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生態環境法典是全面實施憲法規定、原則和精神的體現

焦洪昌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國務院參事

來源： 法治日報 2025年10月28日 08:49

生態環境法典編纂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法治工程。它不僅是環境法律制度體系的自我完善，更是一次深刻的憲法實踐，是新時代背景下對憲法精神的全面貫徹與生動詮釋。其重大意義遠超部門法范疇，深植于國家治理與文明演進的宏闊圖景之中。

法典化是對國家根本法義務的履行與憲法秩序的具象化

　　從憲法學視角觀之，生態環境法典的制定是憲法從“文本規范”走向“生活規范”的關鍵一躍，體現了對憲法精神的虔誠信守與體系化實施。

首先，這是對“國家根本任務”與“國家目標條款”的制度性回應。我國憲法序言將“生態文明”納入文明譜系，確立了“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國家根本任務。同時，憲法第九條、第二十六條等條款，明確了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屬以及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的責任。這些條款共同構成了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生態文明憲法規范群”。它們并非僅是政治宣示，而是約束所有公權力機關的“客觀法秩序”。立法機關作為首要的憲法實施主體，負有通過立法將憲法規范具體化的義務。編纂一部統攬全局的生態環境法典，正是立法機關履行其“憲法實施責任”最系統、最集中的體現，是將憲法層面的國家目標，轉化為可操作、可司法、可問責的法律制度的核心載體。

其次，這體現了對“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理念的憲法確認與法權化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核心理念，已通過憲法修正案及國家根本任務的確立，上升為具有憲法位階的價值觀。法典化進程，正是將這一抽象的憲法理念，通過權利、義務、責任的精細配置，轉化為調整社會關系與人與自然關系的具體法律規范。它旨在構建一種全新的法權秩序，在這一秩序中，生態價值不再是經濟發展的附屬品，而是與經濟價值、社會價值同等重要、需要法律予以均衡保護的基本價值。這標志著我國憲法從傳統的“人—人”關系、“國家—公民”關系，向涵蓋“人—自然”關系的現代憲法觀演進，是對憲法精神的時代化拓展。

最后，這契合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憲法原則。生態環境事關全民福祉與代際正義。法典編纂過程本身，就是一次廣泛的民主立法實踐，通過公開征求意見、專家論證、基層調研等形式，匯聚民智、反映民意。法典內容中，對公眾的環境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以及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強化，正是將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原則的具體化。

法典化是學科成熟與體系化治理的必然要求

　　環境法學經過數十年發展，已從邊緣走向主流，其內在的體系化需求呼喚法典的誕生。此次編纂充分吸收了環境法學研究的最新成果。

首先，它致力于克服“立法碎片化”與“規范沖突”的頑疾。長期以來，以環境保護法為基本法，數十部單行法并存的模式，雖成效顯著，但也導致了規則交叉、重復、空白乃至沖突。根據立法學中的“法律體系融貫性”原理，法典化的核心優勢在于通過“總—分”結構，實現價值融貫、原則統一和邏輯自洽。參考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生態環境法典草案的說明所指出的“追求‘形式法典’與‘實質法典’的統合”，編纂工作正是要通過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在總則編確立生態優先、預防為主、綜合治理、公眾參與、損害擔責等基本原則，統領各分編，從而形成一個內部和諧、外部周延的規范體系，實現環境治理從“分要素管理”向“生態系統性治理”的法理躍升。

其次，它確認并升華了環境法的特有原則與制度。法典將“風險預防原則”提升至與“損害預防原則”并重甚至更為優先的地位，回應了當前復雜生態環境風險的不確定性特征。它系統整合了“環境空間管控”制度，將生態保護紅線、自然保護地域、國土空間規劃等實踐探索，上升為法典中的剛性約束，體現了環境法學對“空間維權”理論的吸收與發展。同時，法典注重運用“多元共治”的調整方法，綜合運用行政規制、市場激勵（如碳排放權交易）、民事賠償（如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等多種法律工具，構建了公私法交融的綜合性治理框架。

最后，它體現了對“生態利益”獨立法律地位的承認與保護。法典不再僅僅將環境視為人類財產權的客體或行政管理對象，而是通過設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等制度，承認生態系統本身具有獨立于個人經濟利益的價值（即“生態利益”），并賦予其法律上的可救濟性。這是環境法學理論在立法上的重大突破，是對傳統民法與行政法理念的革新。

法典化是立法技術與治理效能的一次革命性提升

　　從立法學角度看，生態環境法典的編纂是一次立法理念、技術與能力的全面升級。

首先，它采用了“適度法典化”的先進模式。面對生態環境領域變動不居的特性，法典編纂并未追求一成不變的“封閉法典”，而是采取了“提取公因式”與“分編編纂”相結合的“適度法典化”路徑。這在關于生態環境法典草案的說明中體現為“既保持法典的穩定性，又為未來發展預留空間”的思路。總則編規定具有普遍性和穩定性的基本原則與制度，各分編（污染防治、自然生態保護、綠色低碳發展等）則可根據實踐需要和發展趨勢進行動態調整與完善。這種模式兼具法典的體系性優勢與單行法的靈活性，是立法科學性的體現。

其次，它顯著提升了法律的可預見性與實施效能。一部統一、權威、清晰的法典，為市場主體、執法機構和司法部門提供了明確的行為指引和裁判依據，能夠有效降低法律適用的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它通過“一攬子”解決方案，避免了執法中的選擇性適用和“監管套利”，使“同案同判”成為可能，極大地提升了環境法治的權威和公信力。

最后，它推動了國家治理體系的系統重塑。法典通過厘清各類主體責任，整合監管職能，構建了權責統一、權威高效的生態環境監管體制。它將實踐中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如河湖長制、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等）的法律地位予以明確和鞏固，實現了改革決策與立法決策的有機統一，推動了環境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轉型。

綜上所述，制定生態環境法典，其意義重大而深遠：

　　在法理上，它完成了從憲法精神到部門法秩序的體系性建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在實踐上，它為“美麗中國”建設和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提供了最堅實的法治保障。在全球視野上，它為解決全球性環境問題貢獻了“中國方案”，展現了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的中國智慧與中國決心。

　　征程萬里風正勁，重任千鈞再出發。讓我們共同期待并推動這部奠基性的法典早日出臺，讓憲法的生態文明精神，通過法典的權威與光輝，照亮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之路，為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強國，筑牢萬世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