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華》2017年剛上映的時候被看作是批判電影，到了2025年，經過一些有心人的解讀又走向另一個極端，成了隱喻真實歷史的神作，馮版《讓子彈飛》，而且這種解讀帶著一種說不清道不明但“懂得都懂”的玄乎，也越過了公平、特權這些具體問題，圍繞電影《芳華》的觀看變成一種可互動的歷史解謎游戲，影樓cosplay。

顯然，這些解讀成為了某些人的政治壓意下的一個表達出口。正如在經濟較快發展，在patriarchal政府依然有其歷史慣性的年代，掌握話語權的企業和個人需要逐利，因此也必然需要對于自由、對于放松管制的輿論鋪墊。

《芳華》解讀視頻里，觀眾想借某種身份重返歷史，承受某種重大使命、變革和失敗，因為需要帶著這種人為的悲愴、不平的情緒進入歷史才能化身為一個有參與感的旁觀者。同時將“失敗”標記為某種歷史的偶然，而不是更真實的此路不通。

那可以理解為這是對共同體合法性基礎的敘事權的一次重新的挖掘，一次試探性的爭奪嗎？當然也不是，只是過家家罷了，真實的六七十年代跟現在各方面的差異大到難以想象。

按照英美的標準的現代化模式，中國那時候直接跳過了西方發展了幾百年資產階級民主階段，跳過了自由個體在市民社會里發育成長的過程，完全由一個集體性的統御力量進行資源配置，所以公平、平等的價值就跳過了商品—貨幣作為某種同質中介的形態而表現為社會身份的直接的沖突，而國家也無法在其中扮演一個居中調和的角色，而是直接成為沖突的中心。

簡單來說，很多現在看似理所當然的東西，那時候就是異想天開，門都沒有。

高度計劃性和動員化的模式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尚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國家的生存發展資源是極度匱乏的，沒有辦法從從容容，如果先以自由主義為原則發育市民社會，那么伴隨而來的分化會摧毀新生的共同體，所以其實是一個死局，只能看著調節，見步走步，直至接入國際資源和市場體系才把局面盤活。所以從意識形態、從價值觀上去批判那個時代或者為其招魂都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現在的視角、判斷尺度、我們的感受也是在更晚近的歷史中生成的，基于我們對現實的片面而有限的把握，并不是一個固定的，我們只能是歷史之子。歷史完全可能是斷裂的，可以對這種敏感的斷裂帶進行操作，用一個理論進行縫合使其變得絲滑、可享用，于是有了扭曲的“中華本來優秀論”。

通過造萸論進行公共表達已經是某種常態了。電影《芳華》被過度解讀，吃瓜蒙主批清，還有對于吸毒記錄封存等熱點事件并不是分散孤立的，它們顯然都有關聯，甚至可以窺見相似的輿論方向，反映了現階段的集體情緒某種面貌，或許是對主流的、宏大敘事的反叛、憤怒和不滿。

這不需要很明確的自覺，面對某個議題，你為什么會這樣那樣覺得，為什么會相信這是對的那是錯的，這些都是來自現實的，是在真實的社會交往和跟各種物質力量互動中發生的。

吸毒記錄封存的討論背后是制度、規則是否值得信任的問題，同樣也是對于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有沒有資格參與資源分配的焦慮，往往假定了存量競爭大環境下的可以實施更嚴格的道德篩選標準。

大清卑劣論的潛臺詞就是我們本可以發展得更好。表面上看是說過去幾百年，但更重要的是對歷史的解讀所發生的年代，也就是當下這個全球化形勢變化的環境下，還有沒有別的出路，還能不能擺脫內卷。

奇特的是，很多人熱衷于西方偷了中國的技術和文化這種敘事，這就是非常倒錯和自我矮化的，實際上大家都知道是中國偷了西方的技術，然后才有現代化工業化，但是硬要說成反過來，就相當于一個奴仆偷了主人的東西，然后硬要說成是主人的東西本來就是他自己的。

這種邏輯表面是民族自信，實際上就把交流和學習定義為偷竊，是卑劣不懷好意的，然后強烈排斥，包含著強烈的自污的意愿，甚至是將主流的愛國主義進行極端化，然后自我恥辱化、妖魔化，對西方的歷史目的論照貓畫虎，這些人在思考具體的問題的時候只能用對手的敘事和思維去反駁。

很多吃瓜群眾并不是完全被動地相信某些博主的話，他們知道這只是游戲，并且自覺地加入這個界定敵我內外的游戲，那只是個把火燒起來的引子，本身可以被當成一個解構主流、反權威的敘事來把握。

問題在于，為什么人們選擇去擁抱這么一種明顯有問題，且和正統敘事有相當出入的歷史敘事。

或許這恰恰是某種理性的判斷的結果，反官方反主流反常態反普世價值恰恰是其本質，也就是出于對于過去幾十年的國際秩序的變動，及其必然伴隨的政治經濟危機的強烈預感的文化反應或者意識形態騷動，這時候確實沒有一種替代性的普遍敘事去補位，所以很多人本能選擇一種更正確的更有凝聚感的敘事，進行自我純化——創造對種族和血緣的崇拜。

讓一個絕對的外部邪惡——清，來承擔近代史的苦難與挫折，這是最安全的。清的原罪是什么，對內欺壓漢人，對外競爭沒能爭取利益和發展機會，錯過了大爭之世，同時，它還是某種內部的矛盾，內部敵人。

春江水暖鴨先知，但是當變化的跡象出現的時候，大部分人的反應不是反思和質疑自己生存的總體性，而是會在原有的慣性驅動下尋找新的方向，從而維持欲望再生產，或者說階級上升的希望，當西式進化的成功之路出現某種裂痕，這就產生了符號缺位，這種空缺造成的精神焦慮需要找到新的替代性敘事，于是大批人從看向西方轉向看向東方，把過去所謂洼地抬升為珠穆朗瑪峰。

這固然是對著歷史符號展開意淫，我本來就是巔峰，西方的東西原本就是偷的，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日益普遍的失望和期待在試圖突破舊有的范式，為自己尋找某種文化形式進行表達。這種情緒還可以理解為對另一種可能性的偏執的病態的迷戀。它的基本姿態是質疑，已經有了某種朦朧的模糊的否定性，但是馬上擁抱了一種更加非理性的倒退的史觀。

你倒退一步，我要超前倒退兩步三步。鬧大？無所謂，我就是要表達，通過可能越界的表達來體現我的叛逆，就是要通過這種極端而又在安全線附近的主張，來制造某種讓“parent”不得不加以關注和干預的緊急情態。

這幾個發泄點沒有成為一個大的宣泄口，某種意義上也是因為太偏太怪太小眾了，有點病急亂投醫，沒能突破算法繭房。但客觀世界確實在醞釀變化，集體情緒確實在尋找自己的位置以及一種更精確的結構性的表達，因此在可以預見接下來還會有相似的議題成為新的焦點，但歷史已不需要重復同樣的錯誤。

21世紀即將過去四分之一，在2025年回望作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舊中國生活的人，他們其實并不知道會向何處去，更不知道自己身在一個怎么樣世界漩渦、怎樣的歷史節點，他們的精神生活似乎應該是貧瘠的，但我們看到的是野蠻而寬闊的志氣，樸素的抗爭意識，濃郁的愛與恨，精神的因素反而更為活躍，要將自己變化革新，提高到新的形態。

與其對著那些被哄抬的符號意淫，幻想我本是巔峰，不如真切理解歷史中的斷裂，斷裂中艱難的匍匐、摸索、攀登。