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在上海某律所從業十余年，從助理律師一路升至合伙人，現居美國繼續出庭律師工作。她也是一名擁有十幾萬粉絲的非盈利公眾號運營者。當然，她有一個更加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一位在十多年間陸續迎來六個孩子的母親。從黃浦江畔到海外發展，楊太太的職業路徑在拓寬，本身的見識和成績在不斷疊加。這個過程中，她同時養育了六個孩子。

我們請她回顧了這段人生旅程。

一、 從 “計劃” 到 “信心”

楊太太的六個孩子，分別是四個女孩和兩個男孩，在他們中，最大的是13歲，最小的只有1個多月。第一個孩子符合最初步入婚姻后的計劃，但隨后楊太太經歷兩次宮外孕切除一側輸卵管，醫生判斷她自然受孕的概率極低，所以當發現懷上老二時，連主治醫生都稱之為“醫學奇跡”。楊太太說，當時兒女雙全，已經感覺非常滿足。

接下來，從老三到老六，四個孩子均屬于“未在計劃中的懷孕”也是“已經避孕后的意外”。楊太太相信，孩子是上天的禮物。每次得知懷孕，夫妻二人也會有困惑和疑慮，因為每多一個孩子，家庭生活、工作重心都需要諸多調整，但最終夫妻二人都決定愿意懷著信心去迎接這份禮物。

此外，她自己也在這個過程中一直在思考“真實”和“永恒”——什么是真實的，什么又是和永恒有關的。作為一名專業的資深刑事律師，她見過人世間的人情冷暖，也接觸過各類人群。她回憶說，過去很多客戶都是民營企業家，不少擁有“財富自由”的資產量級，卻因意外深陷囹圄，財富都瞬間歸零。有一個當事人和她說：“出去以后想多生幾個孩子，因為現在才知道，錢說沒就沒了，但孩子是你的就是你的，是別人奪不去的。”

二、家庭關系

楊太太說，自己不是一個天生就喜愛孩子的人，但是有人鼓勵她說，并不一定要“先愛孩子，再有孩子”，相反，大部分的時候都是“先有孩子，再愛孩子”的。所以盡管自己愛孩子的愛心有限，但每次家庭迎來新生兒，也仍然有說不盡的快樂和滿足。

并且六個孩子的養育過程讓她重新認識了婚姻。孩子們就像一面面鏡子，映照出夫妻雙方的性格特質。比如女兒們挑食的習慣像她，而楊先生總是能用幽默調侃的方式來讓她們來幫她們保持飲食營養；兒子慢悠悠的個性則像爸爸，但因為愛兒子，所以就更包容了先生——這種日常互動深化了夫妻之間彼此的理解。

育兒方式上，楊太太經歷了從最初一兩個孩子的”補償式養育"，到如今的"自然平衡"。只有一兩個孩子的時候，她會因工作忙碌而愧疚，常常用購買物品來彌補陪伴上的缺失。但隨著孩子增多，孩子們學會了自主玩耍、互相陪伴，夫妻二人也一同建立了更好的家庭秩序，從中從焦慮中解脫。

楊太太與先生建立起靈活互補的協作模式，家里的大原則就是“彼此幫助，彼此補足”：當楊先生因全職工作特別忙碌時，楊太太選擇在家工作，照顧孩子，但同時楊先生也會幫補家務；而當楊太太因為開庭需要全心工作時，楊先生則承擔了照顧孩子，洗衣做飯的全部家務，但楊太太也會關心孩子學業——他們沒有固定的 “主內主外” 劃分，而是靈活補位。

三、育兒環境

作為在東西方都有過育兒經歷的母親，楊太太對兩地的育兒環境差異有一定的觀察。她說真正的“育兒友好”都體現在日常細節中。

在教育資源方面，她分享了一個例子，在上海生活時，因為多子女家庭的接送困難，她為了讓孩子上同一所學校，由于沒有政策配套，不得不輾轉于搖號、插班和搬家之間，過程大為周折。到了美國以后，發現美國的學校對于多子女家庭確實有更多便利措施，例如美國的公立學校配有覆蓋廣泛的校車系統，校車直接開到家門口接送孩子；而美國的私立學校也不需要搖號，孩子可以“一校同讀”，對多子女家庭顯然是極為便利的。

中美的教育理念也有差異。楊太太舉例說，孩子們在國內時教學節奏快、壓力大，強調父母晚間的陪伴，更多是基于獨生子女家庭結構設計，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孩子自主學習的興趣與動力。不過她強調，這并非是簡單的評判孰優孰劣——美國教育同樣存在諸多問題。但高壓競爭環境下，孩子對知識的好奇心容易被消磨是很令人遺憾的。AI時代，培養孩子的學習自主性遠比灌輸固定知識更重要。

除此之外，她也提到了公共設施的設計。很多國家的公共設施設計充分考慮了多子女家庭的需求：寬敞的母嬰室、完善的無障礙通道、分區合理的兒童活動區。中國現在也在不斷進步，基礎設施建設越來越好，但是多子女家庭的不便還是比較明顯，她回憶每次帶孩子外出都不太方便，母嬰室、無障礙設施，都很影響帶娃的體驗。

四、職場困境

“如果生育一個孩子就會被辭退，可能說明企業做事不當，但也可能說明當事人缺乏核心競爭力。”——楊太太說這句話并不是在表現傲慢，而是她面對實際的社會現實情況后的一種思考和自省。因為我們可能一時無法改變這個世界，但是我們隨時都可以改變自己。

她不是沒有經歷過“母職懲罰”。在最初求職時，她也曾因為”已婚未育”的身份受到HR的隱性質疑。但在有了十幾年工作經驗后，她也有即便挺著明顯的孕肚參加面試，招聘方也始終專注于她的專業能力的過程。她分享在美國的招聘方溝通內容絲毫不涉及她的個人婚育情況，這種純粹的職場環境讓她感受到尊重，也讓她看到了未來中國職場平等的可能性。

楊太太很犀利，“中國女性四個月的產假看似優待，但男性僅有十天的陪產假，這種政策實質上是在強化傳統的性別分工，反而加劇了職場對女性的歧視。”相比之下，海外很多國家男女同等的產假，從制度層面消解雇傭時的性別考量。

“實現職場平等，當然希望企業可以承擔社會責任，但作為女性自己，也需要提升自身的專業和能力。”很多女性會把個人事業停滯完完全全歸咎于養育孩子，這是楊太太所不贊同的，“比如很多男性沒有生育孩子，他們的事業也沒有很成功。”

楊太太認為孩子幫助她獲得了更強的同理心——這對刑事辯護律師是極為重要的核心能力。并且在生養過程中培養的多任務處理能力和責任感，也使她的專業和個人能力越來越強。她舉例，“照顧六個孩子，讓我掌握了高效工作的方法，直接提升專業效率；而律師的邏輯思維與溝通能力，又讓我在教育中更懂得把握重點。”

對話的最后，這位六孩媽媽、中美刑事律師、生活博主，也反問了一些問題：我們很多女性都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最好狀態，但是這個社會是否為愿意生育的女性、為期待孩子的家庭，準備了足夠的支持？國家都在開始鼓勵生育，然而在我們的身邊，何時才能真正形成生育友好、女性友好社會環境？

“我非常堅信，我的孩子們是我生命中最珍貴的產業。”楊太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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