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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科學社會學家默頓（Robert King Merton，1910—2003）有一句名片式名言：承認是科學界的硬通貨。渴望獲得承認是科學共同體的最強內驅力。獲得承認的基礎是科學發現的優先權，每一項被承認的成果進一步又構成了個體的學術資本，這種個人在微觀層面上追求優先權與積累學術資本的私利行為，在宏觀上促成了科技活動在整個社會中的蓬勃發展與科研成果的紛紛涌現。在科技知識生產與獲得社會承認的學術鏈條上，“承認”是關鍵的一環。

隨著時代發展，如果作為驅動力的承認機制發生扭曲，那么，這種扭曲將會給科學場域帶來哪些變化？科學共同體中的成員面對扭曲的承認機制將會采取哪些行為？這種變化對社會的影響將如何呈現？

這些問題在默頓生活的時代并不嚴峻，因此也并沒有引起他及相關研究者的注意，更談不上對此進行深挖，然而在全球科技界日益內卷的當下，因承認的扭曲引發的后續連鎖反應是時候關注了，因為其事關科技評價體系與激勵政策是否能正常運轉以及人員的流動。

承認的扭曲與科學場域中四種效應

科技作為一種社會建制，在當代其人員規模與資源投入日益龐大，在科技治理模式與組織架構形式的多輪演變中，科技活動的復雜程度已經與小科學時代不可同日而語。回到科學場域中的一個個具體的科研人員，他們分散在不同的學科領域為了獲得承認在不懈努力，都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夠被公平對待。

然而由于歷史的、文化的、認知的以及機遇等因素的影響，某項同質量/同級別的成果由于偏見所獲得的社會承認天差地別。長此以往，每一次承認的扭曲累積到最后，會嚴重增加/削減個人積攢的學術資本存量，這就是默頓在馬太效應中提到的兩種情形：

優勢累積（馬太效應1）與劣勢累積（馬太效應2）。承認的扭曲不僅會給個人帶來挫敗感，還會造成整個科技場域陷入日益嚴重的效率損失與資源浪費困境。其長久影響見圖1。

圖1 承認扭曲及其引發的社會后果

在科學場域中，與承認有關的效應有四種，分別是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韋泰姆效應（Wehttam Effect）、波敦克效應（Podunk Effect）和努道普效應（Knudop Effect）。

馬太效應最先由美國科學社會學家默頓在1968年提出，用來說明在某一專業領域中“贏家通吃”的滾雪球現象，這一效應也是最為公眾熟悉的。

其他三種效應則是由另一位美國科學社會學家加斯頓（Jerry Gaston）提出的，加斯頓在其1978年出版的《科學的社會運行》一書中，以馬太效應作為理論出發點和論證的基礎，分析了研究者所處機構的學術聲望與科學家獲得承認與獎勵失配的場景，為了清晰展示這四種效應與承認、獎勵分配之間的關系，筆者構建了四象限承認與獎勵分布圖，見圖2。

關于四種效應的含義，馬太效應不再贅述，韋泰姆效應是指在高聲望的學術組織或機構中，科學家沒有獲得與其成果水平相當的承認，久而久之，其學術資本的積累受損，逐漸會被邊緣化，這些人也常被視為科學世界里的“失敗者”。

波敦克效應和努道普效應都是發生在學術聲望較低的科研組織或機構中。波敦克效應是指在低聲望機構中不能獲得應有的承認和獎勵分配的科學家。

努道普效應則是指在低聲望機構中工作的科學家獲得了多于他們應得的同行承認和獎勵。

這四種效應早已深度融入當下科學場域的每個角落，即便做出同樣水平的科研成果，有的人就能獲得超額獎勵（馬太效應與努道普效應），而有的人卻得不到應有的承認（韋泰姆效應和波敦克效應）——這種承認與分配的扭曲嚴重挫傷了科研工作者的積極性。

圖2 四象限法承認與獎勵分布圖。橫軸代表科研組織或機構聲望水平的高低，縱軸代表科學家獲得承認與獎勵的多少

客觀地說，承認是一項非常復雜的認知判斷活動，承認所錨定的學術資本構成要件很容易受到各種偏見的影響，這就導致絕對客觀公正的承認是不可能的，管理層面所能做的只能是最大限度上提高承認的公平性。

筆者多年前曾撰文指出，個體學術資本總量是狹義學術資本與社會資本的總和。拋開社會資本不談，僅就狹義學術資本而言，其涵蓋四部分內容，即狹義學術資本=天賦資本+地域資本+機構聲望資本+學術成果資本，這四項要素中除了個人的天賦資本外，其他三項在認定過程中都存在潛在的偏見，如地區發達與否（地域資本）、機構聲望如何（聲望資本）、學術論文刊發何處（頂刊與否）等。

