。并囑托維特克：

“如果你回到美國，能見到嘉寶，請你把我的話轉告她，我真想發給她一個大獎。”

維特克寫的《紅都女皇——江青同志》中，記錄了不少江青的忽悠、浮夸和吹牛皮。

但對嘉寶，她說的是實話。這是一個很讓人驚詫的實話——樣板戲的指導者，“三突出”的創建者，以造作、夸張、虛假為美的文藝革命旗手，居然會欣賞毫不做作夸張的表演，并且要給一個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女演員發獎！

江青對嘉寶的態度，暴露了她內心深處對于美的另一種看法。這看法曾指導著她早年的演藝事業，并為評論界所認同。這是什么看法呢？

請看看人們對她表演的評價：

15歲時，她主演《湖上的悲劇》，其“自然主義”的表演使“觀眾感動得哭了”。

校長和老師稱贊她是“有成為悲劇演員的天賦”。在此后的表演生涯中，她始終保持著這種“自然主義”。

1935年，江青主演《娜拉》，得到了評論界的一致好評，蘇靈稱贊她是表演與說白的天才，海士稱贊她的動作和表演非常感人，李成說她的表演自然、本色。

江青的言論也為她的審美作了注腳——在出演娜拉一炮走紅之后，她接受記者的采訪，談到當時的女演員，她明確地表示了自己的好惡：

“我最喜歡阮玲玉，的確她是很會演戲，而且能夠扮演的角色很廣。她可以說是中國最有希望的一個女演員。還有王人美那像野貓般的姿態和表情，我也很喜歡。的確，她完全是出于自然的。像陸麗霞那樣，就覺得做作和扭捏了?！?/p>

趣味無爭辯。從江青對同行們演技的評價中，可以看出她的好惡。

這種審美趣味同樣體現在裝束和打扮上。江青不喜歡首飾和化妝。在上海當演員時的藍蘋，不擦粉，不抹胭脂、口紅，

“像鄉下姑娘似的純潔質樸”。

進了北京更是如此。

有人說：“她生活說不上多么奢侈，我沒見她戴過什么首飾，也沒有化妝品，江青穿的衣服也比較簡單，基本是軍裝。不管穿什么衣服，都很得體。”

王光美去印尼訪問，江青建議她不要戴項鏈，固然有忌妒的成分，恐怕也與她的審美有關。

審美觀是生長條件的產物。江青家庭的經濟境況使她沒有條件去追求穿戴，置辦首飾。

她愛美，也只能根據自身的條件：用烏黑發亮的長辮子吸引人，在服裝的得體上下工夫。

回憶文章說，在延安的女性中，江青最會打扮——她把灰土布的軍裝略作修改，就顯出了她的腰身。

審美觀在生長條件中形成，在藝術活動中改變或強化。她飾演的《湖上的悲劇》的女主角素萍，之所以贏得好評，是因為這個角色的遭遇與她有相似之處，素萍之父的專制，對女兒愛情的阻撓，喚起了她對童年生活的回憶——她的父親怎樣專橫，怎樣打母親。

正是這種相類的命運，使她進入了角色。

個人的審美取向與時代主潮密切相關。江青在上海待了四年，這四年給了她毀譽參半的名聲，也給了她成形的審美觀。

在爭主角出風頭、靠男人往上爬、破壞別人家庭的譴責聲中，她離開上海，投奔延安。

但是上海培育起來的審美趣味并沒有灰飛煙滅，就像毛澤東批評她的那些“資產階級生活習慣”一樣，它在這個女人的內心深處潛伏下來。

30年后，她成了“文藝革命的旗手”，她高揚“革命英雄主義”，塑造著“高大全”的英雄，在崇高的審美旗號下，炮制著“偽崇高”。然而，回到釣魚臺，她卻要在西方電影中重溫自然本色。

審美是多樣的、變化的，同一個人，發達而得意于廟堂，失意而寄心于田園。但無論多么復雜多樣，變化多端，都會統一于同一個體之中。

江青的特異之處在于，她的多樣是隱蔽的，她明里要“大江東去”，暗里要“小橋流水”。她的變化是晝夜交替的，白天要虛偽造作的“高大全”，晚上要“毫不做作，也不夸張”的嘉寶。

江青審美的兩面性，與我們常說的雙面人、兩面派是一樣的。它并不是人格的分裂，而是出于政治功利的冷靜計算。

江青請維特克觀看《紅燈記》，演到李玉和探望獄中母親的一場戲時，江青向她解釋：

“邏輯上李玉和的頭發衣服應該是又臟又亂的，但考慮到他馬上要成為烈士，我們讓他的形象較整潔，因為他代表的是高貴的形象，我們不追求自然主義?！?/p>

江青的這番話說明兩個問題：第一，在她的心目中，自然主義就是生活邏輯，就是真實性。第二，為了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她必須犧牲生活邏輯，犧牲真實性。換句話說，在政治功利面前，一切都得讓路，包括她個人的審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