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農業農村部召開全國會議，專題部署鄉村工匠培育與脫貧人口務工就業的“兩穩一防”工作。會議傳遞的信號明確而迫切：必須穩住脫貧人口的務工規模和收入，防止因失業導致規模性返貧。

然而，當我們為農業農村部的努力點贊之余，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必須被直面：將防止數千萬農民規模性返鄉返貧的重任，主要壓在農業農村部的肩上，是否搞錯了問題的關鍵？

一、農業農村部：悲壯的“堤壩修葺工”

必須承認，農業農村部在會議上部署的“鄉村工匠培育”、“就業幫扶車間”、“公益性崗位”等一系列舉措，是必要且充滿善意的。這些政策如同在鄉村修筑一道道堤壩，旨在為可能出現的返鄉潮提供緩沖，為最困難的群體提供最后的兜底保障。

這些措施能解決局部問題，能在風浪較小時穩住局面。但是，如果我們將農民返鄉問題比作洪水，那么農業農村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下游”修堤壩。而洪水的源頭，卻是在“上游”——城市經濟的活力和就業崗位的容量。

當一個依靠數億農民工支撐起來的“世界工廠”出現就業崗位收縮時，任何鄉村層面的微觀努力，在宏觀趨勢面前都顯得杯水車薪。鄉村特色產業的市場承載力、就業幫扶車間的利潤空間，根本無法承接由宏觀經濟波動所驅動的、千萬量級的返鄉人潮。

二、問題的根源：民營經濟的“就業引擎”在失速

真正決定農民是否會“規模性返鄉”的，不是農業農村部開了多少會，而是城市里作為就業主力軍的民營企業，是否還有信心和能力在大量招工。

一個毋庸置疑的經濟常識是：民營企業貢獻了中國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他們是吸納就業絕對的主渠道，是農民工進城安身立命的真正依托。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近年來一系列看似“單點發力”的整頓政策，以及“國進民退”趨勢所帶來的市場疑慮，其產生的“合成謬誤”效應，正在持續削弱民營企業的就業吸納能力。

· 環保風暴在提升環境質量的同時，也關停了大量抗風險能力弱、但吸納就業能力強的中小民營作坊。

· “一刀切”的城管執法，驅趕了由民營個體戶構成的、充滿煙火氣的地攤經濟。

· 對教培等行業的整肅，讓一個數百萬從業者的民營行業幾乎瞬間萎縮。

· 禁酒令、緊縮會展會議等政策，則波及了酒店、餐飲、禮品等由民營企業主導的長長產業鏈。

更深遠的影響在于“國進民退”的經濟模式回潮。當市場資源、信貸額度和發展機會更系統地流向國有企業時，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和發展信心就會受到擠壓。每一項單一的調控政策，其出發點或許都無可指摘，但當它們與所有制偏見疊加、剛性執行時，其綜合效應就如同給中國經濟的“就業心臟”——民營經濟——進行了一次“化療”，在殺死癌細胞的同時，也大量殺死了健康的細胞。其結果，就是城市這臺最重要的“就業吸納器”出現了功率下降。

三、唯一的解決之道：修復民營經濟的“就業心臟”

從全球城市化的普遍規律來看，已經進城的農民，一旦真正融入城市，基本上不可能再回到鄉村尋求發展。中國的政策制定者之所以格外強調“防止規模性返鄉”，并竭力保留農村的“退路”，本質上是出于對龐大人口基數可能引發社會風險的深度憂慮，是一種底線思維。

但是，一個現代化的治理體系，不能永遠依賴“保留退路”的消極防御，而必須建立起“筑實前路”的積極進攻戰略。這條“前路”，就是讓民營經濟重新煥發活力，持續保持強大的就業創造能力。

這要求我們的政策重心必須實現根本性的、甚至是顛覆性的轉變：

1. 必須從戰略上明確：保護民營企業就是保護絕大多數就業。 要盡快扭轉“國進民退”的趨勢，而應努力履行“國民并進”的政治宣言，打破所有制的枷鎖，在市場監管、資源獲取、融資信貸等方面，真正實現國企和民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

2. 停止“運動式治理”，轉向“精細化調控”。任何一項經濟政策的出臺， 都必須進行強制性的就業影響評估。用“設置緩沖期”、“提供轉型支持”代替“一刀切”的關停，給絕大多數身為民營企業的小微企業喘息和適應的空間。

3. 將資源傾注于打通農民工市民化的“最后一公里”。 加快推進戶籍改革、提供可支付的住房、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只有當農民工能真正在城市“留下來”、“住得下”，他們才不會成為往返于城鄉之間的“流民”，農村的土地也才能從“社會保障工具”回歸為“生產要素”。

結語

農業農村部的努力值得尊敬，他們是在為整個經濟體“查漏補缺”。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他們無法獨立打贏這場“就業保衛戰”。

解決農民規模性返鄉返貧問題的鑰匙，從來就不僅僅在村里的幫扶車間，而是在于能否重振城市的民營經濟。歷史的彎路已經走過，空洞的爭論也已進行多次。現在，是時候用最大的決心和勇氣，回到常識上來： 讓市場的歸于市場，讓民營企業在公平的土壤中健康成長。

修復好民營經濟這臺最主要的“就業發動機”，才是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最可靠、也是最根本的解決之道。

作者 | 吳必虎 DeepSeek

編輯 | 周晴

圖源 | 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