從這個意義上說，想要實現完全客觀的承認僅存在理論可能，盡量削減主觀層面的承認偏見才是關鍵。

令人遺憾的是，削弱偏見的嘗試沒有好轉跡象，反而是承認的扭曲正在以肉眼可見的方式惡化。想想各類學術機構對于應聘者背景出身、成果刊發頂刊情況與人才“帽子”的高度關注就是明證。最近五年國家最高管理部門大力推動“去四唯/去五唯”就是為了糾正日益普遍的承認扭曲現象。承認-獎勵體系作為科學活動在微觀層面的主要驅動機制，其承認扭曲正在淪為抑制科研工作者激情與創造力持續發揮的“陷阱”。

那么為了獲得應得的承認和公平的獎勵分配，科學場域內發生的學術遷徙可以看作是一種為了拯救承認而進行的自救與抗爭。

如韋泰姆效應，即那些在高聲望機構做出同樣工作卻沒有得到相應承認的人，可以通過向其他研究機構流動從而實現承認與收益的公平化；再引申一步，韋泰姆效應形成的機制可以看作是馬太效應之優勢累積所造成的承認扭曲的必然結果，正如民間所謂的“大樹底下無喬木”，當所有的承認和獎勵都被大樹占據了，小樹自然得不到所需的陽光與養分，當然無法長大了。

同理通過學術遷徙這一路徑則可以避開“大樹”對陽光與養分的獨享。

承認的扭曲會導致長期主義與耐心資本退場

承認之所以在科學場域內能夠發揮如此強大的行為引導功能，其深層原因在于，承認在個人學術資本積累過程中具有三重獨特功能：

其一，對科學發現優先權提供確權的功能；其二，對普通學術資本提供認證與確認的功能；其三，對不同學術資本進行分類與轉化的功能。

優先權的確認是科學界最重要的承認，但這類成果占比很小；對于那些普通研究成果的確認則是承認的主要部分，如對發表文章質量與水平的確認等，這類成果正是科研人員積攢學術資本的主要構成部分，也是耐心資本帶來的長期收益的基礎所在。至于分類與轉化功能，則是承認機制在當代演化出來的新功能，涉及對個人能力的認可程度、成果質量的分級認定等，如果該項功能出現扭曲，那么科研人員的所有成果都會大打折扣，導致學者積攢的學術資本大幅貶值，從而影響科研人員學術資本積累的總量。

要在學術界生存，往往需要依賴個人所積攢的學術資本總量參與交換的資源與機會，在承認扭曲的環境中，這就會導致有的人積攢的學術資本可能被高估，而有的人的學術資本由于低承認度（分類功能）而可能被低估，進而導致個人收益受損。這不僅是對個人工作價值的消解，還直接影響到個人生存基礎。不難認識到，科研生態環境的惡化往往就是由具體的個體境況變差累積導致的。

知識生產是需要時間的，為了取得高質量成果，科技界通常奉行長期主義，如果承認機制出現制度性扭曲勢必導致不少人積攢的學術資本得不到合理公平的承認，進一步誘發科研人員的利益與處境長期受損，甚至堅持的時間越久其蒙受的損失就越大。作為理性人，這種情況是不能接受的，放棄的結果就是長期主義信念的破產。為了對沖因承認機制扭曲所造成的損失，短期主義策略與通過學術遷徙及時變現就成為一種理性的對沖機制。

當下科技界人員的流動趨勢以及個別學者獲得承認后的學術陣地遷移多是這種情形的現實映射，這無可厚非。如果學術市場比較成熟，這種遷徙和流動便可以部分消解承認機制的制度性不足，并縮小各地存在的知識梯度差，有利于知識存量少的地區接納那些由于承認扭曲導致的“出逃者”。

不僅知識生產需要時間，獲得充分承認也需要時間，這要求從業者持之以恒、不急不躁，這便是為了獲得充分承認所必須付出的耐心資本。所謂耐心資本原本是經濟領域的一個概念，意指在影響力投資領域的一種具有遠見的投入，與優先考慮短期回報的傳統投資策略不同，耐心資本的特點是愿意等待更長的時間接受較低的物質回報以換取更高的社會影響。

如果承認機制扭曲，那么耐心資本將既可能遭遇收益的持續降低，又可能面臨聲譽和影響力的持續減弱甚至出現“雙殺”現象。這種雙輸的局面注定會讓耐心資本退場，而耐心資本與長期主義往往相伴而行，長期主義也將在這種短視的環境下不復存在。

健康的承認機制能夠最大程度調控扭曲的幅度，使承認的扭曲最小化，致力于使每個人都能獲得與之成就相匹配的公平承認，那么長期主義與耐心資本將會為科學場域內的每個人提供穩定的預期，從而使之成為一種標準的行為模式。曾有研究指出，耐心資本能夠幫助個體順利度過職業生涯的培育期，那些有耐心資本支持的個體通常比由不穩定資金支持的個體更具有彈性。

-本文刊載于《世界科學》雜志2025年第10期“洞見”欄目；文章作者李俠是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谷昭逸是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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